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党中央一号机密有多难？完成任务后，保管人油尽灯枯吐血而亡

193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上海一处弄堂里，韩慧英一边哄着儿子睡觉，一边和丈夫低声聊天。
丈夫陈为人之前被抓进牢里，受了重刑，好不容易得救，身上的伤还没痊愈。
天气寒冷，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渐渐睡去。
就在这个寂静的夜里，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韩慧英和陈为人猛地一惊，自从陈为人出狱后，这里只来过两个人，一个是来看病的医生，一个是房东。
如果是房东来收房租的话，人还没上楼，声音就已经上楼了。也不可能是医生，因为夫妇俩并没有叫医生来。
韩慧英和陈为人对视一眼，心中已经有了猜测，她轻轻打开门，一个瘦削、留着一脸大胡子的男子带着一身寒气走进来，陈为人夫妇吃了一惊：“胡公！”

1

“胡公”就是周恩来同志。
他深夜突然来访，为的只有一件事：将守护党中央“一号机密”的任务交给陈为人。
所谓“一号机密”，其实就是中央文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各机关积累的文件自然也越来越多。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党组织的许多据点被毁坏。
为了避免机密文件落入敌人手里，1930年，党中央下达指示，让各机关把暂时用不着的重要文件上交到文件保管处，由中央进行统一保管。
这就是被视为“一号机密”的中央文库。
第一个负责保管中央文库的人是张唯一。
张唯一老成持重，是位久经考验的党员，也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挑选的保管人。
张唯一和两位可靠的同志一起，一边接收各地党组织送来的文件，一边整理，截止到1930年底，已经整理出来了20多箱。
这20多个箱子中，保存着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日起的所有重要资料，包括会议记录、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共产国际的指示、红军军事文件，还有瞿秋白、澎湃、罗亦农等革命先烈的遗墨和照片等，比黄金还珍贵。
1931年，顾顺章叛变革命后，向国民党供出了上海党中央的办公地点和领导人地址，很多同志因此被逮捕。
好在张唯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又极少与外人联系，所以并没有暴露。
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紧急通知后，张唯一迅速雇了两辆黄包车，和交通员一起，先将重要文件运到自己家中，他的家位于法租界的一栋独立小楼里，此时也成了中央文库的避险之地。
当时的情况极其严峻，在前往法租界的途中，张唯一受到外国巡警和国民党特务的数次盘问，但是都被他机智地一一化解了。
经过两批次的转运，中央文库这才转危为安。
这年年底，张唯一被安排去上海执行局秘书处，他的新工作需要和外界频繁联系，所以不适宜再继续保管中央文库。
于是，周恩来在前往江西苏区之前，决定重新找一个人负责这项任务。
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陈为人。

陈为人
陈为人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湖南、北京、黑龙江等地开展革命活动，还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虽然一度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来没有动摇，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
陈为人心中明白，党中央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莫大信任，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过了这个重任。
按照党组织的规定，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
陈为人是湖南人，他的妻子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参加革命活动，也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分子。
为了掩护中央文库，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白天，他以商人的身份在湘绣店里忙活，到了晚上，他关紧窗户，拉上窗帘，借着昏暗的灯光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
没错，“保管”有两个含义，一是保护，二是管理。
陈为人要做的不只是避免这些机密文件落到敌人手中，还要对它们进行整理。
在此之前，由于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同志们收到这些文件，只简单地做了个登记之后，便一包一捆地堆放着。
这显然是不行的。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便开始了他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
他把原先写在报纸、厚纸上的文件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裁掉纸张四边的空白。这样一来，文件的体积便减少很多，自然也更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剪、抄，陈为人将原本的20多箱机密文件压缩到6箱，后来又变成了4箱。
为了便于调阅，陈为人把这些文件按照地区、时间、作者等编号分类，然后将它们重新分箱。
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盯着共产党员不放，党的活动据点频繁遭到破坏，陈为人夫妇警惕心极强，一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便立即搬家，转移文件。
短短几年时间里，夫妇俩也不知道搬了多少次家。
有一段时间，陈为人在法租界霞飞路租了一处高档住宅，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太，她的儿子在法租界当巡捕，每天都忙着在外面抓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敌人说什么也想不到，数量庞大的机密文件就藏在他们租界警察的家里。
无论搬到什么地方，藏着中央文库的房间里总会安置着一个火炉，不管春夏秋冬，炉火始终不熄。
夫妇俩早已想好，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就一把火烧掉这里，哪怕全家丧身火海，也绝不能让党的机密文件落在敌人手中。

