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雷维奇：卢旺达人没有选择

作者 [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文章来源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著, 李磊 译

书籍介绍 1994年，卢旺达境内的胡图族对图西族展开全面屠杀，100天里至少有80万人遇害。卢旺达大屠杀的累积死亡率几乎是死于大屠杀中犹太人的三倍。本书是将卢旺达大屠杀带回人们视线的第一手记录。获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乔治·波尔卡新闻奖等众多奖项。

第12章

1995年7月，卢旺达新政府成立一年之后，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访问了基加利并在一个足球场发表了一次布道演说，他恳请聚集在现场的群众：“拜托，拜托，拜托，我的兄弟姐妹们，拜托，拜托，请保持安静。拜托，拜托，别喊了！”
对一个刚刚血流成河的国家的民众来说，这段话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尤其是出自一位因拒绝保持安静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之口。但是，当他继续援引最近南非的黑人从白人手中夺取权力的历史时，很明显，图图大主教这次来不仅是为了安抚卢旺达人的苦难处境，也是为了要指责他们。他说：“在南非，他们的语言不一样，他们的人种不一样，他们的文化不一样……你们都是黑人。你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真想看看咱们大家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人群发出笑声，但当大主教继续往下说的时候，笑声停止了，“嘿？嘿？嘿？嘿？你们想告诉我黑人都很蠢吗？呃？你们蠢吗？”
一声稍稍有些微弱的“不蠢”从人群中发出。
“我听不到。你们蠢吗？”图图又问。
“不蠢。”
然后第三次，图图问道：“你们蠢吗？”
人群的回应就像大主教的问话一样，每一次的音量都在提高，但即便最后那声最响亮的“不！”似乎也被一种感觉所缓和了，这感觉就是不管这个问题想表达的意思有多么讽刺，它还是卢旺达人所不习惯的一种侮辱。
身为黑人和卢旺达发生的事有关吗？在南非，身为黑人可能是个问题，但除了少数外国居民外，卢旺达的所有人——聪明的和愚蠢的，下流的和正派的，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都是黑人，而大主教对这一种族分类的执着暗示了一种外国人的观点，即这个国家的苦难是加害者和受害者作为平等的伙伴一起造成的。
“我是作为一个非洲人来到这里的，”图图稍后向一群政府领导和外交官解释道，“我来了，作为一个人，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要分担非洲的耻辱、不光彩和失败，因为我就是非洲人。这里发生的事，尼日利亚发生的事，无论哪里的事——都成为我经历的一部分。”
一名坐在我旁边的议会议员翻起了白眼，图图对人种问题的坚持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团结的表达，但卢旺达不是南非或尼日利亚，而且非洲人在阻止大屠杀上也没有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所以把卢旺达人对卢旺达人犯下的罪行说成是对非洲人的荣誉和进步犯下的罪行，把全人类的耻辱说成是非洲人自己的耻辱，这是很奇怪的。更奇怪的是，他还要让人闭嘴以及不要再做愚蠢的黑人。
我在卢旺达常常感到心情低落，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喜欢去开车兜风。在路上，这个崎岖不平的国家呈现出一幅壮丽景色，你可以想象，当窗外的景象呼啸而过，车内弥漫着土地、桉树和木炭的气味，人们和他们所处的这一幅风景画卷就像一直以来的一样，安然自若。人们在田地里耕作，在市场里买卖，在学校里，女孩子们穿着湖蓝色的裙子，男孩子们则穿着卡其色短裤和狩猎衫，他们嬉戏打闹，就像其他任何地方的孩子一样。横跨山谷，穿越高山上的通道，路旁出现了熟悉的非洲行人队伍；穿着鲜艳服饰的妇女，背上绑着婴儿，头上顶着巨大的负荷：穿着牛仔裤和芝加哥公牛队T恤衫的魁梧男人，空着手慢慢走着——也许是为了买一台小收音机而省钱吧；穿着旧针织西装的老年男士在红土小路上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一个女孩在追逐一只鸡，一个男孩在努力地平衡着他肩膀上的一颗血淋淋的山羊头；
一个穿着破烂工作服的小孩子，用长棍抽打着挡在我们路前的母牛。
生活。
你知道，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你在这里看到的大部分人都是胡图族，但你并不知道谁是谁；那个茫然地盯着迎面而来的车中的你的姑娘，在最后一刻又眨眨眼，咧嘴笑了，她到底是个幸存者呢，还是凶手，或两者都是，或其他什么人。如果你停车去买冷饮和羊肉串，或去问方向，一小群人就会围过来盯着你或提供一些建议，让你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异国情调。如果你往西北部开车四处闲逛，在路边停车，赞叹那里的火山，农民们就会从田地里出来对你表示赞许，认为你在那一刻只是带着愉快的心情来见识下他们的地方，并无更多目的。如果你到西南部旅行，穿越纽格威（Nyungwe）雨林保护区后下车去看疣猴，乘坐小巴士经过的人会向你招手欢呼。
