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戒毒史：枕头下放枪，原本只为不死，没想能活到101岁

前言

1931年9月18日，随着南满柳条湖铁路的一声巨响，张学良迎来了他生命中一次不可逆转的剧变。日军以“中国人破坏满铁”为借口大举出兵，并快速占领沈阳。防务空虚的东北不堪一击，加之张学良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乘虚而入，不出五个月，东北三省全部沦亡。
至此，成长于东北的东北军，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离开了情牵梦系的关东父老。流落关内的张学良彻底成了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牌。
迫于心理压力，张学良开始大量注射吗啡，到了后期严重时，身上一处好皮都没有。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学良竟然凭借自己的决心戒毒成功，而且晚年活到了101岁，这真是生命的奇迹！

张学良夫妇

张学良向蒋介石辞职，来到上海戒毒

“九一八事变”后的那一段日子，是张学良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日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不敢违抗，而蒋介石的那份密电他亦不敢公开。加之敌方间谍的蓄意造谣，不解详情的人们便把满腔愤怒统统发泄向张学良。一时间，张学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随着反日浪潮此起彼伏，张学良也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
当时流行着一首感时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是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听信“‘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影星胡蝶跳舞之风波”的社会传闻之后所做。但事实证明9月18日那天，张学良与胡蝶从未谋面，当时胡蝶正随外景队到天津拍片。但张学良有口难辩，昔日的英雄今日虎落平川，徒有一颗复仇报国之心，却无用武之地。
这些事压抑着张学良，慢慢的，他开始服用鸦片来麻痹自己。

张学良
张学良的忘年之交章太炎也愤然赶到北平，对张学良指鼻质问：“拥兵二十二万，却将东三省拱手相让，这与卖国何异！”
“卖国”？如此刺耳，张学良有如万箭穿心，自语道：“我张学良何以不想痛击日寇？国仇家恨集我一身，但内乱不平，怎言抗外？内伤不愈怎可与敌人抗击？”说完，张学良向章太炎出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密令（这也是他平生惟一一次向人出示此密令）。
看罢密令，这位六十五岁的民国元勋涕泪横流，无言可发。翌日，便抱着多病之躯返回上海。
北平是个花花世界，身心憔悴的张学良曾一度地随波逐流，自暴自弃。顷刻间，他的身边拥满了妖冶艳美的女人，日复一日地在鸦片的云雾中沉沦。
终于有一天，注射吗啡过量的张学良被送往协和医院治疗。当专车驶过大街的时候，路边围满了愤怒的群众。“懦夫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叫骂声如海浪般涌来，不绝于耳，把张学良吓得羞愧难当。这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

张学良
1933年3月4日，汤玉麟弃城逃走，日军攻占热河，至此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虎视眈眈窥视华北，全国舆论大哗。作家林语堂拿张学良与奋勇抗日的蔡廷锴作比，以笔为枪，大伐张学良：
“……你干得真漂亮！……同样也是在一个紧要关头，你却服从了不抵抗命令……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的大片领土，当然你也为我们保护了许多国宝。”（张学良有收集古瓷器的癖好）
张学良再次做了南京政府的替罪羊，他的政治威望一落千丈，在国民中，声誉扫地。屈辱到了极点的张学良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3月8日，张学良致电南京，请求辞职。
第二天，蒋介石偕宋子文乘专列北上，至保定会见了张学良。这一天下午，保定车站戒严。张学良手拿辞呈上了蒋介石专列。当时蒋介石腰杆笔直的坐在写字桌里，对张学良做了一个手势。张学良并没有坐下，而是以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身份，请求蒋介石允许其开赴抗日前线，全力反抗日军。
“好了汉卿！”蒋介石从座位里站起，冷冷地说，“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就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这叶孤舟只能容下一人，你我之间终要有一个下去，你说我们俩谁离开好呢？”
张学良听罢，已知蒋无心抗日，便愤然道：“我离开好。”说完，双手交出辞呈……

