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假借太子之名，致朝堂争斗不断，桑哥平叛成功，崭露头角

引言

阿合马在理财和揽权过程中，与主张藏富于民的儒家汉法派冲突剧烈，并始终对汉法派抱有轻视敌对的态度。至元十年(1273)，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培养汉法人才的国子监大肆刁难，以致国子监的学生“廪食或不继”。大元朝最高学府的读书人居然要饿肚子，这对于注重声名的儒生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羞辱。国子祭酒许衡无力反抗，愤而请求返乡。
到了至元十一年(1274)，忍无可忍的安童再次弹劾阿合马专擅财权，蠹国殃民，忽必烈表示会追究，但最终还是偏袒了阿合马，反而把安童派往西北边境，去辅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安童离京后，朝中几乎再无可以制衡阿合马的人物。阿合马开始大行不法之事。他重利而贪财，又掌管天下铨选事务，很多人向他行贿求官。阿合马来者不拒，同时将自己的亲属子弟、亲信党羽，尽数任命为高官。
阿合马的恣意妄为，引发了群臣的不满。一些大臣试图通过御史台向皇帝进言来打击阿合马的嚣张气焰。对此，阿合马施以疯狂的报复，甚至向忽必烈上奏罢免诸道提刑按察司，以向御史台示威。在这个过程中，阿合马几乎举朝树敌。御史中丞张文谦是忽必烈金莲川幕府的心腹，虽然奏请恢复了诸道提刑按察司，但是也被逼去位。

朝堂上的斗争进一步血腥化，弹劾过阿合马的官员，大多被阿合马构陷冤杀，以至于波及太子真金。在斗争漩涡中的阿合马，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进一步行搜刮之能事，增加赋税而不顾民生民怨，以维持自己在忽必烈心目中“才任宰相”的地位。因为真金的存在，阿合马与台臣之间的斗争日趋白热化，甚至有人将他比为赵高、董卓。自然，阿合马对台臣的打压也越发残酷。
对于阿合马的行径，从小学习儒术的大子真金厌恶至极。有天真金甚至用弓箭击打阿合马的头部，划伤他的脸。阿合马朝见时，忽处同其故，他忌惮真金，不敢说实话，情口被马踢伤，在场的真金太子坦言是他所伤，并且当着父亲的面，再次殴打阿合马。
阿合马毕竟是真金的家奴，在这种场合受到打击也只能忍气吞声，但在明争之外的数次暗斗中，真金等人始终未能占据上风。阿合马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而忽必烈不闻不问，甚至有心偏私，朝中的一些大臣开始图谋以非常手段铲除阿合马。而他们假借的正是太子真金的名义。

遇刺大都，天下震动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忽必烈按照惯例前往上都巡幸，太子真金随行，阿合马留守大都。十七日，下层军官益都千户王著联合民间侠客高和尚，诈称太子返回大都做佛事，结伙八十余人，将前来迎接的阿合马锤杀于东宫之前。
刺杀事件发生之后，闻讯的忽必烈极为震怒，下令诛杀了刺客及和阿合马一道留守大都的枢密副使张易。毕竟，阿合马平时极为小心谨慎，身边护卫随从云集，还经常变换就寝之地，以防不测。而谎称真金召见遇刺之事，若无朝中重要人物配合，实难成功。张易在这个过程中曾给矫诏的王著发兵若于，会于东宫之前，不论他是否知情，抑或是被蒙蔽，卫兵的派出都对迷惑阿合马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王著不会料到，他刺杀阿合马的行为比他想象中还要快地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在穷究其事的过程中，阿合马的诸般贪贿行径暴露出来，譬如截留商贾进献给忽必烈的珠宝贡献，专柄威权，欺上瞒下。自感受到欺骗的忽必烈再次震怒，忽必烈下令将埋下去没多久的阿合马从坟墓里刨出来，毁棺戮尸，纵犬食其尸肉。