韩慧英
按照规定，中央文库的保管者不能参加任何会议、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和党中央的联络只能由妻子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和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领导就是张唯一。
换句话说就是：知道中央文库下落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陈为人，一个是韩慧英，一个是张唯一。
他们三人事先已经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做过预想，并提前想好了应对之策。
1935年2月，因为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遭到敌人的袭击，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张唯一也是其中之一。
事发突然，张唯一没来得及将挂在晾衣架上的衣服取下来，这是他和韩慧英约好的示警信号。
两天后，尚不知情的韩慧英按照原计划去和张唯一接头，因为没有看到示警信号，韩慧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韩慧英每次出门前，都会和丈夫约定好返回时间，当陈为人发现妻子没有在说好的时间回来时，心知一定是出事了。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妻子，而是迅速转移文库。
要存放档案必须找独栋房子，可是，这样的房子并不好找，几乎每处房子都要求有担保人。
陈为人既不能找党内同志帮忙，也不能找外人，他想尽办法，找到了一处免担保的房子，但是这个房子的租金非常昂贵，每个月要30块银元。
那时候，陈为人已经和党组织失去联络，自然也不可能有经费来源，可是没有别的办法，时间紧迫，他只能不顾一切地租下这个房子，迅速将文库转移到了新地方。
妻子被抓、经费断绝，陈为人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除了担负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三个孩子。
家里最大的孩子只有6岁，最小的女儿还不到两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
陈为人的身份是木板行老板，在明面上，他要维持讲究的形象，自然不可能出去找工作。
那几年，没有收入来源的陈为人和孩子们吃尽了苦头。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红薯充饥，就连最便宜的红薯，每顿也只能吃一点点。
有一次吃午饭，孩子们没吃饱，看见锅里还有一点粥，哭着闹着要吃，陈为人哄道：“我们是吃点心，点心，就是只吃一点点，不能吃饱的。”
孩子们追问父亲：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是吃点心？
陈为人只好转移话题，直到把孩子们逗笑，不再嚷着吃粥。
其实，那一点粥是陈为人打算留着当晚餐的。
为了不让外人察觉到自己的生活过得艰辛而产生怀疑，陈为人每次做好红薯饭之后端着上楼时，都要在饭上盖一片干鱼。
这片干鱼是做样子的，快到楼上的时候，陈为人还得将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到了之后闹着要吃。
鱼片是个“道具”，第二天还要用，要是被吃了，就没有了。
就这样，那片干鱼片硬是用了一个月之久。
实在迫不得已，陈为人只好给妻子的妹妹韩慧如写了封信，信上说韩慧英病重，请她快点来上海。
韩慧如当时正在河北的一所小学当教员，收到姐夫的来信后，韩慧如赶紧前往上海。