张学良夫妇
1933年3月12日，辞去副司令职位的张学良乘飞机从清河机场起飞，偕夫人于凤至，情人赵一荻及顾问——澳大利亚记者端纳离开北平，于当日下午抵达上海。在那里，他要戒掉困扰他七年之久的毒瘾，“恢复健康”。
其实早在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就决定戒除毒瘾。当时他曾打过一种注射药物，对戒除鸦片很有效果，可是打的多了，鸦片戒了，又离不开注射针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时打的药物正是比鸦片更厉害的毒品——吗啡。
年仅三十二岁的少帅被吗啡摧残得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九一八”，特别是热河失守之后的那段日子，吗啡更成了他精神的支柱，并多次中毒住进医院。初到上海的张学良面颊凹陷，形容枯槁。
戒毒中的张学良用手枪告诫大家不要动摇他戒掉毒瘾的决心。在张学良晚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袒露过当年戒毒的艰难：
我在枕头下放了一把手枪，嘱咐身边的人：“我开始戒毒，你们任何人不许管我，无论我什么样，谁要是给我毒品，我就用枪打死谁。”

张学良
后来利用上海先进的戒烟设备，张学良终于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苦难历程。一个月后，张学良的身体开始恢复健康，一丝血色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
张学良戒毒的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活着，谁知道竟然非常长寿，晚年竟然活到了101岁。当然，这是后话。

张学良、吕正操

从墨索里尼到周恩来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在家人和顾问的陪同下远赴欧洲旅行。在欧洲，张学良见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通过接触，他发现意大利一战后迅速复苏的经验适用于中国，关键在于人民要全心全意拥护一个领袖，而他认为，蒋介石就是那个“领袖”。
几个月后，张学良结束了他的欧洲旅行。1934年1月8日，少帅一行人返回上海，他决定全力以赴支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正愁于东北军的调度不灵，便任命归国后的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奔赴“剿共”前线。
1935年9月13日，张学良乘飞机降落西安机场。杨虎城夫妇、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夫妇及西安的社会名流皆来迎接。戒掉毒癮的少帅比以往更受部下的爱戴。东北军上下都对“剿共”很是乐观，渴望速战速决之后，可以奔赴抗日前线。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三个月，东北军损兵折将近三个师。
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张学良受到极大的冷遇甚至谩骂。这一切都使少帅对自己从前的种种看法产生怀疑：长征之后的红军元气大伤，怎能在三月之内歼灭我东北军三个师，难道真如冯玉祥所说的红军是打不完、杀不灭，而且愈剿愈精、愈杀愈多的吗？
“大侄，切莫为他人利用。国仇家恨等你去雪，怎可委屈求全于一人之意志……最终会两败俱伤的……”张学良久久回味着冯玉祥的一番肺腑之言，慢慢地对蒋介石产生了动摇。

张学良
张学良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他要想办法与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张学良想到了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东北老乡杜重远。杜重远给予这位老朋友以中肯的建议，指出共产党军队、杨虎城西北军都在主张抗日，这就给联合抗日提供了条件。他规劝张学良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走联合抗日的道路。
在上海，张学良还密会了原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希望通过李杜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此时东北军阵营中反战情绪日益强烈。王以哲等将领纷纷向张学良请命不愿再“剿共”了，他们只想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向王以哲倾述了寻共的想法，王以哲表示赞同，并提出利用前线与红军正面接触的有利条件，可更快地与共产党联系上。
1936年4月，周恩来和李克农与张学良取得联系，相约肤施城见面。这次会谈十分融洽，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

