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焦虑矛盾型”个体缺乏对愤怒的控制力

嫉妒（jealousy）是心理学家霍妮在其著作中探讨的日常问题之一。它指个体对失去某种关系的恐惧，这种关系被视为满足无厌的情感需求和对无条件的爱的无止境要求的最有效方式。
霍妮认为，甚至在儿童早期，嫉妒就已明显表现出来了。儿童可能会嫉妒他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因为他们似乎比他更受另一位父母的关注。

而且，霍妮承认俄狄浦斯嫉妒可能也存在：儿童可能会因与自己同性别的父母独占了异性父母生理的（性的）和情感的关爱而对其产生嫉妒。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嫉妒，而且嫉妒可能是对某种重要恋爱关系即将结束的可能性的一种相当合理的反应，这种可能性是真实的，但通常是极小的。然而，霍妮所说的那种嫉妒被夸大了，远远超出了理性的界限。
喜欢嫉妒的人是如此忧虑，以致任何一位他们所爱的人若不围着他们转，他们就会感到忐忑不安。“这种嫉妒可能会出现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父母对待想交朋友或结婚的子女；子女对待父母；婚姻伴侣之间......”。
成年期的病态嫉妒或许是童年期的神经症的遗留产物：二者都与由未解决的基本焦虑引起的对爱的无止境的需求有关。
霍妮认识到了与童年期人际关系有关的嫉妒和与成年期人际关系有关的嫉妒二者之间的可能联系，这使她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谢弗及其同事指出儿童与父母的互动方式与其成年以后和重要他人，尤其是恋人的互动方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因童年期的需要未能得到持续满足从而没有安全感的成年个体也同样表现出对霍妮提及的无条件的爱的过度需要。因为他们不能得到足够的爱的保障，所以他们就病态地嫉妒分享他们的爱的任何人。
迪安杰利斯（DeAngelis,1994）报告了谢弗及其同事进行的另一项研究。
谢弗划分的第一种类型，安全型个体在人际敏感性上的得分较高，但在强迫性和义务性照料上的得分较低；第二种类型，焦虑矛盾型成年人则与第一种类型恰恰相反；第三种类型，回避型个体则倾向于“一夜情”，寻求无爱的性快乐。安全型成年人喜欢体验所有类型的身体接触，从拥抱到私密关系，但前提是两人的关系已较稳定。相反，回避型成年人只喜欢性爱形式的身体接触。
焦虑矛盾型成年人喜欢更加温情式的身体接触，但不过度沉迷于性接触。谢弗想知道，写信给安。兰德斯（Ann Landers）宣称他们更喜欢拥抱而非性交的40000名读者是否大多都属于焦虑型依恋。
为了探明“对儿童的某种依恋类型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父母的依恋类型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利维、布拉特和谢弗让被试分别写了一段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描述。不出所料，焦虑矛盾型男性描述的母亲比其他依恋类型／性别被试描述的母亲更加矛盾（积极与消极特征的混合）。
出乎意料的是，回避型女性描述的母亲比焦虑矛盾型女性描述的更具矛盾性。安全型被试对父母的描述比其他类型被试的描述概念水平更高（更复杂、抽象的描述），但是回避型女性对父母的描述也处在一个较高的概念水平上。这样，不仅焦虑矛盾型女性，而且回避型女性描述的母亲也是混合型的。她们还从概念的角度对父母进行了复杂措述。或许是因为当她们还处于儿童期时，她们的父母并不经常拒绝她们，所以父母在这些女性心目中仍然是较为重要的。
戴维斯、谢弗和弗农开展的一项关于恋爱关系破裂的研究中，对5248名被试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发现，许多消极认知、情感和行为，如过于偏爱过去的伴侣、夸大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妄想恢复已破裂的恋爱关系，极端愤怒和报复行为，无效的应对策略等均与依恋焦虑有关。

