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成长之殇——两次“七君子事件”（下）

时间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的整体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以97年的《泰坦尼克号》为代表，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冲击，中国电影几近全军覆没。国产电影的票房逐年下降，1991年尚有23.6亿，1992年19.9亿，到了2001年，就只有8.7亿。而根据计算，维持国产电影再生产的票房临界线是10.5亿的年度票房。国产电影1994年有148部，到了1997年只有88部，其后的几年一直都在80部左右徘徊。而随着中国成功入市，电影市场的开放也摆上了桌面，时间越来越少，形势却越来越严峻。
但中国的电影人被没有放弃，将市场拱手让给好莱坞。

王小帅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新任厂长韩三平率先行动，大胆启用了一批新导演，试图挽救日益低迷的国产电影市场。就这样，第六代导演的三位代表人物王小帅、路学长、管虎都得到机会，拍摄了新作《梦幻田园》、《非常夏日》和《古城童话》。遗憾的是，这三部作品不但在商业没有取得成功，在艺术上也备受指责。评论界普遍认为他们的新作不如之前的作品“是不是身份的改变，也一起改掉了这些年轻导演身上的锐气和深度？”。

贾樟柯
第六代导演极其尴尬，甩掉了枷锁，反而不会拍电影了？王小帅就说：“妥协的大一点，反而自己更难受“。于是转过头继续与境外资金合作，拍摄了《十七岁的单车》。可惜的是，这部佳作再次因为发行上的违规，未能在国内公映。而管虎则转向了电视剧制作。何建军的《蝴蝶的微笑》，尽管有葛优的加盟，但仍然遭遇了票房上的冷遇。而在有关方面的默许下，1998年，张元重新复出，接连拍摄了《过年回家》、《我爱你》《绿茶》。虽然关注的视点没变，技巧更为娴熟，但是艺术价值同样不如之前，并且受到了市场的冷遇，在张元的家乡南京出现了”零票房“的情况。

娄烨
实际上，由于长期个人化的创作，第六代导演对观众心理的把握和商业电影的制作方法，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同时，电影管理部门对题材管控、主题导向和具体制作环节仍然限制太多，也越来越束缚了年轻导演的创作热情。
到了2003年，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微妙，媒体和业内人士对电影分级的讨论越来越频繁。电影节也开始主动约谈了一些著名的独立导演，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

雎安奇
这一年的11月初，电影局打电话给王小帅导演，让他通知贾樟柯、娄烨等导演，一起参加一个会议。11月13号，这个“神秘“的会议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会议室召开。与会的人主要有四个部分：电影局的领导、北电的领导、独立电影人、北电的师生。
这次第六代导演首次与“权力“人士直接对话，也是在中国电影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时任电影局局长的童刚亲自出席，还有其他局领导、制片处处长、艺术片处处长等，可以说，掌握第六代导演生杀大权的人都来了。第六代导演的主要成员基本都来了，还有一大批参与独立制片的电影人也参加了会议。同时，与以往会议都在电影局不同，这次会议是在北电这个民间机构召开的。从这些方面看，国家的态度、电影局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张献民
会议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张献民在会议主持人不知晓的情况下，代表大家念了一份事先起草的倡议书，这份倡议书有四条明确的意见，其中三条和审查制度有关。该倡议书有七人签名，分别是贾樟柯、娄烨、王小帅、何建军、雎安奇、张献民和张亚璇。实际签名者人数更多，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销了签名。因为该事件的历史意义，他们随后被称为“独立电影七君子”。这也是第二次“七君子事件“。

张亚璇
面对这次突然袭击，电影局的领导并没有感觉受到冒犯，反而在随后的会谈中和这些独立电影人形成良好的交流。尽管电影分级制度到目前仍未出台，但那次会议之后，中国电影大环境确实宽松了很多，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有利于中国电影发展的政策，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了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第一是2004年初贾樟柯被恢复了导演身份，第二是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改名为《自行车》，成为第一部被解禁的地下电影。

何建军
随后，中国电影大环境的改善，在2006年取得了初步成绩，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了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王全安的《图雅的故事》获得了第57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而且投资仅600万元的《三峡好人》靠版权费就收入4000万元。《三峡好人》拿了金狮奖后，贾樟柯开始计划和上影厂合作拍摄一系列电影。
《三峡好人》和《图雅的故事》的获奖，对整个第六代群体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从第一次“七君子事件“后，整个第六代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媒体也不怎么宣传。06年之后，这种局面得到了整体改观。也就是说，整个第六代群体开始成为主流，成为中国电影崛起的中坚力量。
两次“七君子事件“，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中重要的一页，也是第六代导演回归体制、走上公众大舞台的重要阶梯，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从那以后，中国电影开始逐步走上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的道路，甚至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压制住了好莱坞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