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江淮直臣乔莱与下河之争

江淮直臣——乔莱
作者：王云松
《翩翩一翰林 清初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之考察》
纵观有清一代之历史，治河一直是国家内政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各中原因就在于：河政之兴废，不仅关系到沿河数省百万黎民的生计休戚，而且直接决定着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漕粮北运的生命线——京杭运河的畅通与否，实与一代之国计民生、治乱兴衰息息相关。康熙年间，由于圣祖的高度重视，甚至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治河工程一度卓有成效。涉及这段历史的对于当时河政、河臣、治河方略、工程经费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研究者却忽略了一个并非河臣、但却在当年治河方略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重要人物——时任翰林院侍读的乔莱。

缘乔莱不计个人得失、惟以民生为重，直言陈奏、力陈利害，于康熙朝治河方略之决策、河政之得失关系甚重；且又系康熙己未博鸿特科中式五十人之一、康熙间翰林名臣，其进退沉浮与康熙朝政局之风云变幻密切相关，故此处试就其生平事迹作简要论述，尚祈方家指正。
一、家世生平
乔莱，生于明崇祯十五年( 1642)二月四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七月二十一日，字子静，号石林，又号石柯，江南宝应（今江苏宝应县）人。父可聘，字君征，号圣任，明天启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河南道御史。其人“以伉直著声”，虽滞留中书十年之久不得迁亦不肯屈事大阉权臣。平素“性俭约，居官谢绝干谒，举止略如诸生”，官御史时“巡视北城，权奸敛迹，狱讼多平反”，史称其“廉直著声，为清流标鹄”。人清后高蹈不仕，归隐乡里。乔莱母潘氏，封宜人，“于明之亡也，流涕累日，作绝命诗四章，置衣带间，阖户自缢，为家人所觉，故得免”。由此可知，乔氏门风崇尚气节，正直不阿，这对于乔莱日后的个人秉性与为官处世之道不无重要影响。
乔莱自幼“英敏绝伦”，聪颖好学，“未成童应邑试，邑令疑其幼，立试七题，始令之人，叹日：乔公有后矣！”。康熙二年举乡试，六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康熙十一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矢心剔弊，无纤芥私”。后“以父老请归终养，寻丁忧，居丧尽礼。服除，补原官”。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特科，乔莱以礼部主事赵随荐举应试，名列一等，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明史》。康熙二十年，“会广西平，补行乡试，奉命主考，称得士。还，充《太祖高皇帝实录》纂修官。”二十四年春，大考翰詹词臣，乔莱因成绩优异，得充日讲起居注官。寻擢中允，纂修《三朝典训》，旋迁侍讲，再升侍读。
正当此时，朝中有御史奏请于下河地方浚海口、泄积水，以拯救淮扬一带被灾七州县之民，而河道总督靳辅与受命主持此工程的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康熙帝命下廷臣议，廷臣多是河臣言者。乔莱乡在淮扬．熟悉灾区形势，深知二议孰利孰弊，乃直言入奏，力陈河臣之议有四不可行。康熙帝纳其言，河臣之议遂寝。然而乔莱也因此而触犯权贵，深遭忌恨，最终于康熙二十六年罢归，从而结束了二十年的仁宦生涯。三十三年春，有旨命其人京居住，至京后居未半载而病卒，时年五十三岁。
自康熙六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至二十六年以翰林院侍读罢官归里，综观乔莱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大致可以获中康熙己未博鸿特科为标志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乔莱虽由科举跻身官场，但其时尚未受知于康熙帝，只是众多低品级京官中的普通一员，故而此阶段仕途平平，默默无闻，虽曾一度以同考官出典顺天乡试，深孚众望，但滞留中书一职凡十余年而未得升迁。
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特科是乔莱官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其平步青云的第二阶段的起始点。康熙戊午，求贤右文之诏既下，乔莱由礼部主事赵随荐举而应试，遂以才华出众而于应试之百余人中脱颖而出，名闻士林。当是时，“四方缙绅及山林韦素之士咸集，阙下诸以才艺相炫耀者甚众，而乔子石林尤能绝出其辈。行当召试文赋之日，侍卫、诸近臣环列左右，他人方濡墨属稿作嗫嚅瑟缩状，石林则已展卷疾书千余言，立成，起顾日晷犹未昃也。……同试者旁睨其所为，未尝不叹息折服”。试毕，名列一等，改授翰林院编修，与修《明史》。修史期间，乔莱克尽职守，勤于任事，“史馆初设在东安门内，肩舆不得进，君体肥，窘于步趋，骑骡一头，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祯朝乏实录，与同馆四人先撰长编，以资讨论”。
