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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附录
“呕心沥血”的编导是严俊先生。
其实，广告以外的词句应该是：“晕头转向，一身臭汗”的是我。酬劳吗，说起来好可怜，港币五百大元，跟评剧里薛平贵留给王宝钏的“十八担干柴、八斗老米”差不多，一年多啊，不要说吃，就是数也把它数光了。不过饮水思源，我不能不感激严俊先生，因为没有他的磨炼，我还没有今天，一日为师，终生为师，虽然后来“翠翠”不爱“爷爷”了，但是“我爱爷爷”，因为“我爱我师”，所以，我奶奶常夸我“好孙子”了。
性子太火爆
林黛心地忠厚，对人热心诚恳，一点也没有大明星架子，可惜性子太火爆，时常发脾气，但是在拍《翠翠》发脾气的对象只有“爷爷”一个人，我看得太多了，因为他们两位脸红颈子粗的时候，我都在场。严二爷勤俭起家，所以一分一毫都算得很清楚，林黛也是个精打细算的人，为了“你的”“我的”，经常吵架。譬如林黛买了部“摩利士”牌小汽车，严二爷经常搭个便车什么的。反正一个人也是坐，两个人也是坐么！他没想到林黛心里可不高兴：“我花钱买的车，为什么你白坐？”
“谁说你买的？车是我代你付钱买的。”
“可是你在我酬劳里分期扣了不说，每天五块钱的饭钱，你还扣了当利钱。”
“你跟银行贷款，白贷的吗？”
“那你坐我的车，也不能白坐，最低限度要替我加油。”
“加油？美得你，还加醋呢！”于是严二爷一气之下，买了辆车，不过是两个轮子的——“单车”，自己骑，哼！你想搭便车，坐在屁股后头抱着我，否则，哼！谈都不要谈。
为了“打麻将”两个人吵得最多，严二爷坐上家，林黛不要想吃一张牌；林黛坐上家，想吃张牌，严二爷就“碰”。有一次气得林黛无名火起三千丈，跑到秀竹园道严二爷的家里，拿起剪刀，怒目横视，严二爷当时就矮了半截儿，扑通一声跪倒地上，声泪俱下，苦苦哀求，林黛正在气头上，说出大天儿来也不成，打开柜门，两剪刀剪了严二爷六套西装。我当时真佩服的五体投地，的确是聪明人办的聪明事。只见她左手把六只袖子拉在一起，右手剪起刀落，“咔咔”两声，每件西装的袖子上都是一个三角洞，严二爷忍声吞气，哭笑不得。我当时幽了他一默，我问他：“祖宗可曾故去？”他说：“死了多年啦，问他干嘛？”我说：“那好办，你在袖子上挂一条小黑布，把洞眼儿给遮住，有人问起你，就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替祖宗戴孝，不就行了。”他狠狠地给了我一拳，把气全出在我身上。
林黛是自杀死的。据我知道，她前后自杀了三次，第一次是为了跟严先生赌气，因为那时候报纸上的花边新闻多数称她为“纸上明星”，所以她天天缠着严俊先生开戏。严二爷为了她由“长城”转来“永华”，本来第一部《巫山盟》是林黛主演的，不知怎地换了李丽华。在林黛大哭大闹之余，严俊先生不得不设法敷衍一下，刚巧我在太子道上的影城酒店替谢家骅的哥哥谢家驹写“千里公司”的创业巨献《偷龙转凤》。严先生跟我住同一楼，问起我在干嘛，我告诉了他，他即刻叫我替他写一部叫《龙女》的剧本。之后，每天他都陪林黛来看我，证明真的是要给她开戏了，并且说两个礼拜之后一定开，可是剧本写好，交给李祖永先生看过之后，就石沉大海，没有了下文。于是林黛第一次自杀了，还好有惊无险，出院之后，我说以后万万使不得，可一不可再，旁边的严二爷偷偷地告诉我：“这是第二次了！
”万没想到还有第三次，事不过三，一代巨星终于长眠黄土堆中。
