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教皇遇刺，神圣的联盟

1981年之于苏联的不幸，一则在于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后更加坚定了推翻苏联红色帝国的意识形态攻击，一则在教皇的遇刺，促进了世俗的力量与宗教的力量的结合。就像当年的十字军东征一样，在冷战的新时代，西方正式形成了共同对抗红色帝国的神圣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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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13日下午5点19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乘吉普车到圣彼得广场接见教徒时，遭到一个叫穆罕默德·阿里·阿贾的人的枪击。教皇五处受伤，肠部也受了伤。根据梵蒂冈警局的审讯，这名24岁的枪手出身土耳其中部的马拉蒂亚省，距离叙利亚边境约200英里，拥有土耳其国籍。在警察的审问下，阿贾交待了为什么要刺杀教皇的动机。

事情起因于教皇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对土耳其的访问。在访问期间，这位有着极右思想倾向的青年就公开扬言要杀害教皇。在从伊斯坦布尔监狱逃出后，阿贾游荡于欧洲并来到梵蒂冈，趁教皇每周一次接见教徒时伺机进行谋杀行动。在阿贾的口袋里，警察发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我，阿贾，刺杀了教皇，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受帝国主义之害。”
根据梵蒂冈教廷的统计，约翰－保罗二世保罗的好些前任，都曾遭遇暴力杀害或者险遭杀害。第一任教皇圣彼得，在罗马被倒吊钉上十字架的。他以后的十四位继承人，也惨遭杀害。另有十六、七位教皇被下毒。匕首或其他非自然手段杀害，使教皇因暴力致死者达到三十多位。
约翰－保罗二世的遇刺，似乎是真正成为教皇和上帝代言人的必经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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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遇刺的消息让全世界领导人都感到震惊和愤慨。美国总统里根是第一批作出反应的领导人之一。白宫发言人说，里根总统要为教皇祈祷，并要求把全部情况告诉他。全世界的电台和电视台都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报道教皇遇刺的消息。在教皇的诞生地波兰，电视台在播放当晚的新闻节目之前播了一条专题报道。

作为凶手的母国，土耳其遭受到了世界舆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指责。为了回应这种指责，土耳其驻联合国大使基尔贾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申明说：“现在，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许多从土耳其逃跑的恐怖分子。不幸的是，这些恐怖分子找到了避难所，并且取得了同他们的政治倾向接近的一些人士的支持。”
阿里·阿贾是一名职业恐怖分子，他由于犯了许多罪行——其中包括打死土耳其的著名记者阿卜、迪·伊佩克奇——而被土耳其政府宣判有罪。1979年7月11日，阿贾在受审时对警察说，“我打死了阿卜迪·伊佩克奇。但是，我之所以打死他是由于我反对我们的社会秩序。我并不反对政府。” 打死伊佩克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恐怖主义行动升级。
当法庭问他打算再想干什么时，阿贾说，他想打死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的总领事，以及土耳其雇员联合会负责人和伊斯坦布尔工业联合会主席。尽管表现出如此的嗜血，但是阿贾在法庭却公开表示，“我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杀人是我一个人干的。我不是任何非法组织的成员。”

到了1979年10月24日，阿贾突然当庭翻供，否认打死伊佩克奇一事，并表示他不知道凶手是谁。于是对阿贾的审讯被推迟到12月5日，正是在这个期间，阿贾逃跑了。土耳其法庭以阿贾作了缺席审判——死刑。
就在教皇遇刺前夕，当土耳其警察得知阿贾在罗马（在此之前，他在西德逗留了一段时间）时，土耳其政府在大约十五天以前就已向意大利当局发出了警告。但是意大利和梵蒂冈当局并没有重视来自土耳其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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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阿贾的背后到底有没有秘密组织在支持呢？真的像他在土耳其法庭上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个人基于宗教仇恨的行动吗？如果没有秘密组织的支持，阿贾又是如何逃脱监狱并在欧洲当地出没呢？
事实上，阿贾在法庭的静态是在撒谎。根据情况分析，阿贾实际上隶属于土耳其的民族行动党。这个极右组织在欧洲有一百二十九个分支机构，其中八十七个在西德。这就是阿贾逃出伊斯坦布尔后，为什么在西德待了一段时间的主要原因。