康熙二十年，滇黔平定，次年补行乡试，乔莱奉命主试广西。广西距京师万里之遥，地多瘴疠，又新被兵燹，朝野无人不惮其荒远而视典试之任为畏途。乔莱却慨然日：“奉使，臣职也，东西南北唯天子使，于险易何择焉？”而且途经众多名山大川，风景名胜，“皆古名人才士凭吊游咏之区，向所欲至而未能者。今往观焉，实获我心。”闻者皆壮其言。既往，得畅游桂山漓水，而主试亦公正，“称得士”。自广西试差还，乔莱被命充《太祖高皇帝实录》纂修官．j由于纂修过程中需将“国书”亦即满文译为汉文，存在文义龃龉、前后抵牾的严重问题，而乔莱能“曲畅本指．[逐] -濡削，语简而事加详，经进，天子称善”。由于其译文“辞义雅训，上称善者数四，疆骚向用矣”。此次纂修实录，成为乔莱以文才见知于康熙帝的开始。在随后康熙二十四年的翰詹大考中，乔莱名列一等第四，间日复试列第五，康熙帝褒以“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命充日讲起居注官，从此得以扈从圣驾，日侍禁廷，愈益受知于康熙帝，仕‘途亦一帆风顺，接连升迁：
“寻擢[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训》。旋升侍讲，五月再迁[侍读]，俱出特简。于是馆阁代言之文多君起草。”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乔莱即由编修屡得迁擢而升至侍读，其升迁之速在与其同时的诸同僚中实属罕见。然而就在他政治前途一片光明、“驳殁向用”之际，朝中发生了关于淮扬河工问题的大争论，这一事件对乔莱影响之重大，竞迅速导致了其仕宦生涯的终结。
乔莱兄弟五人，依长幼次序为迈、英、莱、薇、荩，长兄乔迈早逝于其父之前。娶妻丘氏，封宜人。有子四人：长崇烈，康熙丁卯举人；次崇让，贡生，卒；崇修，字介夫，贡生，以学行闻，雍正元年受世宗召见，授铜陵县教谕；幼崇禧。女五人，分别嫁户科给事中刘国黻、温江知县邱璋、任宸、朱经、黄之钧。
二、争议河工
康熙二十四年，朝中发生的对于乔莱的政治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河工大争议起源于旷日持久、危害严重的淮扬水患。而淮扬水患之根源在于：清代漕运，“沿明旧制，自淮人河，以达会通。河既失故道，从安东人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滥，由洪泽湖以南诸河下注。”淮扬一带濒临运河诸州县，原皆筑有捍水之堤，但运河水位过高将危及堤身安全，一旦冲决泛滥，京师百万官民兵丁所赖以生存的南粮北运将因之阻断，故河臣为确保漕运安全无虞，乃于河堤上开掘多处减水坝泄水东流，于是“淮扬州县七，荡析离居，穑事俱废”。此时有御史奏请浚海口以泄积水，俾七州县灾民得复生理。康熙帝览奏后派专人前往勘察，结论是可行，遂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役。而时任河督的靳辅却疏称海口高于内地五尺，疏海口则引潮内侵，更足为患，力主束水注海，其策略日：筑堤束水，抬高水位，于邵伯镇南、高邮州城外各置一闸，泄洪泽、盱眙、天长之水，俾人堤；
自车逻镇筑横堤一道抵高邮州，再自州城东筑大堤二，历兴化、白驹场至海口，束所泄之水人海。由于于、靳二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康熙帝遂命廷臣公议。
此事表面上是淮扬河工之争议，实则背后牵涉到当时朝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矛盾重重。首先，身为河督的靳辅之所以力主束水注海之议，就其内心本意来说也并非是完全出于工程本身利弊考虑。据时人潘耒云：“河臣冀董其役，而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非河臣意，乃别创一议为疏上之”。实际上，“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乃照明朝河臣潘季驯《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由长远观之，两种方案虽均可成功，但相比较而言，于成龙策工简易成，收效较快；而靳辅策工程浩大，需银近三百万两，人力、物力无算，可谓劳民伤财，而且未考虑到当地水乡地卑土湿的自然地理条件，工程之艰巨性固不待言，即工成之后亦有诸多隐患。尤其在当时那种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之下，工程实施中各级官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势所难免，若从靳辅之议，对民间的扰害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靳辅之议与其说是河工新策，不如说是其施展的一个政治斗争手腕。
而且，靳辅所主并非仅其一人之议，他的背后又有着很复杂的深层政治背景：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止称“河臣议实执政主之”，语焉不详；而在御史郭绣劾明珠、余国柱疏中则将此事的内幕清楚地披露了出来：“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明珠时以大学士主持内阁政务，乃政府首脑，余国柱也是一显赫权臣，所以靳辅之议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朝中势焰方炽的明珠集团的利益。正因为有此背景，故当康熙帝命公议此事时，“廷臣多右河臣者”、“多是河臣言”。