阿合马的家产被抄没，妻妾被当成财产一样分配掉，子侄被斩首，其中牵涉较深者甚至被活剥。这样做或有受草原刑法影响的原因，但如此酷烈方解恨意，也足见忽必烈被家奴背叛之后的熊熊怒火。至此，在元朝庙堂之上，纵横恣肆了二十年的阿合马，终于落得个身死名灭的下场。
纵观阿合马之死，不少人认为其死于族群矛盾或是汉法与回回法的斗争，但究其实，阿合马始终是以一个精于计算的家奴的心态，活跃于帝国的权力核心，他确为谄佞之臣，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弄柄权臣。他在经商方面自有天赋，有母钱时，用母钱生利；有权柄时，则用权柄敛财。他的死亡，实为权力争斗的必然结果。
阿合马的出身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不具备中原传统的君主、臣工、国家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观念。如何利用臣工的身份，从社会上搜刮财富，满足帝王的欲望，以获取更大、更稳固的权位，是他的商人之道。应该说，这种高速有效的商人之道，让他为元朝的平叛和统一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后援保证，客观上有助于大一统。

但这种不计后果的商人之道，用在讲究利与义的进退克制、君与民的轻重权衡、君与臣的辅佐规劝的朝堂上，自然格格不入，乃至与它们有无法化解的矛盾冲突。从这个角度讲，阿合马是自取灭亡，其经历也反映出一个族群和文化多元的帝国，在施政时，外来的新技术手段和旧秩序规范间的冲突。而在这中间，利用帝王的心思呼风唤雨者和意图制衡帝王者各司其职，争斗不断。这个无解的历史命题，是在元朝特殊的情境下产生的新矛盾。这个新矛盾，随着另一个色目人桑哥的上台秉政，得到进一步的凸显。

帝师举荐，崭露头角

阿合马虽然被杀，但是忽必烈征服四海的雄心壮志并未熄灭，开疆拓土的战争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而阿合马的遇刺，又致使忽必烈财人的防范之心进一步加重，权力中枢的官职，授予汉人的，可以通心之又少、慎之又慎。营利收财赋，对蒙古贵族来说，向来不是他们的转长，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个色目人桑哥，因为善于理财被忽必烈发掘，迅速进入权力中心。
桑哥，出生年月不详，卒于1291年。桑哥的族属，《史集》和《议藏史集》分别记为畏兀儿人和吐著（今西藏自治区）人，学者推测他出身的噶玛洛部落是一个兼具藏人、畏兀儿人的部族，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噶玛洛部落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一797)为防御回鹘人（即畏兀儿的先民)，派到脱思麻地区（今青海省东部、甘肃省东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驻军的后裔。在蒙古人兴起之前，此处一直是吐蕃人和回鹘人杂居之处。

较之于阿合马，桑哥本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精通蒙古语、汉语、畏兀儿语和藏语等多种语言。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后来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帝师八思巴，主动表示愿为上师效力，做了八思巴的译史。八思巴后来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仿蒙古怯薛创立了拉章制度，桑哥遂成为八思巴信任和倚重的一名拉章——速古儿赤（掌服饰者）。
1269年，八思巴与胆巴并众拉章返回大都城，向忽必烈进献新创制的八思巴字。大约就是在这一年，桑哥和忽必烈有了交集，桑哥的机敏强于和善于应对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271年，八思巴离开大都出居临祧，桑哥并未跟随，而是留在了大都，出任总制院的官职。总制院专管佛教及西藏事务，是宣政院的前身。桑哥在其中任职，一方面相当于担任八思巴留在汉地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实际处理一些佛教和西藏地方事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权位。
事实证明，桑哥在这个职位上是极为称职的。至元十七年(1280)，乌斯藏地区的贵族贡噶桑布发起了针对八思巴改革的军事叛乱，八思巴向忽必烈告急求援。忽必烈派遣已经是总制院使的桑哥统领大军人藏平叛。叛乱平定后，为了震服有不臣之心的藏地旧贵族，桑哥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在乌斯藏各险要地区留驻兵马，做监察警备、保护驿站、护卫使臣之用。总计有数干元军留驻西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首次在西藏地区驻扎兵马，维护稳定和统一。

结语

平叛的成功，让忽必烈深信桑哥是国之干臣，给予他的宠信日渐深厚，桑哥权势日益显赫。桑哥举荐的官员，忽必烈也多委以重任。如名噪一时的卢世荣改革，其一开始正是发端于桑哥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