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都曾经是像纽格威一样的森林，植被上的一团黑影被低薄的云层拖曳而行。但是几百年的开发使用剥去了这层森林外衣，当我到达的时候，即使是最陡峭的山坡也被开垦、放牧和辛苦耕作过了，只剩下顶峰的一些残留的树冠可以遮阴。这里每一块可用土地的使用强度，都为卢旺达的人口密度和随之而来的资源竞争提供了直观证据，有人认为种族灭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本的经济动机所驱动的：“赢者通吃”和“一山不容二虎”或诸如此类，就好像杀戮是一种达尔文式的人口控制机制一样。
毫无疑问，物质收益和生活空间的许诺的确打动了一些凶手。但为什么像孟加拉国（Bangladesh）或其他许多以穷困和拥挤知名的地方都没有发生种族灭绝呢？人口过剩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几星期内数十万民众会同意去谋杀近一百万他们的邻居。这是没法解释清楚的，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前殖民地时期的不平等；狂热的专横政策和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体制；含米特神话和比利时人统治下激进的两极化；开始于1959年胡图族革命的杀戮和驱逐；80年代晚期的经济崩溃；哈比亚利马纳拒绝让图西族难民回国；多党制的困境；“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袭击；战争；胡图力量的极端主义；宣传；大屠杀的演习；大规模的武器进口；通过权力的分享和整合所达成的和平对哈比亚利马纳的寡头政权所造成的威胁；极度的贫困、无知、迷信；恐惧、顺从、局促不安的农民（他们大多酗酒）；
外部世界的无动于衷；把这些原料结合起来，你就得到了一份种族灭绝文化的优良配方，你可以很容易地说只需等待它发生。但大量的杀戮都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在那之后，这个世界对任何选择去思考它的人来说都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了。卢旺达人没有选择。这是我对他们最感兴趣的一点：不是那些死者，（对那一百万你并不了解的受害者又能说什么呢？）而是那些不得不在逝者们缺席的情况下活下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卢旺达有着悠久的记忆和习俗，但以往的破裂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驾车穿过的这个国家实际上已完全不是过去的样子。乡村生活的场景在我看来是永恒的，而留给司机约瑟夫的印象却是空洞的，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我在种族灭绝发生后的几年里访问过的卢旺达就是一个处于中间过渡状态的世界。
我在前文说过，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让别人把你讲的故事当成他们的现实的能力上，哪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你不得不杀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这种原始意义上，任何地方的权力都一样，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所要创造的现实的性质：它是否更多是基于事实而非谎言，也就是说，它是否被滥用于其臣民之身？答案往往反映了权力的运作基础有多广泛或多狭隘。它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是分散在许多互相制约的不同中心之间？它的主体仅仅是臣民，还是包括公民？原则上，基础狭隘的权力更容易被滥用，而有更广泛基础的权力则需要一个更真实的故事居于其核心，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保护其臣民免受权力滥用之苦。这一著名法则被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其公式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但就像大多数不言自明的道理一样，阿克顿的格言并不完全正确：以美国历史为例，林肯总统的权力比尼克松总统更绝对。因此，当我们评判政治权力时，我们不仅要问它的基础是什么，还要问权力是如何行使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为目的，以什么为代价，以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这些都很难做出评判，通常都存在争议，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末的、由伟大的西方民主国家提供的、令人惊讶的整体安全中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就是公共生活的主要素材。然而，那些似乎我们很难认真对待的、大规模暴力和苦难广泛蔓延以至于被人随便说成是“毫无意义”的地方，也可能就是人们从事有意义的政治活动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卢旺达时读过一本叫《内战》（Civil War）的书，这本书受到了极大好评。其写作是基于一种后“冷战”的视角，作者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是一名德国人，他观察到：“两极世界秩序终结的最明显迹象就是全球范围内三四十次公开发动的内战。”他开始追问这些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看起来是有成功希望的，直到我意识到恩岑斯伯格对这些战争的细节并不感兴趣。他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单一现象，在几页之后就宣称：“今日内战可怕的新倾向，就在于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立场，他们的战争根本就毫无意义。”
