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走上战场——抗大如何培养人才

治军必先治校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毛泽东说，“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抗大正是承担着为队伍培养干部的重大使命而诞生。在当时的部队中，每6人就有1名抗大的干部。日军曾提出“牺牲十个来换一个抗大学员”，可见抗大的盛名。
抗大不但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人才培养、文化建设、企业大学建设留下了很多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培养人才首先要统一思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了中国青年的“革命圣地”，他们一批批地来到延安，投奔抗大。这些青年人来自各个阶层，出身、信仰、阅历都不一样，这里面包括很多国民政府省部级以上官员和富家子弟，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冯玉祥的侄孙冯文化、杨虎城之子杨拯民、赵寿山之子赵元杰、傅作义之弟傅作良、黄兴之子黄鼐、袁世凯外孙等等，另外还有大批文艺人士和海外华侨。他们来到延安是想投奔革命，拯救国家，但如何救国，如何拯救民族，并没有清晰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比传授知识和技术更为重要的是统一大家的思想方向。

抗大的教育方针第一条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做为抗大的教委会主席，向抗大学员阐释，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但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打日本、怎么样打日本。在抗大整体学习中，政治思想方面的学习和锻造占了有30%。
抗大的政治课主要是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等。毛泽东在抗大讲《论持久战》时没有教材，内容都来自于实践的经验总结，老师在上面讲，学员在下面记，课讲完之后，教材再整理一下就出来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哲学代表著作，这两篇论著是根据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课时的讲义整理而成，抗大的讲台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发端。抗大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做报告最多的地方，他的很多著作和观点都是最先在抗大讲的。

培养使命和担当精神
实践反复证明，面对各种挑战，支撑到最后的，靠的往往是意志和品质。毛泽东在讲课的时候，曾经拿《西游记》做比喻，为什么唐僧能取得真经？是因为他一心一意，即使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依然百折不回。抗大的学生也应当如此。
当时的中国内外忧患，抗大在教育学生说，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不能有一个人叛变要妥协的，不然就没有资格做抗大的学生。抗大要全体一致，抗战到底。抗大的校歌中开始就是这么一句话，“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行军途中、劳动工地，哪里有抗大队伍，哪里就有嘹亮的歌声。抗大学员把自己摆在民族解放先锋位置上，毕业后奔赴前线或敌后，成为火种，点燃了全国的烽火。

抗大的校歌由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用了一个下午就完成了创作，一直传唱到今天，并成为了国防大学的校歌。
抗大当时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没有教室，就用窑洞；没有桌椅，就用石块；缺衣少粮，就开荒种地，纺纱织布。有几句顺口溜形容当时的困难情况，“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美国记者斯诺是第一个报道红色中国的记者。1936年7月，斯诺经过4个月采访，把自己在陕北的见闻做了一系列报道，后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书中“悬赏二百万的首级”集中描写了抗大。其中有一个细节提到，抗大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笔记本，以石灰泥土墙为黑板，震撼了西方，被称作“二十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抗大组织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生产活动，挖窑洞、开荒地，甚至织布缝衣，曾经两个星期挖出了170个窑洞，还修建了一条长3公里的盘山公路。同时举办各种生产竞赛，文艺活动等，当时把大米掺小米的饭叫做“国共合作饭”，锅巴叫做“马列饼干”，从这些名字上可以看到抗大培养出了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抗大独创一个文化组织“救亡室”，虽然是救亡，但主要组织文艺活动，由学员自主管理，在艰苦的学习生活中渲染艺术的色彩。