韩慧英（右）和妹妹韩慧如的合影
到了之后，韩慧如被眼前的一幕深深地刺痛了：
姐夫双眼凹陷、面带菜色，浑身上下只剩下皮包骨头，除了身上穿的，其他衣物都已经卖掉，孩子们穿着抽了棉线的破背心......
直到此时，韩慧如才知道姐姐已经被抓走，也知道了姐夫一直在做的是什么“生意”。
韩慧如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就心向革命，所以，韩慧如几乎没有犹豫，立即接下了照顾孩子们、掩护中央文库的重任。
生活上可以千省万省，但是房租说什么也不能断交，这关系到中央文库的安全。
韩慧如拿出自己积攒了多年的300银元，让姐夫交房租。
可是，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为了维持生计，陈为人不得不积蓄变卖家具。
最后，除了一楼依然维持着一个木材行老板的“表面文章”，楼上的家具几乎被变卖一空，就连罐头之类的杂物都被卖光了。
陈为人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没钱医治，实在顶不住的时候，只能买两个萝卜润润肺。
另一边，韩慧英被捕后，装成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妇女，声称自己是经人介绍来上海做佣人的，因为丢了写有地址的纸片，走错了门，其他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虽然不相信韩慧英的说辞，但是关押了韩慧英一年之后，也没查到什么破绽，再加上党组织的积极营救，韩慧英终于被放了出来。
张唯一在狱中受尽酷刑，没有暴露半点党的秘密，他一直被关押到国共二次合作期间才被组织营救出狱。

张唯一
韩慧英出狱之后，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陈为人和孩子们，一家人终于团聚。
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姐妹俩一起外出教学谋生。
巧的是，韩慧英在培明女中附小做教员期间，敏锐地察觉到校主任罗叔章是地下共产党员。
她料得不错。
在罗舒章的帮助下，韩慧英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6年秋天的某日，陈为人戴着一顶礼帽，穿着一身灰色长袍，走进一家饭店。
楼上等着的是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
两人对上接头暗号后，徐强仔细打量着陈为人，只见他脸色苍白、身体瘦弱到了极点，一咳嗽就吐血。
因为常年担负着地下工作的重担，陈为人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他和徐强原本可以在家里见面，但是陈为人很警惕，徐强几次问住址，他都不敢讲。
不过，从接头的小饭店回到家中后，陈为人明显轻松了很多，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让陈为人终于放下了心上的重担。
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和文库的安全，徐强决定立即转移文件。
那一天，韩慧如打扮一新，带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一辆黄包车，好似要出远门一样。
陈为人则装扮成送行的样子，另外携带着两个大箱子紧随其后。
黄包车停在预定的接头地点。
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阔太太，她其实就是徐强的爱人李云。

李云
陈为人的大儿子陈爱昆也跟着一起来，孩子不知道爸爸和小姨来这里的目的，还以为是真的来探望亲戚。
多年后想起来这一天，陈爱昆依然记得很清楚：那个李阿姨格外疼爱他，抱着他又抱又亲，还塞给他两块银元。
将中央文库安全转移后，陈为人一直强撑着的身体也到了极限，刚回到家，他就晕倒在地。
党组织立即将陈为人安排进广慈医院，这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医院，组织上嘱咐韩慧英：只要能治好为人，不管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可是还没住几天，陈为人便对妻子说，医院里好像有几个人在议论他，再住下去可能会惹来麻烦，得赶紧出院。
之后，党组织又将陈为人送进另一家医院，可是没多久，他又坚持非要回家，理由还是怕引起怀疑。
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只有徐强和李云知道。
和陈为人第一次见面时，徐强就已经发现他的病情极其严重。
徐强劝陈为人接受治疗，但是无论怎么劝，陈为人都不听，他说：“我这个样子已经无法工作了，怎能继续花组织的经费？”
实在没办法，徐强只好安排党内的医生去家里为他治疗，可是，在家的治疗效果怎么能比得上医院？
1937年3月13日晚上，陈为人的身体再也撑不下去了，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安慰陪在身边的妻子、妻妹：“我不会死，我还要工作呢。”
就在那个晚上，陈为人与世长辞，年仅38岁。
韩慧如忍不住失声痛哭，韩慧英却一把捂住妹妹的嘴：
不能哭，一哭邻居就知道我们家里死人了，一定会来看，到时候，一看咱们家这个寒酸样子，他们肯定会怀疑。
那是个连悲伤都无法宣泄出口的时代。
姐妹两人含着泪，强忍悲痛，悄悄安葬了陈为人。
陈为人一共守护了中央文库四年，这四年，他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和精力，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接下来，守护中央文库的重担，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2