周恩来
张学良坦诚直率地谈到自己旅欧归来曾一度信奉墨索里尼的全体主义，但“剿共”以来的种种事实证明，抗日与“剿共”是不能并存的，中国唯有实行民主主义，才能唤醒民众。张学良还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之力量，那么蒋先生亦该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周恩来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表示承认，他说：“共产党并非不愿争取蒋先生这一强大的集团抗日，而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蒋介石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却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满清西太后‘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卖国主张何异？”
二人又聊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只要蒋介石抗日，共产党愿在他的领导下，摒弃前嫌，一致对外。同时他告诉张学良，红军的将领很多都是蒋介石原来的部下，如果蒋能以诚相待，他们会听从指挥的。至此，双方在“联蒋抗日”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八条协议”。
协议达成后，周恩来庄严地对少帅说：“如蒋介石看到协议后，仍怀疑共产党的用意，那么，我周恩来甘愿留在西安，作为人质。”
张学良十分感动，向周恩来表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会把蒋先生扭转过来。”
会谈后，张学良与周恩来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

周恩来
用过晚餐，张学良拿出一本《申报》纪念六十周年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这是红军仅有的两本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申报》大地图之一。从此，这本地图一直伴随着周恩来走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同时张学良还拿出两万元光洋的私款赠送给红军。
肤施会谈圆满地结束，在回陕北的路上，周恩来兴奋地对同行的刘鼎说：“谈得真好哇！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这样有决心和勇气的人……”
不久，中共发表“五五通电”，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联蒋抗日”。这一切使张学良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决心的诚意，也使他更加坚定了劝蒋抗日的决心。张学良经历了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张学良、赵一荻

西安事变——张学良的天真

1936年12月12日，在多次劝蒋无效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很快向西安派去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并设立办事处。在此之前，中共对西安事变一无所知，直到张学良电邀中共共商大计。
不久，东北军、西北军向东推进，红军南下，进驻肤施，陕西防线形成。
12月14日，端纳飞抵西安。端纳的到来，打破了蒋介石不合作的僵局。
在被监禁的头两天里，蒋介石认定自己将被处死，甚至立下遗嘱。端纳告诉蒋介石此次事件有望和平解决，如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将会团结在他的背后。蒋介石开始同意听取张学良的八项主张。
此时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并轰炸西安；然而，以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却极力反对，主张和平解决。中共在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电报后，权衡利弊，最终也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件。
蒋介石感觉到了来自西安以外的危险，开始静下心来，听取意见。

蒋介石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及特务头子戴笠一行人，离开南京，前往西安。
在西安，他们展开会谈，共产党也加入进来。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把西安事变看作日本人、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以挑起内战为目的的阴谋，并指出蒋介石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唯一有资格的领袖，要求中共以最大努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经过多方努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会谈一直延续到12月23日，24日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八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张学良同意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以表明蒋介石并非是被草草释放。他对杨虎城说：“委员长这次丢尽了面子，这样做或许会挽回他的一点威望，毕竟他今后还要领导中国去抗日。”
张学良天真地认为，蒋介石具有领袖的人格，不会背弃自己的诺言。杨虎城对此感到惊愕。作为一个精通世故的军阀，他比张学良更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感到少帅此去凶多吉少。
1936年圣诞节这一天的下午，蒋介石一行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匆忙登上飞机，离开西安。正如蒋夫人宋美龄所祈求的，“这是送给委员长最好的圣诞礼物。”就是这“圣诞礼物”给一位英雄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张学良喂鸡

