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德国复仇母亲法庭杀人的背后故事，西式民主的虚伪一面

1981年3月，德国吕贝克地区某法庭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幕：
一位母亲在面对强奸和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时，居然掏出手枪将其击毙！
这个劲爆的消息很快被全球媒体竞相报道，许多人为这位母亲冠上了“复仇母亲”的称号，对其勇敢的行为不吝赞赏。
然而，这起悲剧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西方世界鼓吹的西方式民主才是导致悲剧的罪魁祸首。

玛丽安·巴赫迈尔，1950年出生在德国（西德）的下萨克森州，这个混乱年代似乎注定了她的悲剧。

▲复仇母亲玛丽安·巴赫迈尔
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工业强国、欧盟领袖不同，1950年的德国身上有如下标签：
二战战败国、被美苏分裂和控制的国家、大量轰炸后的焦土、被摧毁的工业、凋零的经济、缩减的人口、绝望的民众，毫无未来和希望。
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满足时，一切恶行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虽然玛丽安的生父每天玩命的工作，但是微薄的收入却不够让一家人吃饱，这使得父亲的脾气变得暴躁——酗酒和家暴成为了家常便饭。
终于有一天，玛丽安的母亲无法忍受了，她带着女儿逃出了家，改嫁给小玛丽安的继父。
令人绝望的是，初识时彬彬有礼的继父非常善于伪装，当他和玛丽安的母亲结婚后，立刻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另一个家暴成瘾的恶棍。

▲二战后的德国
原生家庭与婚姻的诅咒，一路延续到了玛丽安的身上，她的生活开始变得混乱不堪！
在16岁的时候，玛丽安就为男友生下了一个孩子，然而后者根本没有抚养能力，玛丽安只能忍痛将孩子送人。
18岁那年，相同的痛苦再一次降临到玛丽安身上，因为贫穷，第二个孩子也被送人了。
两次绝望的经历让玛丽安发誓，自己一定要守护住第三个孩子。
23岁那年，玛丽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酒吧，经济不再拮据，同年她怀孕并生下了小女儿安妮。
本以为能够就此幸福下去，然而1980年，母女俩美好的生活被打破了。
某天清晨，安妮和玛丽安发生了争执，倔强的小女孩赌气不去学校，在街上闲逛时，误入了邻居克劳斯·格拉波夫斯基的家中。

▲受害女童安妮
克劳斯是一名屠夫，他有性侵和虐待未成年人的前科，当看到漂亮的小安妮时，他残忍地强奸和虐待了后者多次，随后用女友的连裤袜勒死了安妮。
警方很快抓获了克劳斯，后者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不过，他随后声称是安妮勾引了他，还说自己患有精神类疾病，以及目前接受的荷尔蒙治疗影响了自己的判断能力。
在律师的帮助下，克劳斯应该不会被判得太重。
玛丽安获悉情况后十分愤怒，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惩罚克劳斯。

▲悲伤的玛丽安
1981年3月，当克劳斯出庭时，玛丽安掏出事先藏匿好的枪支，对着克劳斯的后背连开八枪，其中六枪击中目标，令后者当场死亡。
事后，不少媒体为玛丽安冠上了“复仇母亲”的称号，并且用引诱性的语言，为其树立了伟大母亲的形象。
德国新闻媒体将其描述为：“战后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治安司法案例”。
毋庸置疑，母爱是伟大的，玛丽安宁可入狱，也要为女儿报仇。
从个人的行为来讲，这也许是合理的选择，然而从更深层次来分析，这起悲剧其实是德国社会战后重建的重大失败。

我们知道，二战对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仅仅依靠自身，德国很难从废墟上站起来，不要谈什么日耳曼人的坚韧不拔，光是外部的打压和制裁，都是德国承担不起的。

▲柏林墙遗址
所以在1949年，德国被迫分裂，西德加入了西方阵营，东德加入了苏联阵营。
二战后的苏联无比强大，这让欧洲多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英法在二战时候的惨淡表现，西方国家对西德表现了巨大的善意，希望其能成为对抗苏联的“桥头堡”。
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原谅了二战的始作俑者德国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虽然战争之后带来了世界新格局和战胜国的经济腾飞，但是几代人的牺牲仍然是二战参与国国民，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
不过，这都不再重要了，在利益面前，一切问题都可以妥协。
作为回报，西德人选择了和西方阵营紧密捆绑，几乎接受了各种条件，这其中就包括西方在所谓民主和人权领域的思想渗透。

