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摇篮老航校里的日籍教官

说起中国空军的摇篮，不能不提及东北老航校，也就不能不提及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东北老航校就是以林弥一郎这样的日籍官兵为骨干，为我军培养出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其中的佼佼者有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的张积慧等。
日本宣告投降后，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不愿投降。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9月9日起开始向南逃跑，流窜至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山区，试图从朝鲜返回日本。
就在他们心力憔悴，准备停下来休整时，他们发现自己被包围了！

《白云飘飘的年代》剧照
他们在身后发现了苏联红军，前面有八路军拦着，是战是降，林弥一郎犹豫了。选择战斗，结果肯定是全军覆没，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就在犹豫不决时，八路军曾克林部21旅派代表主动与林弥一郎接触。
21旅的谈判小组一行5人由某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上了山，由凤城县伪县长三桥（日本人）带路并兼翻译。谈判一开始，林弥一郎等自知侵华战争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他们对八路军代表的劝降在内心就有抵触情绪，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不予配合。
聂指导员耐心地对林弥一郎说：“日本已经宣告投降，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们这样做是不明知的。而且，我们完全包围了这座山，你们已经没有退路，接受投降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接着，聂指导员不厌其烦地向林弥一郎解释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这场侵略战争，但是我们相信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会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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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弥一郎见八路军谈判代表年纪很轻，八路军又没有军衔标识可供识别，因此表示出些许不信任，聂指导员敏感的看出了他的疑惑，不待对方问话，直接告诉他：“我的职务确实不高，但我是代表八路军与你们谈判的全权代表，言必有信。”
林弥一郎纠结了半天，思考良久，答应交出武器，并说他只是希望得到人道的待遇。
聂指导员说：“你们有和平投降的诚意，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会尽可能为你们提供便利。我们选了一个宿营地，离这里不远，条件还可以，请你明天把部队带到那里，把武器交出来，我们八路军将举行一个受降仪式。”
第二天，当林弥一郎带着全部人员来到指定地点时，八路军21旅已经做好了投降仪式的准备工作，21旅的受降代表指着一张临时搭起来的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另外，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我们信任你们，这是对你们的诚意做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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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刀对于日本旧式军人来说，是尊严与荣誉象征。受降代表的一席话让林弥一郎大感意外，就在昨天晚上，林弥一郎整个晚上都没有好好睡觉，他在想象明天投降仪式上可能出现的场景：一大群八路军士兵荷枪实弹围着受降现场，他们的刺刀闪着寒光，刀尖对着自己，一个个日军航空队员乖乖的交出武器......
八路军受降代表的讲话中，罕见的用了“请”字，也没有直白地使用“解除武装”等词语，而是婉转地用了一个“放”字，足见八路军有多么用心，很明显，八路军不想让林弥一郎他们太难堪。
林弥一郎被八路军的诚意打动了，他平静地按照八路军的要求，交出了随身的武器和飞行装备，其他的航空队员也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子前，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仪式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很快结束了。
八路军战士把解除了武装的日本航空队员们带到了一个村里，他们被分散安排到若干个老百姓家里住下。尽管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八路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梁米和玉米，但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部队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筹买一部分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
林弥一郎他们不会不知道，在他们统治下，东北老百姓吃大米都是犯“法”的，这些稻谷无疑都是农民留下的稻种。
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举行了一个欢迎会，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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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如此隆重的宴会却让林弥一郎心情沉重，内心充满伤感，甚至吓出了一身汗，因为他联想到了中国民间传说的“上路饭”，担心吃完了这顿饭，中国人会送他们“上路”，这恐怕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但是，林弥一郎在席间看到八路军干部又说又笑，不断过来向他们劝酒，他也就“豁出去了”，敞开了喝酒吃菜，暂时把对“最后的晚餐”的恐惧放到了脑后。
曾克林在饭后找林弥一郎等人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对他们放下武器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回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处置。
直到这时，林弥一郎才确定下来，这不是“最后的晚餐”。临别时，曾克林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能把大家都请来吃饭，所以我们准备了一点肉，你走的时候带回去。”
第二天，林弥一郎看到曾克林让他带回去的“一点肉”：居然是5头牛和50只羊时，林弥一郎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在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林弥一郎及其部下觉得生命有了保证，人格也受到了尊重，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
宴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林弥一郎又收到了一份邀请信，这一次邀请他的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一通寒暄后，彭真便直截了当向林弥一郎提出：“我们想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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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弥一郎吃了一惊：“可是，我们都是战俘，这......”他审慎地说道，面带难色。
坐在一边的伍修权说“这一点请不要顾虑，我们相信你。”
