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生，我怎么看待西方文化？（转）

一、

我需要坦白的是，作为学生（在这里，学生有双重身份，一是我的社会身份，即大学生；二是我的知识身份，即学习者），我曾对西方文化很是迷恋。
倘若有人硬要为我扣上一个“崇洋媚外”的帽子，我是难以辩解的，但严格意义上，我所推崇的并非西方文化，而是厚重西方人文体系中最浅层的话术——可以将其理解为意识形态——一种从繁琐中提炼出来的纲要、类似网络百科性质的简易阐述。与理论无关、与理性无关、与理解无关。
有趣的是，我最推崇这类文化的时候，是我就读于衡水模式私立中学的日子。你很难不把这两者关联起来：一种（表面上）弘扬自由与反抗的思想与半军事化管理、优绩主义至上的环境，所建立的对立往往是残酷的。哪吒们①通过自毁的方式自救，无论是在感官（视觉上血淋淋的场景）上还是道德上都会令人产生一种恐惧的心态——倘若中国少一些这样的学校，或许所谓“意识形态入侵”就会少一点。
很显然，如今我不再盲目迷信西方神话，转而站在他者的视角，与西方主体相望。我终于可以严肃地聊一聊这个话题了。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要将意识形态像毒液一样剔除出体内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因为它具有极强的蛊惑性。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的（民族 - 国家的），也是哲学语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前者有输出的行为，是一种人为的思想入侵，它的目的建立在人格同一上，以摧毁某一国家意识的人格的基础上灌输另一国家意识，这是官方名正言顺地说辞，可对于后者，却很少有人提及。站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形成的庞大哲学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出，如今，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西哲语境上的，在臃肿“帝国”②的成立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下，没有一个国家得以幸免。站在这个角度上说，意识形态并非入侵。很多对一些事件自相矛盾的感觉都是因此产生的。我不便在这里多去赘述其中的逻辑，不过结论很是重要，那就是，西方文化，如果单指意识形态的话，远不是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的问题。要想扭转或根除这一现象，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形而上学进行全面的解构与重构——当然，这是站在西哲的立场上。
我接下来要说的西方文化，则要跳出意识形态的语境了。
我们必须正视西方文化，而不是轻蔑或偏激地看待它，因为如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科技（“便利”），都是遵循西方的底层逻辑，绝对的否定只会带来绝对的虚无。人的意义之所以被量化，也是建立在这种文化的怪谈上，因而任何的吹捧都会放任其扩散膨胀，最后将所有人、事无巨细地笼罩其中，成为怪谈猎奇的一部分——世界上本没有多少怪胎，可架不住模仿者太多了。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的是，被福柯视为历史的偶然发明的人权与自由是标志性的，这两个词语的能量是巨大的，自文艺复兴之后，它们就一直在塑造人类社会，甚至地球（自然环境）。
人权与自由呼唤平等与正义，呼吁解放与反抗，它们的效力往往使用在那些自觉委屈与不幸的事上，小到被误解，大到整个阶级的被压迫。是它们将古老的人的意识短暂回溯到人的躯体上，使人充满力量与精神，目光所示，到处是阳光。然而，这种理想状态，或神圣性，在尼采、海德格尔与解构主义者的残酷剖析逐渐显露真实面貌——祛魅——混沌的展开。
必须承认的一个残酷事实是，自由正逐渐失去其魅力，变得干枯无力。根据不同的环境，衰退的自由衍生出不同的变体。用韩炳哲的话说，西方的自由仅是一种感觉，“自由感”，而没有自由的权利。这种眩晕的感觉往往会令人误以为自己拥有自由，同毒品一样，在官能世界中畅游。自由感多半伴随着道德瓦解与责任丧失，因其快乐而追求——享乐——即便是纪德这样以背德者身份著称的作家都不愿沾染的思想，在纪德看来，他希望青年“快乐”但绝不要“享乐”。因为享乐是懈怠与堕落的代名词。在中国，很多保守主义者所反对的，正是自由感的麻痹。它激发出人性中隐藏的惰性，并诱导人们不断自我压榨，将倦怠附着于惰性主导的身体，于是，人们一边狂欢，一边精神疲惫，人一生的绵延便被分割成无数短暂快乐与长久迷茫的交错中，人信仰的神圣便降格为需求享乐，当日常的、一般性的快乐无法给人带来快感时，刺激性的、僭越伦理的快乐就日益增长——自由感是自由在解放本身所缔造的奴役，它的破坏基于微观物理学上，由内部粉碎自由。
而另一种自由，在中国，则可以被理解为“过度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对照我上文所举的例子，高考工厂的弊病。“过度”是对比“适度”产生的，简单来说，就是失去基本理性的盲目推崇。这种对自由理论的简单化同样摧毁着自由，这是来自外部的炮击，它必然会加重现实的对立。如今，一些国内的反自由人士的观点正是对狂妄自由言论的反驳，无论对自由完全背弃还是完全拥簇，这两个极端，都是过度的。
人权的问题必须要回到阿甘本的“神圣人”中思考，阿甘本敏锐地发现，如今西方政治体系完全可以在规定“例外状况”③的情况下摧毁任何人的人权，并且合法。谁都可以是“精神病”“恐怖分子”“残疾人”“其他民族”，只要愿意的话。定义的模糊、边界的混淆、伪民主的盛行又推动了“例外”的发生——每个人都拥有不属于自己的人权。所谓自由与人权，在今天早已失去其语境，变得任人宰割、随意包装了。倘若动物保护组织真的在乎生命，那么他们应该也将视线转移到赤裸的难民身上。难民恰好是西方政治悖论的最佳实例，这是对《人权宣言》《自由宪章》最有力的拷问。所谓繁荣的世界，其实充满各种怪诞的裂痕。每个人都对裂痕的存在心知肚明，然而他们却只能谈论繁荣——容纳多数人的裂痕是少数人繁荣的背景板。自由与人权理应是解放的，倘若它们失去了这一光彩，就必须有人重新为其着色。