抗大学员入学后，无论过去什么背景、资历，一律平等。
首先要过“学员关”，卫生轮流做，岗哨分班站，任何人不能搞特殊，哪怕你是战功赫赫的将领。首先让学员从行为到心理经历巨大转折和考验。
二是“纪律关”，通过纪律锤炼学员品质，学校管理由学员参与。
三是“党性关”，对于军队内一些中高级干部在部队中缺少党的生活，在抗大，着重组织他们进行组织生活锻炼，通过会议、讨论、自我批评等方式增强党性，纠正自由散漫、高傲自大的作风。
从这里走上战场
抗大开创性的探索了多种教学方法，成为干部教育的典范。
仗怎么打，兵怎么练
抗大总校在9年多时间里，转战8个地方，行程几千公里，学习时间、地点都不能得到保证。抗大可以说是边行军边办学，边打仗边办学，既是学校，又是战斗队，这让抗大跳出了传统教育的条条框框，教学内容少而精，急用先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课程注重学以致用，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第一次东进
1938年，抗大、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延安大学的前身）的部分学员共3000人，编队后向晋东南太行山挺近，在敌后办学，成立抗大一分校，由何长工任校长。朱德参与了第一期开学典礼。
1939年上半年，环境比较稳定，课程进行较为顺利。朱德、彭德怀、左权、杨尚昆、朱瑞等都曾走上抗大一分校的讲台。其中朱德的授课时间最长，从4月到6月，他每周六都定时到抗大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因为讲课生动，深入浅出，很受师生欢迎，被称为抗大的“老园丁”。
1939年7月初，日军出动5万兵力，扫荡晋东南根据地，抗大一分校向太行山南部转移，除了继续办校外，抗大组成了战地工作团，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建设抗日游击小分队，拆桥破路，空舍清野，打击日军。抗大还组织工作队到国民党做统战工作。
第二次东进
1939年11月，抗大一分校再次东进，前往山东根据地敌后办学。约1000人师生分成3个大队，从山西往山东进发。经过1个月的步行跋涉，1000人的队伍在1940年1月到达山东沂蒙山区，完成了第二次东进。
抗大一分校在山东当地招生2000多人。同年3月，学校参加了徐向前指挥的孙祖战斗，并取得胜利。
大青山突围
1941年东，日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对山东根据地进行扫荡。抗大一分校参与了战斗，配合外线主力打击日军，因为情报失误，抗大阵亡近200人。在当时到处都缺干部的情况下，抗大的牺牲让人惋惜不已。
奔赴东北
9月15日，日军投降，抗大一分校完成山东敌后办学任务，奔赴东北，合并进入已经搬迁至此的抗大总部，编成东北军政大学。
最优秀的人走上讲台
抗大的军事课以军事思想、游击站、射击、步枪等为主，教师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将领。军事思想中有一门课是《战役学》，由林彪担任教师。在讲游击战这门课时，抗大找到了刘伯承，刘伯承总结“什么是游击啊？游，就是走；击，就是打。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击而硬碰是拼命主义，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游，要击。也就是，哪里好走，走哪里；怎样好走，怎样走；哪里好打，打哪里；怎样好打，怎样打，才是正确的。”游击战这门课就是以刘伯承的总结为基础进行设计和教学。

激发自主学习
毛泽东在抗大先后承担哲学、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他都是把讲稿发给学员，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研究，然后提出问题，老师解答。这其实一种“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激发学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灌输到主动学习，从模仿到创造。

理论联系实践
抗大提倡艰苦奋斗，学员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种粮食，织布，亲身体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抗大经常请一线部队的学员讲战斗经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教师因势利导，归纳总结。

会用会教
抗大要求学生在学习后不但会自己用，也要会教给别人。这样毕业后不管是留校任教还是到前线，都可以承担教练员的角色。
另外抗大还采用小组讨论、大组座谈、辩论会、个性化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让学员发挥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经验丰富但理论薄弱的学员，采取启发式、问答式为主，讲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对于理解能力较强但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采用讲演式、启发式为主，问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

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站，教成三军
在抗大，教师被比作是发展革命力量的“老母鸡”。教师队伍建设是抗大成功的核心要素之一。
抗大刚创办时，只有3名专职教师，而学员有几百名。在毛泽东的率先垂范下，几乎所有的著名将领都到抗大授过课，包括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都是抗大的兼职教师，这种做法成为抗大的特色。在选调教师进入抗大工作时如果遇到阻力，毛泽东会亲自做工作。
抗大也邀请外部的专家学者，甚至原国民党军队或黄埔军校的优秀人才到学校授课，另外还采用自主培养的方法解决教师紧缺问题，从第三期学员之后，抗大都要从学员中选留一批优秀学员充实教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