林弥一郎当时没有直接答应，他婉转地说：“建立空军、培养飞行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事。再说，这件事我得回去跟部下们商量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不然的话，就算我同意了，我一个人也搞不赶来。”
林弥一郎又提了几个条件，比如，他们不希望被当成俘虏那样对待，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官等等。彭真和伍修权当场都点头应允。
林弥一郎从见到伍修权参谋长时开始，就对他身上佩带的一支小手枪很感兴趣，这时，林弥一郎突然心生一念，向伍修权提了一个让当场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要求：“我很想请将军把您的这支手枪赠给我，也许，这样我能够更好地说服我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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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弥一郎也认为这个要求绝不可能被答应，他不过是借此试探对方的诚意。
林弥一郎没有想到，伍修权哈哈一笑，解下手枪就递到了林弥一郎手中。多年以后，伍修权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他坦率的承认，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一是林弥一郎的要求太离奇，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二是这把手枪随他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意义非凡。
伍修权豪爽的举动先是把林弥一郎吓了一跳，等他的手真真切切地触摸到那把手枪时，他百感交集，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对中国人的尊敬，在他的心里牢牢地建立了起来。
为了收集散落在各处的航空修理材料，林弥一郎所部奉命进驻到辽宁省本溪市，在东北民主联军配合下，奔赴奉集堡、辽阳、荣口和四平等地的前关东军飞机场，把破损飞机及零部件全部收集了起来，他们总共修复了各式飞机46架，收集了大量的器材和配件。
1946年1月1日，东北航空总队成立，林弥一郎被任命为总队副队长兼参议。此时，除了林弥一郎所部人员外，还陆续接收了一批从解放区转送来日籍航空人员，航校拥有了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这些日籍官兵成为了东北老航校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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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校建校初期，我军在航空领域一片空白，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校，也有了基本的条件，但是，对于航校来说，怎么才能培养出我军自己的飞行员这个问题难度极大，其中，做好留用人员的思想工作，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使他们积极为航校建设服务，必然成为航校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在使用日籍航空技术人员这一问题上，航校部分人员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航校领导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为了认真落实对待日籍航空技术人员的方针政策，反复教育全校同志分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一般日本军人的界限，要求大家不能把参加航校建设的日籍航空技术人员当作战俘看待，而应当作留用人员对待，尊重他们的人格，在生活上还要适当给一些照顾，在工作上信任他们，同时也严格要求，在思想上以诚相待，积极帮助，这是我们党的政策。
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
航校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因故搬迁。在没有雷达、导航、通讯的情况下，在持续的转场中，航校的日籍飞行人员都认真负责地把飞机直接开到目的地，还有人为之献出生命，大冢机组四个日籍人员就因在飞行途中撞山而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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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日籍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校政治部专设了日本人工作科。航校领导还特别注意做好林弥一郎等主要教官的工作，以对待朋友的真诚态度，从生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感化教育他们。
有一次，林弥一郎驾驶一架刚修好的飞机试飞，飞机刚一起飞就因操纵失灵而坠地，林弥一郎负了重伤。航校立即组织抢救，林弥一郎苏醒后，看到校领导一个个焦急地守护在身边，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激动地向校领导表示，要用自己的技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培养航空人员。
航校还对日籍技术人员的婚姻问题给予了很大关心。当时的政策不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航校领导就想办法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到航校做护士、卫生员等的工作，并为他们创造彼此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不少日籍技术人员在航校解决了终身大事，有的夫妻还有了子女，林弥一郎和女护士清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了婚。
林弥一郎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主任教官期间，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多方面开创了共军航空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材。
当时的航校学员都是从我军优秀的指战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贫家子弟，没有多少文化，这可难坏了日籍教官。林弥一郎他们创造性地想出了很多生动、易懂的教学方法，硬是帮助他们过了难关。林弥一郎不仅培养飞行员，还培养了大批机械、后勤人员。

第七航校校长魏坚和林弥一郎（右）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林弥一郎等日本教官的一项改行项目。
当时，航校有一架美国单座式P-51战斗机，林弥一郎提议将这架飞机改成双座式教练机，这样可以让学员们更真切地接受训练。为此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动力改装及平衡实验，终于完成了改装，P-51作为新型教练机，大大提高了学员们的实际飞行驾控能力。也正是因为有此经验积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包括王海、林虎、刘玉堤、张积慧在内的飞行员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能够直接驾驶米格战斗机冲上蓝天。
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历时三年半，林弥一郎等日籍教官手把手培训了120名飞行员，他们还培训了14名女飞行员。这批学员后来大部分都成了创建中国空军部队的骨干。
1954年，日籍人员归国后，不少人仍然深情地怀念着老航校的生活，认为在航校的几年是其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转折点，他们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第二祖国”。1956年8月，林弥一郎返回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