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背后的历史

1963年，为建设一个世俗化的伊朗，巴列维国王发起了以农业和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很快让伊朗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开放程度与欧美同步：

与传统手工业密切相联的巴扎（波斯语“集市”）商人对工业化分外恐惧，利用人们对腐败的不满，将手中不受政府控制的庞大资金用来扶植反国王的力量。
1979年，由于美国的迟钝和软弱，愈演愈烈的革命迫使巴列维下台，流亡国外15年的霍梅尼终于等到了机会，拉开伊斯兰革命的帷幕。

1979年10月22日，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病，伊朗的反美浪潮益发高涨，强烈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11月4日，愤怒的伊朗大学生和民兵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扣为人质。旷日持久的伊朗人质危机，成为震惊世界的头号新闻。
为营救这些人质，美国至少展开了两项行动，一次是被称为美国特种部队作战史上最大噩梦的鹰爪行动，还有一次是中情局（CIA）大获成功的“假电影、真救人”行动。
2012年，在伊朗核危机和以、巴纷争的背景下，本阿弗莱克描述中情局救人行动的《逃离德黑兰》，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

海报
利用“假电影”在伊朗寻找外景地的机会，救出躲在加拿大使馆中的6个美国人的计划，显然是异想天开，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遇到什么波折。买剧本、成立工作室、开新闻发布会、打广告等前期准备工作，为后来的胜利大逃亡奠定了基础。好莱坞善于自嘲及其被左翼把持的现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影片对巴列维毫不留情，正是他的腐化和特务统治引发了革命；对霍梅尼的批判也直截了当，占领大使馆、暴尸街头、假枪毙已经说明了一切。
伊朗革命卫队的士兵对“假电影”的草图发生兴趣的镜头，表明人性都是相通的，好莱坞与伊朗、东方与西方，心理上的距离或许并不象政治家和宗教领袖想象的那么遥远。遗憾的是，对于整个影片来说，这样的闪光点实在太少。
《逃离德黑兰》在一个合适的时期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题材，对时代氛围下了大功夫，在结尾特意用几张剧照和新闻照片作对比，搂着AK47的波斯美女、翻越大使馆的学生、被吊死在起重机上的犯人，都是历史的真实还原：

衣着最能反映伊朗的巨大变化：

但，巴列维世俗化、西方化伊朗的努力，并未全部付诸东流。
即便在霍梅尼只手遮天、全面施行伊斯兰革命的时代，伊朗社会也无法抹去巴列维的印记。伊朗宪法确定“三权永远分立”的原则，总统和议会分别通过直选产生，权力之间有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这一切在影片里未能得到点滴的反映，伊朗民兵的形象也是千篇一律的粗暴，缺乏立体感。
加拿大媒体有足够的理由对《逃离德黑兰》感到不满，因为影片抹杀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在营救行动中的关键作用：

肯·泰勒为这6名美国人提供假的加拿大护照，冒了很大的风险，被认为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加拿大最为重要的外交胜利，影片篡改历史是对这位英雄的侮辱。

六名人质
阿弗莱克亡羊补牢，修改了影片最后的附言：
CIA营救德黑兰的六名滞留者的过程得到了加拿大大使的全力帮助，至今这个故事已经成为跨政府国际救援的不朽典范。
从来就没喜欢过阿弗莱克。无论是他青春无敌时期的《心灵捕手》、《珍珠港》，还是他演而优则导的《城中大盗》，共同的缺点就是匠气十足。
《时代》周刊的意见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尽管《逃离德黑兰》着力讨好奥斯卡，但就质量而言，仅为平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