蒋介石翻脸软禁张学良

当周恩来从赵四小姐那里得知张学良陪蒋赴京的消息后，十分气恼。他当即乘车赶到机场，但蒋、张的飞机已相继起飞。周恩来站在机场，望着两只远去的机影，扼腕叹息。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抵达洛阳加油。蒋介石劝说张学良电告杨虎城将军，释放西安被扣押的南京要员。张学良欣然应许。至此，张学良失去了与蒋抗争的一张王牌。
26日下午到达南京后，蒋介石即刻召来“文胆”陈布雷为他起草《对张、杨训词》。
在南京，蒋介石发现自己尽管被扣西安两个星期，但由于国民政府强大的宣传力量，使他的形象在国民中丝毫未损。自己仍然是南京政府的灵魂和主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受了自己伟大人格的感召，并使他因祸得福，成为中国的绝对领柚。他开始积极地谋划“以怨报德”的“扣张”阴谋。
“少不更事”的张学良难成蒋介石的对手。到达南京后，张学良四处访友，无忧无虑地住在宋子文的公馆里。当晚，在宋子文的授意下，张学良呈文蒋介石，请罪道歉。
蒋介石得到这份请罪书，即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蒋介石
此后，少帅的处境日益严峻。首先是28日，张学良奉命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会”，但这正是个圈套，被缴械的张学良在一群宪兵的押解下，住进闲置的孔祥熙公馆。少帅的人身从此失去了自由，其弟张学思的探望也被拒绝。
第二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令，对张学良进行开庭审判，民国元老李烈钧任审判长。
宋子文得此消息十分气愤，大骂蒋介石背信弃义。然而蒋介石决心已定，毫不动摇。
12月31日上午十时，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开庭。张学良一身戎装在宋子文陪同下前往受审。
审判过程中，少帅笔直站立，神情坦荡、话语敏锐，毫无畏惧之色。他质问李烈钧：
“民国二年，审判长身为江西军政府都督，举兵讨袁，可有其事？”
李答：“有。”
张又问：“起兵讨袁可是为了打倒独断专权？”
答曰：“正是。”
张怒斥：“余在西安之所为，正对中央之专政独断有所谏正耳！”
李烈钧大惊失色，暗道：“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休息片刻后复庭，审判草草了事。张学良核对记录并签字然后由法庭缴回。随即，李烈钧拿出军委会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向张宣读，主文大意是，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五年。判决书对其抗日主张，只字未提。

张学良、赵一荻
193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核准对张学良的判决，同时发布特赦，免除十年徒刑，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至此，张学良完全掌握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股掌之中。
这是一个“活扣”，可松可紧，张学良被牢牢地拴住了，从此失去自由。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由此陨落。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巨大转折点，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中国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张学良的生命价值亦由此而改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他一生的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使他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然而，他的英雄主义却使他犹若昙花，骤然一放便随之凋萎。
尽管中国共产党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人极力奔走，或劝或骂，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然而皆无济于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国共合作貌合神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对软禁中的张学良无暇顾及了。随着抗战的深入，昔日的风云人物张学良已为大潮所没，而鲜为人所问之了。

张学良、赵一荻在网球场，左一为监视他们的特务刘乙光
“严加管束”的工作交由国民党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执行。
抑郁愤懑的张学良被先后辗转于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特务们闻风即动，小心看管。在于凤至、赵一荻两位“红颜知己”的陪伴下，张学良度过了人生一段又一段苍凉的日子。
1946年秋，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此时，蒋介石没有忘记囚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他觉得在台湾囚禁张学良，比在大陆任何地方都保险。于是，蒋介石下命令，立即将张学良秘密移解到台湾。
此时正值少帅“十年徒刑”将满。少帅仍然対蒋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年11月2日，一无所知的张学良偕同赵一荻小姐被骗上开往台湾的美制C47型运输机。
当飞机飞越海峡时，少帅才猛醒过来，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当天下午十三时三十五分，飞机徐徐降落在宝岛台湾。少帅下榻在台北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从此，张学良又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幽居生涯。

张学良、赵一荻
漫漫半个世纪过去，当年西安事变的主角已近百岁。
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1964年7月4日与张学良补行婚礼）旅居美国。在那里他的儿孙满堂，且各成名流。
90年代中期，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计划”著名华裔学者张之光的访问，把西安事变的全部过程，包括许多至今仍不为人知晓的内幕作了口述录音。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张学良要求张之光将它保存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料室里，只有等到2002年才能公布于世。同时，张学良还将1936年以来存留的档案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为了表示对张学良的感谢与敬意，哥伦比亚大学特别兴建了“毅荻书斋”（“毅”代表张学良的号“毅庵”，“荻”则代表赵一荻的名字）来珍藏张学良的口述资料及所赠档案。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于美国檀香山，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