根据恩岑斯伯格的说法，在过去——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或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们曾经为了各自的理念而拼死搏杀，但现在“暴力从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了”，发动内战的那些人只是为了权力而在混乱的争夺中拼死搏杀。他宣称，在这些战争中，没有未来的观念；一切都被虚无主义所主宰；“从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和韦伯的所有政治思想都颠倒了”，而“剩下的不过是霍布斯主义者的自然状态神话，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种对那些遥远内战的看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忽视它们的方便理由，也可以解释这种观点为何在我们的时代获得如此巨大的声名。如果那些当地人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可以说：这很好；但如果他们就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开战，那这也不是我的问题。
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恩岑斯伯格否认了那些正在创造历史的民族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持有政见的可能性，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决定这些事件本质的关键是什么，所以他只看到了混乱——已经发生了什么事，而未看到是什么导致这些事发生。同时他还回避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交战双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又该如何去评判他们？就卢旺达这一案例来说，接受了内战就是各自为战的观点——其中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和非法性——那相当于就是支持了胡图力量把种族灭绝视为自卫的意识形态。
说到底，政治活动大多就是在坏与更坏之间进行的，或者如果你是个乐观主义者的话，就是在更好与更坏之间进行的。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后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收集到新鲜的丑陋故事，也可以收集到社会和政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故事。我收集的故事越多，就越开始认识到在种族灭绝期间的生活，由于其绝对性，它引发了一系列比带着种族灭绝的记忆去生活这一挑战更简单的回应。对于那些忍耐过的人来说，故事和问题往往以一种不断呼唤和回应的方式在进行——故事引发问题，再呼唤更多故事，再引发更多问题——任何有深度的人似乎都无法指望得到准确答案。至多，他们只能希望去理解，并以各种方式思考在20世纪末不可预见的极端情况下——狂妄自大的人类状况。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故事是那些遇到海难——既没淹死，也没获救的人用瓶中信的方式传达给我的：怀着这样的希望，即便他们所经历的传奇对他们这些讲述者自身而言毫无益处，但或许可以在另一些时刻的另一些地方对另一些人有所助益。
直到现在，1998年的头几个月，也就是我写作本书的这段时间，卢旺达反抗种族灭绝的战争仍在继续。可能要等到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结果才会明朗。卢旺达可能会再次遭受无法估量的全国性屠杀，而胡图力量可能会再次占据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卢旺达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一成不变的、斗争永无休止的地方，有极度恐怖的时期和地区，也有处于稳定边缘的时期和地区，这或多或少就是种族灭绝以来的情况。当然，如果你是考古学家之类的人，在遥远的未来挖掘出这本书，从现在起的5年、50年、500年后，卢旺达有可能已成为一片适于生活、自由且可以追求幸福的和平乐土；你可能正计划下次去那里度假，你在这些书页中发现的故事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纪念性的背景，一种阅读——美国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或奴隶制时代的故事，抑或铭刻于欧洲进步史上的所有恐怖的反对人类罪行的叙述——的方式，以及思考，正如康拉德笔下的马洛所说的英格兰：
“我们生活在这闪光之中——但愿这闪光像不停转动的古老地球一样，永不熄灭！然而昨日这里还是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