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李云夫妇。
不过，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需要经常和外界联络，文库藏在他们家肯定不安全。
所以，徐强把保管文库的任务交给了周天宝。
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在上海滩也算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光是在法租界的一条弄堂里，就有20多栋楼房是他的私产。
周天宝“仗着姨父的权势”，将中共“一号机密”藏身在高档住宅区。
那时候，大上海的黑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所住的公馆和中央文库的藏身地近在咫尺，可他们谁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没过多久便占领了上海，不过，即便是上海沦陷，租界里的这些上层人物也没有受到太大波及。
中央文库安然无恙地藏身于日军统治之下的上海。
但是，两年之后，周天宝姨妈家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房子突然着火，烧毁了楼房一角，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为了避免租界警察调查时发现这些文件，周天宝紧急将它们转移到其他地方。
接下来的几年中，中央文库被频繁更换位置。
文件的直接保管人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一直是单线联系，这几个人中，只要一个人的工作发生变动，中央文库就要立即转移，保管人也要和之前的联系人切断联系。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中央文库实在经不起一丝一毫的疏漏。
1939年，徐强被调往延安，随后，中央文库的负责人变成了吴成方，直接保管人则是老地下党工作者缪谷稔。
和陈为人一样，缪谷稔也患有肺病，身体状况并不好。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像陈为人那样细心保管文件，每当天气晴好，他就将这些文件一捆捆翻晒，以免霉烂、虫蛀，在陈为人整理出来的条目基础上，缪谷稔又将内容进一步分门别类，把它们排列地井井有条。
在保管中央文库之前，缪谷稔和吴成方都是已经在上海潜伏多年的秘密战友，但是自从接手中央文库之后，由于吴成方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为了不将危险引向中央文库，吴成方不再和缪谷稔直接联系，两人之间全靠一个叫郑文道的交通员联络。
危险发生在194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当时，由于缪谷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吴成方已经决定另外找一个同志来接替他。
那天，吴成方趁夜急匆匆赶到缪谷稔家中，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交通员郑文道被日本人抓走了。
小郑为什么被捕，他们暂时不清楚，但是，小郑不仅知道缪谷稔，也掌握着接替缪谷稔的人选和联络方式。
一旦小郑经不住酷刑，泄露机密，中央文库将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
所以吴成方连夜赶来通知缪谷稔，让他赶紧转移。
正当缪谷稔急急忙忙进行转移时，又有新的消息传来：危险解除。
只是，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郑文道被押送途中，趁敌人不备，一个纵身跳出了车厢，身负重伤，当即昏迷。
在医院养伤期间，日本特务也不忘对他进行酷刑逼问，郑文道不肯松口，日本特务只好将他从审讯室押回病房。
途中，郑文道提出要上厕所，趁敌人不备，他从四楼病房窗口跳下。
就这样，为了不泄露党的机密，郑文道以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