▲虚伪的西方式民主
然而，西方所谓的民主和人权，是一种极其虚伪的的表现，他们所尊重的和提倡的、听起来充满公平和正义的主张，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私欲的工具。
对于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来说，他们自身的利益是最重要的。
大型资本家彼此团结，让利益和权利最大化，而政客在这个过程中和资本家相互勾结，垄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宣传阵地，让双方互利互惠。
由于其利益基础，建立在对本国甚至他国资源的掠夺上，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所以上述两者对本国同胞是比较优待的。

▲战后的西德
西方式民主的定义就是“让权于民”，而这种来自上层阶级的优待，让西方世界的底层民众得到了尊重和利益，所以后者天真地以为这就是底层阶级和高层阶级最佳的相处方式。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暂时的优待只是基于西方老牌强国数百年来通过殖民和掠夺积累的财富，倘若祖上的余荫耗尽，那么平民会立刻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同理，在本国之外，像西方阵营和西德这种合作模式，其捆绑的紧密程度则很灵活，当西方阵营在西德身上有利可图时，她们会向西德倾泻大量资源。
假如西方阵营和西德渐行渐远的话，那么她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双方解绑。
然而当西德和西方阵营紧密捆绑了几十年后，在舆论的洗脑下，西德人似乎忘记了本国历史上涌现了无数优秀思想家的事实。

▲德国思想家恩格斯
渐渐地人们相信了所谓的西方式民主，将一些西方普世价值当成了真理，甚至法律和道德层面都出现了偏斜，完全无视本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因素，将所谓的民权放在第一位，甚至不惜牺牲社会秩序和基本共识。
而这种社会风气，也是使德国出现复仇母亲的重要原因。

回到玛丽安杀人案本身，案发后，经过一系列的审判，玛丽安最终被撤销谋杀指控，以过失杀人罪和非法持枪罪被判了6年监禁。

▲玛丽安出庭受审
判决下达后，不少人立刻为玛丽安喊冤，声称她的行为基于母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至于不同的声音则主动藏匿起来了，因为那样很容易使得他们成为异类，受到绝大多数人来自人权层面的攻击。
然而根据当时的一项调查表示，28%的德国人认为量刑适当，27%的人认为太重，25%的人则认为判罚太轻，剩下的人拒绝发表意见。
也就是说，只有27%，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觉得玛丽安是冤枉的。
换句话说，至少一半的德国人，觉得克劳斯死得有点冤枉。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憎恨玛丽安。

▲屠夫克劳斯
很多人承认，玛丽安是一位不幸的母亲而非十恶不赦的恶棍，对她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克劳斯还是玛丽安，其实都是受害者。
克劳斯曾经对未成年儿童实施过性侵和强奸，然而当他遭受审判时，他表示自己有精神类疾病。
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缺乏对精神类疾病的精准鉴别，为了尊重克劳斯的“人权”，法庭最终裁定克劳斯不用坐牢，只需要接受精神病院的化学阉割即可。
几年之后，克劳斯交了一个女朋友，于是他向法庭申请进行荷尔蒙治疗（恢复性能力），从而确保他和女友的交往权。
对于这种保护自身权益的做法，法庭自然要表现得格外配合，这样才能跟上西方普世价值的脚步。
于是，克劳斯接受了治疗，这使得化学阉割失去了作用。

▲法庭留下的血迹
所以克劳斯利用人权武器，在强奸了未成年儿童后，既接受了惩罚，又不用坐牢。
更让人无语的是，荷尔蒙治疗使得克劳斯的精神变得不稳定，他的性欲变得更强，自控能力却更差了，这也为他伤害安妮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当克劳斯因为安妮案件受审时，他的辩护律师再一次用精神类疾病和荷尔蒙治疗的副作用做武器。
这几乎意味着克劳斯的刑罚不会过重，至少不会出现令玛丽安满意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玛丽安试图为女儿报仇的心态被最大限度激发，而她的辩护律师也抓住机会，决定以“魔法对抗魔法”。

▲玛丽安与女儿
律师告诉玛丽安：可以用因为女儿身亡，患上了精神类疾病为由，来为她的杀人行为脱罪。这也使得玛丽安有勇气举起枪。
果然如律师所料，当玛丽安杀害克劳斯之后，她的支持者利用“人权”和“精神类疾病”，为其情愿，争取到了舆论的主动权，逼得法庭连谋杀罪，都不敢给她安上。
然而无论如何辩解这件事，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克劳斯死于玛丽安之手，而玛丽安在痛失爱女之后还要坐牢，这简直堪称“双输”。

参考资料：

本文中关于复仇母亲的相关内容，参考自德国allthatsinteresting网《Meet Marianne Bachmeier, Germany’s ‘Revenge Mother’ Who Shot Her Child’s Killer In The Middle Of His Trial》；发表于2021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