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花季年华》让你看过就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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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惜取少年时
在我知道了身世后，爸爸过世了。我依照父亲的遗言，把他写的“爱玟小札”用红丝带束起，和遗体一起焚化。
我在“爱玟小札”的后面，附上了爸爸读给我听的最后一首泰戈尔的诗，也是在父亲的病榻前，我常读的诗。
诗句后面，我写上：爸爸，我爱你，我永远是你的云云。
爸爸过世了，我告诉自己，就像他在母亲过世后告诉我的一样，妈妈变成了一颗星星，在天上思念着我们；虽然爸爸到阖眼时都不知道，从小我就知道妈妈是自杀的，但我还是很高兴爸爸一直认为我相信妈妈变成了一颗小星星。
就像我永远相信，爸爸在任何时候，都像天边的一颗星，在天上为我点燃一盏通向生命的光。
精神的银行有妈妈的存款。
精神银行
———艾书
每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思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了。”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五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能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菜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有一年圣诞节时从挪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点在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菜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菜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
“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象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到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三夸脱（1夸脱等于1．14公升）鲜升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
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象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了家。爸爸好象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也闪烁着根根白发。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
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帐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
“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青年时代的雄心和豪情切莫轻轻放过。
惜取少年时
———闻惊夫
我们在英格兰拉格比市的拉格比公学里一面喝茶，一面讨论约瑟，康拉德的《吉姆爷》。其实，我告别婆罗洲那条偏僻的河才不过三星期，在《吉姆爷》这本小说里，那河就是为马娄船长与吉姆最后分手的地方。当时，吉姆在狭长的沙滩上，背后深暗的海岸像堵墙壁般衬托出他的白衣身影，西边水天交接处，是“一大片灿烂的金与红”。
我刚从那条河、那海岸和那落日归来。那和我现在见到的景色多么不同。我满怀兴趣地观看眼前的景物。
无云的晴空照亮了运动场，舍监客厅的长窗正对着它。我已经四十年没有见到这些景物了，但是一切仍是那么熟悉。阳光射进古旧客厅的每个角落，便黄色墙壁像蜜糖般泛光，又轻柔地抚着窗外平坦的绿茵，照着穿白衣服的男孩和板球场外那些方形白色屏壁，以及屏壁后面树杆高而直的白杨叶和“托雷教堂”的针状尖塔。在客厅里，我们一共九个人：舍监、两名导师、五个高班生和我。
“可看到有什么改变””高级导师问我。我立即醒悟我认为熟悉的其实已非旧貌。花园围墙右边的那棵橡树已长大了。还有…可不是！那个水槽不见了。
那槽脏水本是存来浇灭德国烧燃弹的，可是后来没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轰炸机一夜复一夜地在我们上空掠过，前去粉碎考文垂市。虽然在拉格比有个重要的铁路联轨站，但我不记得有过炸弹落下，不管是燃烧弹还是什么别的炸弹。我记得食物配给，吃复原蛋，还有洗澡水只是限于几厘米的温吞水。但是没有炸弹，没有“敌方行动”，一点紧张刺激都没有。
在我们这战时静若止水的地方，我们的校长每个周日傍晚都率领我们在大礼堂祷告，诵一两篇祷词，唱一首赞美诗，选读一些他喜爱而激励人心的诗歌或散文：照例是十五分钟的沉闷时刻。
那天傍晚，开始时就像其他晚上一样。诵了祷词和唱了一首赞美诗之后，舍监小心地阖上立式钢琴的盖。然后在一片寂静中，校长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低声说道：“这是约瑟·康拉的《青年时代》里面的一段。”一面低下头来，向后渐秃的银发像是头上的光环。他开始诵读：