林黛生前拍了几十部戏，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跟我合作的。虽然亚洲影展不被人所重视，但连任四届亚洲影后，也是得来非易。林黛是真正的大明星，无须自我宣传，我知道，当时的电影杂志和一般的娱乐刊物要登林黛的封面，是要给林黛钱的。除了林黛，当时别的女明星也是一样，不像现在，想在报纸上登点消息，要请记者们饮茶，登张封面，就更不必说了，不仅要自己出钱，有时还要出点别的东西，所以我说林黛是鹤立鸡群、压倒群芳的。
外婆蒙在鼓里
一代星沉，银坛光辉尽敛，在林黛的亲戚、朋友及东南亚各地的影迷都在哀痛、惋惜的时候，只有一个最疼爱林黛的人被蒙在鼓里，那就是当时住在台北的她的八十多岁的外婆，月如（林黛）是她的心肝儿，是她的宝贝儿。老人家不认识字，可是每天看报纸，因为她认得出外孙女儿的照片，看见照片也就笑得见牙不见眼，问家里的人们写些什么？家里的人们会告诉她：“是影评，说月如新的片子什么演得好！”或者说：“是宣传稿，月如又开拍什么新戏啦！”要是有什么关于林黛好笑的花边新闻，靳丽如或是张愚山（丽如的丈夫）会一字不漏地念给她听。老人家会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水直流。可是，突然间老人家在房里找不到报纸了，问什么原因？家里人总是瞎三话四的编些似通非通的理由，她虽然不认识字，可是认识家里人们的脸哪！那里往日发自他们心里的笑容呢？那些常来打牌的朋友们呢？
愚山好喝酒、好应酬，那些酒友呢？那些猜拳行令的声音呢？没了，全没了！有的是愚山夫妇的低声细语。丽如妈（林黛的姨妈）的唉声叹气！为什么，为什么呢？隔几天她在家里又看见报纸了，满以为自己多心，忙打开报纸看看，翻来覆去看不见月如的照片，当然以前也不是天天看见的，等着吧！隔个两天家里又找不到报纸了，她知道有些不对，会不会有月如消息的报纸他们都藏起来了呢？为什么藏呢？“哼！他们在搅什么鬼？八十多岁的人了，什么没见过，就欺负我老太太不认识字？在香港月如就从来不瞒我什么！”她不止一次的跟张翠英讲，翠英也附和着她埋怨他们，并且答应她：“哪天家里没报纸，我会送过来，反正我们家里什么报纸都有！”
真的吗？翠英会送给她吗？不会，当然不会！一天，老人家突然由街边拿着一张报纸回家，有林黛照片，有殡仪馆门外的照片，也有人山人海的影迷们送殡的照片，她指着照片，问家里人报上写些什么啊？愚山夫妇先是一愣，还是丽如的脑子快！
“哦！这是月如新戏的剧照嘛！”
“新戏的剧照？场面可不小啊！那宗瀚（林黛的儿子）为什么穿白戴孝啊？”
“啊！这个、这个……是导演叫宗瀚客串嘛！”
“唉！这些鬼导演，真会动鬼脑筋！”
她笑，但不是见牙不见眼的笑，愚山夫妇们也跟着笑，当然笑得好不自然。突然老人家把脸一板：“哼！还是月如的戏演得好，你们笑都不会笑！”她拿着报纸进了房。之后，老人家本来红润的脸上，渐渐地失去光彩，走路也愈来愈慢，头发也愈来愈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最多是由卧房走到厅里，坐在沙发上对着林黛的照片发愣。
一天，翠英由外边回来，手里拿着一顶毛绒织的帽子：“不对啊！”她说。“什么？”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她把手中的毛线帽子给我看了看。“大了！每年都是一样的尺码，怎么今天会大了呢？”我这才明白过来，林黛的外婆正月初八生日，每年翠英都会织一顶新的毛绒帽子给她，她也每年必在大寿的日子很高兴地戴给亲友们看，可是今年她的头突然小了，叫翠英拿回来重织，赶给她生日那天戴。
