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物取于自然的古代，动物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何意义？

在开始所有的研究之前，我们需要进入这些生活在 7-10 世纪的人群的精神世界，窥探在他们的知识、思想体系中，动物的面貌是如何呈现的。通过对这种知识、思想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物是如何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符号对唐代的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

唐代精神世界中的动物

一 唐代的一般动物知识

唐代的一般动物知识是指唐代社会最普遍的，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动物知识。
这种知识可以是继承自既往历史中保存下来的现有知识，也可以是唐代人自己实践、总结出来获得社会认可的新知识。
前者主要保存在唐代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中，由于类书的性质，似乎这样照搬前代知识的书籍难以体现唐代人的认知情况，但类书编者编写体例中体现的动物分类方法，对我们研究唐代人的动物认知具有参考意义，其次由于类书的内容基本是对过去知识的照抄，因此至少可以知道唐人继承了什么样的知识。

1分类方法

《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将动物分为兽、鸟、鳞介、虫豸四类，《白氏六帖》则分为鸟、兽、虫、鱼四类。这样的分类方法是对《尔雅》分类方法的改造，《尔雅》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畜五部，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管子·幼官》和《周礼·大司徒》将动物分为臝、鳞、羽、毛、介五类的方法。
相比于《尔雅》认识到了甲壳类动物和鱼类的不同，但是根据这两类动物都是水生而归于一类，相比于《管子》和《周礼》以体表特征和栖息环境为标准将水生动物分为鳞和介，实际上有所倒退。
唐代没有专门阐发动物知识的著作，只有一些涉及动物知识著述，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的记录，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为政治服务的记叙祥瑞的书籍，祥瑞动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地理类的著作，如《北户杂录》、《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等，其中涉及到当地动物分布，但是这种作品往往着力于“记异”，更着重于表现一些传闻中的神奇动物。

2 内容上

全盘继承了《山海经》以来，两汉的纬书、南朝神仙志怪小说的阴阳谶纬和原始宗教思想，动物充满了神秘色彩，比如由于鸟类在汉唐之间被广泛地用于占卜，因此关于鸟类的知识中充斥着鸟类行为与人世的神秘联系，以至于长篇累牍地记录着卜辞和历史上鸟类与祥瑞灾异的故事，而作为知识主体的鸟类，其习性特征都是晦暗不明的。动物基本上仅作为一个线索，串联着人们更关心的政治、历史、占卜等知识。
总而言之，唐代人对动物的科学认知水平并不高，这与唐代人的知识偏好有关系，从知识传承和他们自己的著述来看，他们更倾向于学习关于动物的政治、历史、占卜等知识，关于动物本身也对那些奇异的个体或者种类更感兴趣。

二 瑞或是灾异——唐代动物的两面

在中古历史的书写体系中，动物参与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历史记忆都被削去，所剩的材料几乎全部来源于对祥瑞、灾异事件的记录，只有人们相信动物正在深刻地影响人世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进入史家的视野中。
古人无法理解动物的反常特征和行为，只好把它放入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中理解，这样既可以使预测人世的祸福旦夕有了一定的依据，也为怪异动物的诞生提供了解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班固《汉书》创立《五行志》，再到沈约《宋书》创立《符瑞志》，历史书写中的动物被分为两大阵营——祥瑞与灾异，作为人间治乱的判定标准之一。
人类灵气最足，而圣人更是如此，因此可以预测吉凶，也可以修德以胜妖，苗神客的思想核心是“修德”，圣人因为拥有德行，与嘉祥和气同，因此能受天命，而即使不祥的动物现象出现，也可以通过修德以禳灾。这样的思想根据自然的动物现象对人的行为提出了要求，因此使动物具有了很强的政治属性。
“创生动物”是具有神力的想象动物，具有多种动物的特征。“异化动物”是现实存在动物的变形，分为两类，甲类具有结构变化且一般具有神力；乙类以体色异化为特征，一般无神力。
“灵化动物”是与现实动物没有区别的动物，因为被视为有灵而具有预测祸福的作用。延续他的思路，可以看到开元年间祥瑞动物的分级是“创生动物”高于甲类“异化动物”高于乙类“异化动物”高于“灵化动物”，其依据的原则是：一、有无神力；二、形象奇异程度；三、兽高于鸟。因此大瑞基本都是具有神力的动物，对人世的影响能力最强，而上、中、下瑞不具备神力，对人世的影响能力较弱。
虽然祥瑞的分级、奏报制度在唐代有过不小的变化，但祥瑞动物的范围总体是不变的，而且规定得极为详尽，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一开始具有限制祥瑞奏报的作用。但此外，既然已经明确规定了祥瑞动物的范围，那么除此之外的动物异相都会被视为灾异的征兆，从制度上区分了祥瑞动物和灾异动物。

