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七月四日》：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美国老兵也在问自己

六十年代是美国嬉皮士追求爱与和平、向华盛顿进军的年代，也是学生运动、黑人骚乱的年代。宽容的社会开放了受约翰·韦恩、肯尼迪言论和美国国歌影响的一代人的心灵和思想。
种族冲突在大街上蔓延。国民警卫队强烈反制。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向海特-阿什伯理区投放海洛因，毒害权力归花儿运动的根基。年轻人烧掉兵役证，演奏琼·贝兹的歌集，抽着自家种的大麻。

罗恩·科维奇就不一样了。他热爱他的国家。他想服役。甚至在高中时，他就说，“共产主义必须被制止。”他的父亲在纽约州一个小镇马萨波夸经营一家超市。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生于七月四日》并不是讲述科维奇在肮脏的战争中丧失了纯真，也不是讲述他在越南成为热血男儿，最后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成碎片。事实上，《生于七月四日》讲述了一个真理对抗谎言，行动对抗教条的故事，以科维奇在东南亚遭受的痛苦揭露爱国主义沦为政治宣传工具，而插曲《美国派》简直就是时代写照。

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难出口。科维奇出院时，坐在轮椅上，身上插着导尿管，让他很尴尬。曾经那个像王子一样参加体育比赛、全力以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英俊男孩，现在变成了一个醉醺醺嚎叫着“我要重新成为一个男人!”，却像女孩一样哭泣着问“谁会爱我?”的残废老兵。
在布朗克斯退伍军人医院疗养时，神志迷糊的医护人员在杂物间里注射毒品根本不管病人的安危，污秽和羞辱成了科维奇生活的一部分，最终瘫痪的事实让希望彻底破灭。后来，到了墨西哥，在与截瘫的不法分子和残疾的叛逃者厮混时，他发现可以花钱让妓女假装跟他恩爱。

胸部以下截瘫，彻底丧失性能力，悲伤已不足以形容他的心情。在去墨西哥前，他对着母亲咆哮。“没有上帝，他和我的腿一样死了。”在一个痴迷于成功和男性性幻想的社会里，他的确就像死了一样。
科维奇是一个学会失去的赢家。尽管这个过程很痛苦。汤姆·克鲁斯完美地捕捉到了他战斗精神的精髓，即使当他衣衫褴褛、怒气冲冲地出现在共和党大会上时，也流露出了一个残废嬉皮士对于曾经那个举着国旗、对世界充满憧憬的小镇男孩的缅怀。

《生于七月四日》有点太长了，偶尔还有一些浪漫主义的隐晦色情场面，削弱了克鲁斯的锋芒。不过，由科维奇本人和导演奥利弗·斯通共同编写的剧本遵循残酷的现实，呈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彩片段，尤其是在医院里的场景和与威廉·达福一起在墨西哥的戏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