当此形势险恶、群臣缄默之时，乔莱虽身为词臣，却深以国计民生为念，决定挺身而出，直陈是非。康熙帝命以此事传问淮扬七州县藉之现任京官者，靳辅闻讯，“使其客以厚利昭君，君笑不应。”当时在京的淮扬士大夫群集乔莱府邸会商此事，乔莱当众慷慨陈词；“以朝廷言之，请帑至三百万，国用绌矣！题官至三百员，铨政乱矣！派夫至数十万，民力殚矣！以七州县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日筑堤，日派夫；既成之害日卖田，曰决河。……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十一月二十一日，乔莱人值日讲起居注，遂直言陈奏河工利弊：“若依于成龙之议，工也易成，百姓有利无害。若依靳辅之议，工也难成，伤损民田、民房、坟墓甚多。且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水不由地中行，比民间房檐还高，伏秋之时，一旦溃决，百万生灵俱为鱼鳖，如何行得？
”康熙帝疑其夹杂私心，遂问：“此事毋得有私，开河地方有尔庄地否？”乔莱坦然奏对：“臣宝应县人，开河地方在高邮、兴化、盐城、泰州，并不伤损宝应田地。只是这工原不是朝廷万不可已之工，原是皇上圣恩救百姓的。皇上行此救民之事，靳辅建此害民之议，此断断不可行者。”康熙帝闻其言深以为是，顾大学士等日：“看来两人虽皆可成功，毕竟于成龙之议便民。其实这工原不是万不可已之工，原是朕救百姓的，若有害于民，如何行得？”言毕，又问：“江北之人与尔意见相同否？”乔莱慨然奏日：“俱与臣相同，臣等明日有公议进呈皇上。皇上如此轸念淮扬之人，臣等本地之人，若徇私畏祸，不以实情奏对，上负皇上，下负苍生，清议所不容，乡评所共弃矣。”康熙帝于是决定：“于成龙所请钱粮不多，又不害百姓，且著他做，做得成固好，即不成再议未迟。”次日，乔莱领衔进呈《束水注海四不可议》，略日：
河臣议开大河，筑长堤，堤高河宽，势必坏垅亩，毁村落，掘坟墓，惨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议先筑围埂，用车踏去埂内之水，取土筑堤，不知淮扬地卑，原无干土，况积潦已久，一旦取土积水中，投诸深渊，工安得成？成亦易坏，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间庐舍多矣，伏秋风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之时，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至于七州县之田，向没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岂能倒流入河？不能人河即不能归海，淹没之田何由复出？不可行四。议上，“河臣见之语塞。君复至会议所，具论其得失，声情激烈，闻者感动，虽力主河臣[议]者不能难一语。……于是河臣议遂寝。”乔莱的胸襟与气魄同时也令朝中高官大僚们肃然起敬：吏部尚书李之芳揖之日：“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户部尚书梁清标叹日：“江淮之间可谓有人！
”
朝廷关于兴修淮扬河工的重大决策因乔莱挺身而出、据实直陈而得以趋利避害、谨慎施行，但乔莱却也因此而触犯权贵，深遭忌恨。是年十二月初四，距廷议河工事尚不到半个月，吏部具题拟以乔莱升补庶子一缺，当康熙帝询问乔莱之为人如何时，内阁诸臣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徐乾学等人均闪烁其词，不置可否，甚至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孙在丰也以“并未闻其有劣迹”这样的含糊之语奏对，个中缘由，不言而喻。结果是孙在丰遭到康熙帝的严旨斥责：“伊乃一院之长，当是日是，非日非，不宜似此模棱启奏。”但乔莱也因此失去了这次升补机会。
二十五年八月，康熙帝以翰林官中有“学向荒疏、好干外事”者，命传问掌院学士库勒纳、张英，乔莱被库纠举为“妄行”。虽然张英为其辩称“乔莱能文，勤于办事，未闻有妄行处”，但康熙帝仍然认为“库勒纳所举为当，张英乃一好人，但不能统辖翰林。……乔莱妄行，故张英畏惧之耳。”又问汉大学士意见如何，王熙、吴正治、宋德宜三人在大半年前康熙帝欲以乔莱升补庶子 一员缺时还均称对其为人如何“不甚深知”、“不能悉知”，此时却异口同声地奏称“乔莱好事”。而曾任翰林官的葛思泰所奏“乔莱文字颇优，但多管事务。据伊本衙门学士举其妄行，似乎相符”更是语近滑稽，耐人寻味。结果，乔莱受到交部察议的处分，随后被革去日讲起居注官，此时距河工之争尚未一年。次年，乔莱南归故里，结束了二十年的官场生涯。
当河工争议初起之时，正值乔莱以文才见知于圣祖、擢用方新之际。当时的官场风气，“其于士习委靡、持禄养交、容容默默者固不足言，即号称贤者，平居类能小廉曲谨，至国家大利害、大是非，则逡巡瞻顾、不敢措一词，有言责者尚然，他官益复以言为戒。盖忠谠直谅之风不行于世久矣”。乔莱时任翰林院侍渎，既非河臣，亦非言官，完全可以循“自昔词林号清班，不涉吏事，居职者养望待迁而已”之故事而置身事外，他之所以慷慨陈词、“树大敌而不畏，犯众难而不辞”者，如其所言：“若循私畏祸，不以实情奏对，上负皇上、下负苍生，清议所不容、乡评所共弃矣”，表明了他内心为国为民的高度责任感，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乔莱赢得了当时士林“消大患于未形，身虽废而言则行，德被生民甚厚，视夫碌碌致公卿而传无可书之事者光荣多矣”的高度评价。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