郑文道
这年7月，缪谷稔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接替他保管中央文库的人，名叫陈来生。
缪谷稔强撑病体，在家人和党组织的协助下，将7大箱文件重新整理、包装好，顺利转移到了陈来生的妻弟家中。
卸下肩上重担之后，缪谷稔做出了和陈为人一样的选择。
他决定放弃治疗，带着一家人离开上海，吴成方不同意：“你的病只有在上海才可能治好，回到老家只能等死。”
缪谷稔何尝不知道这件事，可是每次接到吴成方送来的治病钱，他的心中都会涌上一阵阵歉疚，自己已经没法继续为党工作，又怎能再继续用着党组织的经费呢？
缪谷稔强打精神，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江阴老家。
他没能撑太久。
弥留之际，缪谷稔对妻子说：“我最遗憾的，就是没看到日本鬼子投降，没能看到我们的天下建立，没有看到将中央文库交给党中央......我相信你和孩子们一定会看到这一天。”
当天晚上，油尽灯枯的缪谷稔满怀对未来的希望，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缪谷稔
从缪谷稔手中接过中央文库的陈来生是最后一名保管者。
在历任保管人中，陈来生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保管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
他接手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统治最严酷的时期。
那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在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设置了层层岗哨，疯狂镇压抗日分子。
按理说，最安全的地方是在租界，但是，陈来生长期以来的身份都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所以，他只能带着文件生活在租界外面。
起初，陈来生一家人住在一个弄堂里，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和文库寸步不离。
后来，党组织认为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风险较大，陈来生只好寻找新的住处。
他向岳父借了一大笔钱，租下一个房子，底下做面坊，上面是陈来生亲自改造的阁楼。
陈来生将档案沿着墙壁整整齐齐地码起来，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然后再在外面钉上一层木板、糊上报纸，让人看不出有任何改动过的痕迹。
这面夹壁墙里面塞得严严实实，就算用手敲，也听不见是空心。
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吴成方把任务交给陈来生的时候，就跟他明说：现在组织上也很困难，经费得靠自己想办法。
可是，陈来生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早就一贫如洗，上哪儿凑经费？
实在没办法，只能跑单帮。
跑单帮，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倒爷”：
日本人搞经济封锁，不准城乡物资交流，城里人便想方设法地将盐、香烟、火柴等带往农村，再从农村带些米面、菜、油等物品，这样既可以赚些差价，又能让一家人有吃的。
陈来生做的就是这个。
跑单帮，风险很大，一旦被日本人抓住，就要掉脑袋。
但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陈来生不得不冒这个险。
1942年2月，延安开始进行整风运动，陈来生接到命令，要将一些“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调出来。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保存着中央文库的夹壁墙，当时正值盛夏，阁楼上没有窗，房门又必须紧锁着，陈来生闷头在堆了整整一面墙的档案里一点点地翻检着。
由于资料实在太多，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时间，才能中央需要的几十件档案找出，抄出副本后，由地下交通员送往延安。
这些文件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极大作用。通过这些文件，党总结了历史经验，为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做出了结论，通过延安整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抗日战争前夕，吴成方遭到逮捕，陈来生立即转移中央文库。
他借来伪警官服，让弟弟们穿上，一趟又一趟地搬运文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将中央文库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奔赴南京，和蒋介石展开谈判。
那些年，周总理一直牵挂着陷在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在谈判期间，他专门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亲自去上海。
以中国共产党谈判的身份，刘少文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来往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
所以，党组织决定趁这个机会，将中央文库转移到延安。
接到指令后，陈来生再一次打开夹壁墙，刘少文装了满满的两只航空皮箱，带走了5000多份档案。

陈来生
不过，很快，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能暂时中止。
陈来生按照原来的样子，将剩下的中央文库重新封存在了夹壁墙里。
这一封，就封到了上海解放。
1949年9月，陈来生冒着蒙蒙细雨，亲自护送着所有档案，将它们安安全全地送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在组织给他开具的验收证明中，清楚地写着：......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
陈来生从1942年夏天接手文件，到1949年移交给党组织，整整保管了7年之久。
就在陈来生移交文件的当月，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亲自批阅签发了一则电报，要求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给予特别奖励。
电报中，原本是“有功的同志”，毛主席提笔改了两个字，改成“有功的人员”。

毛主席认为，中央文库得以安然无恙，不仅仅是党内同志的功劳，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所以，应该受到表彰的不止是陈来生这些党内同志，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
如今，这批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保管人心血的机密档案，已经完好无损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中，被称为镇馆之宝。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认识规律，才能推动事业发展。
中央文库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研究党史和军史的第一手材料。
为了保管中央文库，十多位地下党员接力保护传承，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他们的纪律观念和铮铮铁骨让人敬佩不已！
缅怀先烈、鞭策自己！
参考文献：
[1]嵇立群. 白色恐怖中的中央文库守护者[J]. 出版参考：新阅读, 2008(10):2.
[2]李文乾. 陈为人舍身保卫中央文库[J]. 党史文汇, 2002(7):3.
[3]徐静. 中央文库:曾经的"一号机密"[J]. 保密工作, 2012, 000(001):58-62.
[4]王刚. 周恩来与中央文库[J]. 百年潮, 2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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