二、

大众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浅显且过时的。浅显的危害在于对西方的绝对反对，而失去了扬弃的机会；过时的危害则在于否定西方文化是流动的，尤其对马哲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中学教育阶段，即一百年前的世界，用过去的视野去观察今天，一定是会割裂的。如今，马哲在西方的发展仍有新的活力，本质上，它依旧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最强有力的武器，可这种本质在布尔乔亚的吞吐中不断被消化了。
一方面，人们对于理论是排斥的，相信哲学无用论，甚至相信文科无用论的人大有人在，迷信技术革命、生产力爆炸会消除阶级的人也不在少数。诚然，理论是西方的术语，但资本主义世界正是依靠理论所建构出的，无论顺应还是背弃，都无法破解它，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理论”击败“理论”，而建立理论的前提是需要学习理论，学习理论的前提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独立思考是需要逻辑支撑的，逻辑又需要培养理性精神，回到原点，需要启蒙。于是，这就成为了教育问题。我的结论很明确，应试教育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的发展，过时的教育制度只能产出过时的思想认知。另一方面，理论确实没有现实作用。不能依靠传统知识分子的胡搅蛮缠来建构理论，却又无法生产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④，对社会而言，确实没有作用。而对个人来说，如果只是依靠兴趣去学习理论，那热情迟早会浇灭。
需要一些实际的惠利的刺激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并且一定要摈弃建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理论——这不会有任何好处。依旧要去思考大禹与其父治水的区别，是疏通还是堵塞？哪一个能解决问题？
——这依旧是理想的处理，仅是愚见。要想真的落实下去，一定会成为无数“不可能”的抱怨场。最核心的问题是，时间。堵塞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耗时短，并且简单；疏通虽然能解决问题，但耗时长、精力大。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时间是唯一竞争的物。不能停歇，只能向前。人们假定前方一定是进步的，于是就将火车头不断更新换代，如今已是磁悬浮了。这高烧的世界是列维斯特劳斯⑤所反对的，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这位值得尊重的人类学家这样说道，
“人最终将摆脱那种由来已久为使进步成为可能而以历史来奴役人的符咒。”
可显然，曾经乌托邦破灭的降温潮并没有让人类停下，因为根源不是马哲幻象的破灭，而是资本主义一直暗地踩着油门。必须认识到这一局面才能破局，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每一次有逻辑地思考、每一次引发他人的思考，这些小小举动都不可忽视。星星之火虽难以燎原，但却可以照亮这片荒原。