动物与唐代政治

对唐人精神世界中关于动物的知识、思想进行一个整体的勾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动物在唐代前半期曾经具有重要的政治属性，其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在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但这种论述只是为了描绘一个大概的思想发展趋势，比较分散和模糊，不能对动物形象在政治实践中实际产生的作用进行一个清晰的阐释。

一祥瑞动物与皇权政治——以“麒麟”为例

终军将这样的政治理论附会到麒麟并角的形象上，为汉武帝的开边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在麒麟形象演变的第二阶段，由于现实政治的变化，麒麟衍生出了“受命之符”和“天下合一”两个新的意义，至此，麒麟形象在政治上的建构基本完成。

1“麟德”年号意义

“麟德”这个年号的意义是非常清晰的，麒麟之德就是“仁”，当时的士人或是稍微有一点政治思想知识的人应该都能理解高宗所要传达的意思。此时的唐帝国刚刚取得白江口之战大捷、暂时从朝鲜半岛漫长的战争中解脱了出来，这时距离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高宗第一次派遣唐朝军队入朝作战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
期间唐军虽然在正面战场占有优势，但一直不能在占领区实现有效的统治，导致战争反反复复，极大地消耗了唐朝的国力和民力，若不是龙朔三年九月唐和新罗联军攻克百济的据点周留城，又在白江口击败倭国援军，彻底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高宗可能已经要放弃继续用兵了。

2“东川见麟”与元和中兴

宪宗元和年间，祥瑞思想的氛围在朝野上下已经有了很大的衰退，宪宗刚继位时甚至下诏停止一切祥瑞的奏报，以至于祭祀太庙时都显得有些冷清。
《旧唐书》的本纪部分，自从顺宗之后至武宗部分有不记录祥瑞的书写特点，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旧唐书》依据实录编写的部分，因此造成《旧唐书》本纪部分关于祥瑞事件的记录前后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既然《旧唐书》的编写者没有像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那样特意削去原始史料中的祥瑞部分，即《肃宗纪》之前依据国史编写的部分，那么顺宗至武宗六帝本纪中不书祥瑞的书写方式应该是承袭自实录，而非《旧唐书》的修撰者所为。
此外，《旧唐书·五行志》记录了许多这一时期的祥瑞，但却不见于本纪，也就是说《旧唐书》的修撰者并没有根据《五行志》的史料补充《本纪》的习惯，因此《宪宗纪》中元和七年记载的这次麒麟祥瑞有很大的可能是来源于实录。

二 动物灾异的处置与政治

王充认为灾异不过是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自发生成的，并不含“谴告”之意。而苗神客则认为既然人与动物都由“气”构成，那么动物的反常行为就预示着“气”的不协，因此人可以修德以使“气和”，实现禳灾的目的。
苗神客的“以德胜妖”说是中古处置动物灾异的主流方式，明载于史籍。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背景、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的不同，在面对动物灾异时，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和处置方法，这些特例揭示了中古政治操作的灵活性。而客观政治局势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对灾异现象的判断。

1灾异的讳饰与皇位继承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有雄雉飞集东宫显德殿。其时原太子李承乾刚刚因意图谋反被废，晋王李治在与魏王李泰的储位竞争中胜出，入主东宫。在经历了这样敏感的政治剧变之后，太宗对祥瑞灾异之事十分警觉，因此问于褚遂良。
《旧唐书》的五行志部分经常征引京房的占辞作为判断祥瑞、灾异的依据，以褚遂良的博闻和长期从事《起居注》修撰的工作经验来看，他不可能不知道“雄雉集于东宫”的含义。此事明显是一次动物灾异，并且由于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颇为敏感，矛头直指新入主东宫的太子李治。甚至太宗本人恐怕也很清楚其中的含义，因此才问计于褚遂良，希望借此舒缓李治的舆论压力。
褚遂良对前太子李承乾的回护，可能是太宗咨询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李承乾尚在太子之位时，太宗由于在言行上偏爱魏王李泰，一直使李承乾难以自安，这是他最后意图造反的重要原因。

2时局变化与动物灾异的判定

除了政治精英有意识地讳饰动物灾异以实现其政治诉求以外，客观的政治局势会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对于动物灾异的判定。
这种情况以唐代最鼎盛的开、天之际最为明显，人们无意识地把动物异相与祥瑞联系在一起，而后世史家又会以占书为依据，重新建立动物异相与灾异的联系，用一种“后见之明”的方式揭穿其“谬误”。
开元、天宝年间，由于政局的长期稳定，玄宗君臣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从开元、天宝时人将各种动物异相通通视为祥瑞的态度，到安史之乱后回顾。
从前，甚至将祥瑞动物都视为灾异的态度大转变，源于客观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人们心态的彻底转变，从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自信被时刻提防灾祸重演的疑虑所替代，时局之变化导致的社会心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动物灾异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