正月初八是老人家的寿诞，戴着翠英连夜替她织好的帽子，接受亲友们的道贺。她笑了，笑得好勉强。吃过晚饭后，她忽然晕倒在厕所里。等她在床上醒过来的时候，看着周围的朋友：“我就会见到月如了！”
“怎么，你要去香港？”
“唉！别瞒我了！西门町那个卖报纸的都念给我听了。你们哪，你们的戏哪有月如做得好啊！”她笑了，笑得见牙不见眼，笑得流泪了，但！那是每人只流一次的泪——辞家泪！真的，她死在她生的那天，死在她生的时刻，至于她有没有见到她的外孙女月如，就不得而知了。
①原文发表于香港《今日电影》26期（1977年7月号）。
《街头巷尾》观后
回到台湾已有一个多月了，我的整个时间可说是都在忙于筹拍国联公司的《七仙女》，迨香港邵氏宣布重拍该片后，迫使我不得不小心翼翼，以最审慎的工作态度，来完成我的《七仙女》。在社会各界及影剧人的支持与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国联的全体同仁已付出最大的努力，使这部创业影片达到，甚至超过观众的要求。按照目前情形推测，国联的《七仙女》似不及邵氏摄制得快，而我个人为了担任策划与导演的事务，只有放弃休息，美丽的台北市街景，至今无暇仔细观光，更遑论到戏院欣赏海内外出产的电影。
近日，报载自立电影公司推出创业第二部国语写实剧情片《街头巷尾》，其摄制水准、演员的成功，已开创国产片的新纪元，这消息对我们从事影剧人员来说，不无沾沾自喜，而与有荣焉，剧评人对李冠章、罗宛琳等的卓越演技，亦称赞不已。由于李冠章现为国联的基本演员，说句老实话，我迄未看过李冠章的戏，仅闻他是一个颇用功的演员，也许为了这点私心，为了想进一步地认识他，及众口铄金的情形下，我于日前特抽空往新世界看了一场《街头巷尾》。
自立公司与国联公司同为电影公司，按照我们习惯说法是“同行”，又说“同行是冤家”，以我的立场，至少应该不论其好或坏，都该为“同行”三缄其口，保持既不捧场，又不必贬责的态度才是；但是，我撇开这些传统不分是非的因循习气，愿在百忙中甘愿大不韪地向观众推荐，《街头巷尾》委实是一部水准很高的国语片，也是我从影十余年来难得看到的一部紧紧掌握现实，表达中华民族善良特性的佳片。
《街头巷尾》影片的主题意识，国内外报章杂志已登载了很多，那些主客观的评介，也都非常得体，正如我个人的感受雷同。像这部主题正确而富于人情味的电影，固然在港、台所摄制的国语片中不乏类似作品，却缺乏《街头巷尾》如此写实的动人故事。今后，我们电影事业如能朝此制片路线拍片，必将获得广大的观众拥护，亦极可能很快地叩开国际电影市场之门，殆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主题意识外，《街头巷尾》的编剧、导演、摄影及演员都有不凡的成就，虽有少许尚待加强之处，但对整个电影的荣誉，并不受太大的影响。编剧姚凤磐先生的手笔，颇能掌握剧中主角的发展，运用简洁笔法，细腻描绘出生活在苦难奋斗中的小市民，使观众自然而然地对他们怜悯与敬佩。导演李行先生，我们仅有一面之缘，他给予我的印象是年轻，十足标准的书生，俟我欣赏他导演的《街头巷尾》，我对他的印象愈加深刻；他是我今天所见到的华人导演中最优秀的一位，他处理《街》片的手法，不难发现他吸收和消化了外国导演值得可取的法则，并且巧妙而灵活地运用在国产电影画面上，没有一丝勉强拼凑的破绽，这种手法，也可说是属于他自己所创造的风格，犹如意片《单车失窃记》（The Bicycle Thieves，1948）一样令人有清新的感觉。恕我偏爱地说：
我们正需要像李行先生这类的导演，以提高国语片摄制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