三、

西方文化并不具有绝对的进步性，但一定有其可取之处，比如对艺术的推动。在我浅薄的认知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西方文化是最有利于艺术传播与发展的文化，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在思想上的胜利是巨大的了。自由与个人主义对艺术的催化是“致命的”。作为艺术生，在感情上，我非常支持每一个追逐艺术梦想，并且呼吁艺术自由的人。支持他们同样也是支持自己。
不过我要讲的，则是西方文化对艺术的另一副面孔。人类任何民族、任何人种都创造过自己的艺术，在孤岛时代，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阐释原理。中国的文学批评是用感觉来进行的，引述杜牧对李贺诗⑥的评价：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
仅从字面来看，并没有任何解构与理性的影子，只有“云烟连绵，不足以表现他诗歌的姿态；河水遥远，不足以表现他诗歌的才情……”这样的感叹。在古代的文学批评中，我找到了桑塔格反对阐释所表达的新感受力。这种感受是反理性的。如今理性的滋生与蔓延已紧紧缠绕在西方巨人的脚踝处，在一个被建构的世界存活，必然会失去很多味道。树与花被科学所解构，肉体被X光所解构，精神被弗洛伊德、拉康所解构，宏观世界被解构，细菌、病毒、分子也可被解构，神圣性被解构，爱情也可被解构……西方艺术之所以也能被解构，是因为它也逃不出西方哲学的内核，一个希腊国家剧院院长曾说，当谈到古希腊戏剧的时候，我们不能撇开哲学的范畴，也甚至不能脱离神学基础原因，希腊悲剧来自永恒的宗教感情——这不就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定义的运用吗？然而，解构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尽管西哲声称其为人类的哲学，但从未被它染指的，原生于中国的古代艺术，倘若用阐释的方法解读，就会失去其所有的价值。
在中学课本上，那些李杜思想的语文教条应该改一改了！可如果不这么解读，又能怎样呢？失去土壤的古诗枯萎了。原因在于，当人们要面对江河、落日抒发情感时，他们首先需要真的见到，且被感动。人们对于现实的钝感决定了艺术的没落（当然，如果艺术的创作方式会随之改变的话，如果AI能创作艺术的话……）。
在胡适高喊“文字之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为最成功。”后，古代文学在语言系统就被剔除了。我们必须承认胡适文学改革的突出贡献，但其弊病，却持续且长久地影响我们。首先，他断言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观念在今天仍受很多青年的追捧，其次，这种激进的改革让未来的中国文学一头扎入形而上的怀抱中——虽然这是必然的。中国现代文学是西方文学的追随者、模仿者，并很难形成独具一格的风气，就像融入拉美文化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融入物哀精神的日本小说那样。归根结底，是国民对中国文化的遗忘与环境的不自由，这种遗忘绝非对文化符号与文化形式的呼唤可以弥补的，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如果不学自己国家的思想，是不会唤醒中国的文学记忆的，遑论文化传统了。我看日本动漫，很是羡慕，那些校园番中，出场人物几乎都会有一两集是穿着和服出场的，比起那些神话英雄（《封神榜》与《西游记》），很显然这种贴近生活的展示更有价值（我们的中学很难允许穿着汉服上学，除了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
说来惭愧，我最近才开始燃起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读了《楚辞》，很受震撼。在现代文学中，我的阅读习惯一直以读更成熟的西方文学为主，所写的内容，包括小说、随笔、散文都更偏向于西式风格，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到唐风宋韵之感，这算是我自己的目标吧。严肃地说，如今文学几乎已不可摆脱西方的影子，只能效仿拉美与日本文学去重建新的中国文学——艺术也是如此，而现实可能更糟。当艺术沉降到资本主义市场中，无论艺术再以怎样可怜的受害者身份示人，它都无法与帮凶撇清干系了。必须有一些深刻的问题去反问人们：
当自由异化后，当意识形态战争无处不在后，创作者还会留给艺术一丝纯粹的空间吗？
即便创作者仍然洁身自好（我尚且相信艺术家的品格），可铺天盖地的、专业与非专业的放大镜般的搜索会放过艺术吗？
在abc艺术书展上，一个新概念被反复提起：职业艺术家。令人兴奋的艺术家职业化是否为艺术市场化新时代的翻版？
格罗伊斯⑦在《流动不居》中提及的，艺术在互联网中以流动的形态出现（并非以抵挡时间的流动的目的存在），真的会是艺术无可避免的归宿吗？
——这也正是西方文化那张阴笑面孔的冷冷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