不过，根据意大利、美国和英国情报机关的分析，刺杀教皇行动的真正幕后指使人，其实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这件事秘密策划了将近两年，是由卡扎菲出钱、组织以及也许是由他本人亲自特地安排的。卡扎菲自己也承认，他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的。这些组织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眼中，都属于国际恐怖组织。
尽管各方猜测，但是还是无法确认阿贾背后的力量到底是谁。但在刺杀事件发生的四天后，教皇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原谅阿加的罪行，并请求全世界为他祈祷。
1981年7月20日，阿贾在意大利被公开审判。两天后，法庭判他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如此短暂的审判，再度证明，这场阴谋应该不只是一人所为，也不是一个小规模土耳其新法西斯恐怖主义组织所能胜任的。
1983年12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前往监狱访问阿贾，并且当面原谅了他。这次会面刊登在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由于这次会议以及意大利总统的赦免，阿加于2010年6月13日获释。梵蒂冈首席发言人纳瓦罗瓦尔斯表示，2010年正好是天主教的“圣年”，以宽宥和原谅为今年的主题精神，阿贾能在今年获释，教皇因而特别高兴。

2005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去世。2014年12月，圣彼得广场上挤满了前来度假的朝圣者，阿贾也现身在梵蒂冈，在教皇的墓碑前献花。梵蒂冈发言人对此回应说：“他已经把鲜花放在了约翰保罗二世的墓碑上，我认为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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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上半年的两起刺杀行动，深刻改变了1980年代西方世界的反苏力量格局——利用宗教的力量，在苏联帝国的薄弱地带发起精神攻击。
早在1953年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就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以自由的观念阐述了美苏冷战的意识形态内涵：“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很少会像现在这样，正义与邪恶的力量聚焦在一起，全副武装，针锋相对。在上帝面前，我们被称为在世界面前作证的民族，我们承诺，未来属于自由的人。自由与奴役搏斗；光明与黑暗竞争。捍卫自由，如自由本身般不可分割，对所有大陆和民族一视同仁。怎么能说种族和民族之间有贵贱之死别，我们拒绝任何这样的影射。”

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的目的在于保护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简单地保卫财产、领土、房屋或生命。”所谓的“生活方式”意即个人自由、贸易自由、机会平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上苍的礼物”。美苏之间的冷战，实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而非军事上的抗衡。艾森豪威尔相信：“自由对抗共产主义独裁最有力的武器是其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至高呼吁。”
对美国政府来说，在充分武装和使用世俗的力量来打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坚硬外壳的同时，宗教的信仰力量对在共产主义信念统治下的社会主义人民来说无疑更具有精神上的渗透颠覆作用。于是，从冷战开始不久，西方世界的世俗力量很快就与宗教力量走到了一起，发起了对共产主义的全面反击。
1981年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美国政府打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统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12月17日，里根总统在声明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人类最基本的和无法取代的渴望之一——通往自由，正激励着铁幕后面的生灵，在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大坝上打开第一个缺口。”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能让这次反共的革命行动失败，而不给予支持，”因为“我们一生中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为了充分利用波兰这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最薄弱的环节，早在里根上台之前就认为“在决定波兰命运的过程中，罗马教皇是一位关键人物”。因为波兰全国绝大部分人口信奉天主教，时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即出自波兰。对苏联来说，“教皇是苏联在东欧，尤其在波兰，遭遇麻烦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1978年的教皇选举以及随后他对波兰的访问导致了波兰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兴趣，由最初的闷烧演变成燎原之火，对抗议和罢工活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最终导致了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出现。”
对美国来说，波兰裔教皇的出现却是将美国代表的世俗力量与教皇代表的宗教力量结合的天然的粘合剂。这是因为，里根政府的关键性决策人物——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艾伦、克拉克、黑格、沃尔特斯以及里根派往梵蒂冈的第一位大使威廉·威尔逊——都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认为美国同梵蒂冈的关系是一种神圣联盟。因此，在里根当上总统后最早的目标之一是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并与其结为盟友”。

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罗纳德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实现了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并且单独会谈了50分钟。与此同时，红衣主教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和大主教阿基莱西尔维斯特里尼同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以及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也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但是，里根和教皇只花了几分钟讨论中东局势。他们集中讨论他们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波兰以及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里根和教皇在第一次会见中谈到，他们两人在1981年都遇到暗杀而大难不死，前后相差仅6个星期。两人都相信上帝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完成一项特别使命。里根和教皇一致同意开展一场秘密运动来加速这个共产党帝国的瓦解——如果梵蒂冈和美国联手动摇波兰政府并使在1981年实行戒严以后被宣布为非法的团结工会运动保持活力，就可以使波兰脱离苏联集团。

不过对于1982年会晤时的里根和教皇来说，他们都没有想到苏联会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导人。由于这位“公开性”和“改革之父”的努力，给那些强有力的势力松了紧箍咒，使他失去了控制并导致苏联的解体。可以说，“共产主义的崩溃”并不是由华盛顿—梵蒂冈联盟造成的，“像所有伟大和幸运的领导人一样，教皇和总统利用了历史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无论怎么说，里根和教皇的联盟却具有历史意义。正如里根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宣称的那样：“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联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