“在无篷小船里摇晃颠簸的滋味，不用我来告诉你。我记得有许多个夜晚和白天，风平浪静，我们不停地划，可是船似乎静止不动，仿佛在海天交接处被魔法定住了。我记得那股酷热，记得暴风雨来时，雨水如江河倒灌，为了活命，我们竭力舀水（但雨也注满了我们的淡水桶）。我记得连续辛劳了十六个小时，嘴干若煤渣，生平第一次操纵艉舵桨，使船迎浪行驶。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条好汉。
“我记得两个手下憔悴的脸与垂头丧气的模样，也记得我的青春和那已一去不返的不可一世感觉—觉得自己能够永存，能够战胜海洋、大地与所有人；那种骗人感觉诱使我们去寻欢作乐，去冒险犯难，去爱，去徒费功夫，去死亡；那个对自己力量的得意信念，那在躯壳里的生命热力，那在心中的光—逐年转暗、变冷、缩小，然后熄灭，熄灭得太早，太早—在生命结束之前。”
我当时十五岁，那段文字使我如饮醇醪。这位叫唤我们醒来并开始真真正正生活的作者是谁？他告诉我们的，事实上正是我们所要听的：我们年纪轻轻，“刚把我们充满孩子气的那扇小门在背后关上，进入一个令人陶醉的花园。”
现在，我捧着茶杯站在日光照耀的窗前，一已故校长轻诵那段文字的声音索回于脑际，像远处的回声，却又十分清楚。
一个神情快乐的金发孩子对我有礼貌地说：“我们听说你明天将在大礼堂为我们诵读康拉德的文章。我们有些同学期终考试就是考康拉德，你知道吗？”
“希望你们听过我的诵读之后，不会对他敬而远之，”我说。
一个头发有点凌乱、戴眼镜的胖孩子对我眨眨眼说：“我们这学期读《黑暗的核心》。你为我们诵读什么？”
“《青年时代》的选段，”我说。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我是不是犯了个窘人的错误？
几个月前，我冒然写信给现任校舍舍监，解释四十年前我在大礼堂上祷告课时如何开始爱上康拉德，嗣后我没有回过拉格比，如今想旧地重游，追忆那终身难忘的情景。
我没有想到他会立即复信。“请一定来，”他写道，并且像交换什么似的补充一句：“顺便一提，既然《青年时代》那段文字对你有那么大的影响，你是否可以为我们诵读一遍，以饱耳福？”这就是我这时出现在舍监客厅前因后果。我向这一小群人满怀歉意地说：“我答应我不会说得太长太多。我知道大礼堂的那些长凳硬得多么令人讨厌。”他们都笑了，我放心不少。
朗诵定在第二天的傍晚举行。在接受考验之前，我先到小礼拜堂去看看，坐在圣诗班席我以前的位子上，伸长脖子仰望屋顶黑白两色的怪横梁。只闻其演奏却不见其人的风琴手停奏庄严的韩德尔乐曲，改奏一道轻快的作品，大概是巴哈。
我读过康拉德的童年自述—他不到十二岁便父母双亡，其后在克拉科夫及利沃夫由伯父和家庭教师抚育长大。幸好他是个喜欢看书的孩子，充满浪漫色彩的波澜文及法文书籍使他脱离樊笼，神游天涯海角，这些书籍满屋都是，在螺形托脚小桌上，桌子上，甚至地板上。大约九岁那年，他用短粗肮脏的手指划在地图上非洲中部那片空白，说他有一天会到那儿去！果然，“大约十八年后，我指挥的一艘破旧小明轮气船碇泊在一条非洲河的岸边。”
康拉德最初的逃避方法是自我放逐到法国，在马赛和它附近一带沿岸航行、偷运枪械、赌钱。然后在二十岁时，莫名其妙地随着英国船马维斯号到了英国的洛斯托夫特港，那时他只勉强能说六个英文字。一八七八年六月十八日，他和一批土耳其亚麻籽同被卸下码头。这个充满幻想、说起话来口音像大熊般生硬的外国小伙子会是未来的英国大文豪吗？
风琴声停止了。我听到琴师在阁楼走动，放好乐谱。我站起来，侧着身挤出那排狭窄的座位，走到门口步出运动场时，我的脚步声在大堂里回荡。
第二天傍晚，五、六十个男孩坐在一排排金属折椅上，像一个怀有敌意的大陪番团般仰望着我。
我向他们述说当年校长朗诵《青年时代》这段的往事，又简单讲了些我自己的游踪，以及自从听了那次朗诵，我心中如何始终想着康拉德的比喻，说人生是个令人陶醉的花园，园中树荫闪亮着希望，小径每一转弯都带来诱惑。“你们的舍监邀请我来为你们朗这段文字。也许这段文字未能激起你的兴趣，不过但愿不会如此…”我打开《青年时代》，翻到折好的那页，开始诵读。
学生都是在静耳聆听，没发一点声音打扰我。没有人鼓掌喝采，但也没有呼呼的鼾声和吃吃趣笑声。我的听众变成了模糊的一片，我可以朦胧地看到其中一张翘望的脸，不时出现的眼镜反光和那胖孩子鼓励的笑容。至于其他的一切，我就像牧师绝对相信上帝的力量那样，对康拉德极有信心。
我诵读的时候，又看到那艘在海上不前的船，雨注满了小桶，身上湿透、垂头丧气的水手，还有年轻的康拉德，为自己成为了海上的一分子，成为了东方和人生的分子而欢欣若狂。
我读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段文字已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只希望它已使其中一个少年此后永远注意到“躯壳里的生命热力，以及如何逐年转暗、变冷，然后熄灭—总是熄得太早，而且往往生命结束这之前已熄灭。”
苹果在厂长的手上陀螺般旋转起来。那是厂长一种得心应手的游戏。
伤心的苹果
———王强
我二十岁的那年秋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母亲从别人那里借了三百块钱，替我交了押金，把我送进了城里的一家工厂做工。
我知道自己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所以便处处谨慎小心。因为经历过太多底层生活的挣扎与竞争，也知道在谨小慎微的谦恭中展示一下自己不俗的才情，以期吸引别人对我的注意，而让自己拥有一份意料不到的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