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区域经济的影响因素

区域经济是一种具有区域特色的国民经济，既有一般综合性国民经济特性，又有区域的特征。因此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既有国民经济发展要素，又有区域构成的特有要素。区域经济的构成要素是存在于区域之中的经济发展要素，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要素，如区域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和人口素质、民族特点等，具体可理解为自然资源、人口、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市场、组织管理及产业结构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地区的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要素在区域间不仅数量上而且质量上差异较大，且在发展中会发生变化，有些要素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如人口、劳动力、资金等会由低效益地区流向高效益地区。资本总是从高工资区域向低工资区域流动，即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活动，供给不发达地区原材料或购买不发达地区的产品与原材料，这有利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但劳动力从低工资区向高工资区流动，即由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将不利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这种市场力量的作用效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不发达地区资金市场的健全、发达地区劳动力的饱和等，这种效应明显降低。同时发达地区的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变革也会随着区域的交通、信息行业的发展，使波及不发达地区的效果增强。
国家根据不同发展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所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也是不可忽视的区域经济发展因素。一个国家不仅要关心国家的整体利益，也要关心区域利益。国家按公平和效率原则，在经济不同发展时期采取不同的区域政策。如为了贯彻公平原则，国家采取区域均衡发展政策，即不考虑区域间资源、人口、劳动力素质、历史发展基础、资金、技术等差别，采取同样的发展方针，其结果是人为地拉平了整个国家各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国家按效率原则，采取不均衡发展政策，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有利，但扩大了区域间差距。一般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处于初级阶段时，国家为了追求全国经济的最大限度增长，采取的是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将投资集中于条件优越的发达地区，政策制定也有利于发达地区。随着国家总体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差异逐渐扩大，国家追求的目标转为公平福利，投资转向不发达地区，政策制定也偏向不发达地区，减慢了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缩小了区域间差异。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因素作用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互相联系的。因此需要在众多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找出主要因素，才能分清不同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与发展规律，进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比较，为制定未来可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建国4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到1978年的平衡布局时期，第二阶段是1978年开始到90年代中期的发展沿海为主的梯度倾斜发展时期。
建国初期，面临着历史上形成的工业过于集中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的状况。我国确立了平衡工业布局和备战的区域发展目标，加强了内地的经济建设。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置于华北、东北部和西北地区，后又转移到三线地区（主要包括四川、贵州、陕西等九个内地省区）。1953年至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沿海地区占35.7%，内地占55.2%，不分地区的投资占9.1%。内地比沿海地区高出19.5%。特别是1964年至1972年的三线建设时期，内地比沿海地区高出34.1%,使内地较快地形成一批生产能力较强的重化工业。
但这种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了平战结合，打乱了全国产业的合理分布，人为地拉平了区域间的差异，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投资重点在内地，但由于内地的投资回报率低下，国民经济增长主要靠上海、辽宁、天津等沿海地区原有工业基地，沿海地区生产能力得到了较充分利用，却没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一阶段虽缩小了区域差距，使沿海与内地工业产值比重由7:3变为6:4,但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相对下降，全国工业增长速度“三五”时期仅为11.7%，“四五”时期下降到9.1%。

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国家对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从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国家投资的区域布局由过去强调备战和缩小区域差距，逐步转移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向优势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倾斜。同时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国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对率先开放的沿海经济特区、港口城市及经济开发区实行特殊政策，如在投资倾斜、利用外资、外汇及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由于国家调整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善了全国生产力布局，增强了区域经济活力，刺激了区域经济增长。特别是宏观布局政策的调整和多层次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大大加快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步伐，使沿海地区经济率先迈上新台阶。目前沿海地区已成为启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发动机。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由于政策不配套、不协调，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区域经济增长趋于不平衡。从三大地带的增长格局看，1978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基本上呈东高西低的倾斜态势。1978年至1991年沿海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内地年均增长8.5%（其中中部地区为8.3%、西部地区为8.8%）。“八五”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东部在16%以上，中西部仅为9%。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浙、粤、闽、苏、鲁等省成为新的增长源。“八五”期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67.4%，中部占20.4%，西部占12.2%。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东部在16%以上，中西部仅为9%。1980年至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61.5%上升至62.7%，1994年这一比重又上升到67%。与此同时，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迅速下降。
中部从1980年的26.1%下降到1994年的22.6%，西部从1980年的12.4%下降到1994年的10.4%。
（二）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从1978年至1994年沿海地区与内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由38%扩大到43%。同期东部与中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差距由33%扩大到40%，东部与西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差距由45%扩大到46%。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52.5%上升到1993年的58.5%，中西部则由47.5%下降到41.5%。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东西部之比为1:0.5,到1993年为3.25:1,其中贵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上海的10%。
（三）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从空间经济的角度出发，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城镇化的过程。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工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将由9.1%提高到32.5%，城镇人口比重将由22%提高到63.4%，即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大体在1.9~2.5之间变动。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大体在2.0~3.0之间变动（大跃进时期除外）。这说明我国当时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适应。然而从7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兴起，我国乡村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而城镇化却停滞不前。从而使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处于极不协调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

但相比而言，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仍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其原因是我国乡村工业过于分散和长期实行城乡隔离政策，特别是户籍制度所致。
（四）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现象较为严重。1978年以来，由于各地区和部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导致一些产品现有和即将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原料供应和市场需求量，生产设备大量闲置。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彩色胶卷、照相机、西服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大都过剩一半以上，棉纺工业生产能力也有1/3以上处于闲置状态。早在1993年就有相当于120亿元～150亿元投资未能发挥作用。
造成我国区域差异的原因如下：
（一）外因。首先是现有价格体制的影响。由于价格的不合理，产品比价严重扭曲，造成了工农商品之间、原材料、能源和加工工业之间以及生活必需品和非生活必需品之间价格极其不合理，这使工业与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大大超过农业，使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的利益流向以加工工业为主的东部地区，造成了沿海与内地、边远地区间的差距拉大。
80年代以来，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也人为地扩大了东部与中西部间的差距。
尤其是非国有制经济在沿海地区异军突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业、电子和通信制造业等现代工业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
（二）内因。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联系。经验表明，当一国（或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处于300美元～1200美元之间时，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这时产业结构变化最为迅速。目前只有东部具备了产业结构加快演变的物质基础，以及较好的交通和信息、较高的科技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素质等条件，因而东部产业结构变化较快。相对而言，中西部变化较慢，这使东部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然而东部的辽宁，由于产业结构老化，与产业结构变化较快、政策优惠的广东、江苏、福建等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了，这充分说明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进入90年代，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不仅继续存在，有的还在不断激化，导致了人才、劳动力、利润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向东部聚集，更加扩大了东西部的差距，影响一些地区的稳定，激化了地区利益的冲突，阻碍了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

所以，对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已势在必行。
为此，1996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从“九五”开始，要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要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这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