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朋党论》，为什么不值得学习？

北宋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进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上台推行新政，保守派吕夷简、夏竦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破坏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时为谏官，支持新政，于次年上书《朋党论》，回击保守派的诬陷，坚定宋仁宗的意向。

“朋党”一词在传统上属于贬义词，一方面像韩非所说“朋党比周以弊主”，容易堵塞言路，形成一言堂；另一方面则是在我们的印象中，结党后面总连着“营私”二字，人们相信朋党内的人只会为自己人谋私利，而不会为大众谋幸福。所以，朋党在历史中总是如过街老鼠一般，人们都避免被人称为朋党中人。但欧阳修不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大胆地突破世俗的传统观念，明确承认“朋党”，赋予新义，提出了新的见解，显示了变革理论的勇气。《朋党论》开宗明义，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不过存在君子小人的不同区别，判断的标准在于：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但是随后其笔锋一转，指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为什么呢？欧阳修认为：小人贪财好利，以利相勾结，暂而为朋，是虚伪的，一旦利尽，则疏离相残，所以小人无朋。而君子“所守者道义，所信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相益；
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这样一贬一褒，提出皇帝只有“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天下才能治理好。

随后，欧阳修不惜笔墨，引用史实反复证明其观点。他指出：舜退四凶、用八元八恺，以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为一朋，而天下治；武王以三千人为一朋，而周朝得以兴起；而东汉以党锢衰；唐末以牛李党争亡。这样两方面对比议论，更加证明用君子为朋党的重要性，“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如果单从文学角度，欧阳修这篇《朋党论》构思新颖，立论出奇，结构严密，语言精炼，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如果从思想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就不值得我们学习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一，欧阳修虽在文中为贬义词“朋党”正名，立图褒义化这个词，但是他却把反对庆历新政的人称为“小人”，用尽中国传统文化中贬义化的词来妖魔化反对者。这样的行为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不值得赞赏。其二，欧阳修站在道德的高地，认为守道忠信者为君子之朋，逐利贪财者为小人之伪朋。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我们都要承认他们既有图名的一面，又有求利的一面。大家都在名利的牢笼中，又何必五十步笑百步！一味地以君子小人之别道德评判人，则有暗收私利，明立牌坊之嫌疑。其三，欧阳修虽然承认了朋党，但是只承认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党，而非允许他人之朋党与他的朋党共同存在于朝堂之上。他引用的《尚书》说“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其赞赏的是三千人为一心，而非亿万人各异心。
本质中流露出来的是按照儒家的观念管理百姓，使百姓变为兵马俑里的俑人，“上同不下比”，听皇帝的话，不要出现不同的声音。他反对人民各私其心，各有异心的现实，说到底，还是大一统的思维在作怪，不能同情之理解他人。综上所述，《朋党论》虽然文学价值很高，但是内容充满虚伪、思想独尊，缺少同情，我们在学习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一定要慎重对待，千万不能人云亦云，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因为人们的生活经历不同、成长环境各异，拥有不同的观点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按照欧阳修《朋党论》的标准来治理国家，看待人事，恐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