尽管依恋回避与逃避和自我依赖两种应对策略呈正相关，但是依恋安全与对朋友和家人的依赖呈正相关。
米库林瑟（Milkulincer,1998）近期从事的一项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型个体很少生气，处理令人生气的事情的方式也更为公平、积极和适当。
相反，焦虑矛盾型个体缺乏对愤怒的控制力，倾向于“在内心沉思或因愤怒的情感而忧虑，而不是把这些愤怒情感公开表达出来”。回避型个体对人怀有较高的敌意，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怒气，也不想控制自己的怒气。
在参与小组任务的背景中，罗姆和米库林瑟调查了与“亲近目标”（爱）、“远离目标”（自立）、在小组任务中的工具性功能（“我很认真地对待这项任务”）以及社会情感功能（“我帮助小组成员一起工作”）有关的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依恋焦虑与工具性功能呈负相关，依恋回避与工具性功能和社会情感功能均呈负相关。依恋焦虑与亲近目标呈正相关，依恋回避与远离目标呈正相关。
近年来，有许多与米库林瑟类似的研究表明依恋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例如，库克发现，依恋的安全水平与具体的人际关系有关（对母亲、父亲和爱人的依恋各不相同），依恋的安全性受个体依恋对象的影响，并且依恋安全具有互惠性（当个体感觉依赖他人很舒服时，他人也因依赖他们而感觉很舒服）。
学生们经常问我：“依恋类型能改变吗？”答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达维拉和科布研究发现，1岁以后，儿童的依恋类型发生了诸多变化，足以说明依恋的变化与几个变量有着意义联系。法尔利研究发现，从1岁至6岁间，个体的依恋发展较为稳定（相对较小的变化），但是在其他四个年龄段，包括1岁至19岁，呈现出中等和适度的不稳定性（可感觉到的变化）。
对大众感兴趣的概念的首创性研究。“嫉妒”只是霍妮的诸多观点之一，这一研究走在她那个时代的前列。她的观点要早于人本主义者的许多观点。与阿德勒一样，霍妮对患者的治疗不只是为了实现弗洛伊德所说的“内省”，而是为了促进个体的成长（Cresti,2003）。
“人类基本上是非理性的”，这是由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的较为著名的观点，而霍妮早就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
正如埃利斯提出的“手淫”概念所反映的那样，霍妮认为有些人常遭受强迫性规则（tyranny of the shoulds）的支配，强迫性规则是指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体必须做某事，必须做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做的任何事情，必须做别人期望的任何事情，而不是做自身的本性使然的事情。深受这种疾病折磨的人认为自己是可怜的寄生虫，为了追求他们无法理解的难以捉摸的完美，必须永远蜿蜒前行。
霍妮（Horney,1950）在书中写到：“忘记你自己实际是个可耻的动物；这是你应该做的；要做到这一点，理想自我是最关键的。
你应该能够忍受一切，理解一切，喜欢每一个人，总是具有创造性·.....”这种规则支配着个体，以致他如果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就会感到焦虑和愧疚。“他应该是最诚实的，最慷慨的，最体贴的......他应该是完美的爱人、丈夫、老师......他应该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国家......他应该永远不会感到受伤害，他应该总是内心平静。”他应该是别人认为的任何“那种人”，而从来不是他自己。
毋庸置疑，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被这种“规则”束缚着。霍妮认为，摆脱这种束缚的第一步是认识这些束缚我们的“暴君”，然后我们可能开始承认我们追求的完美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实际上阻碍了我们的自我实现。

发展了新的临床技术：自我分析。霍妮的治疗方法包括信任、信心、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独特性与建设性资源、遵循先探索后解释的原则。治疗目标是帮助患者追寻真实的自我，而不是发现严重的问题并以某种方式进行纠正。
自我分析（self——analysis）是霍妮的诸多贡献中易受忽视的方面之一。自我分析指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始更好地理解自我的过程，通常在心理治疗环境之外进行（Horney,1942）。在没有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或咨询师在场的情况下，依靠自我探索自己的心灵而获得自我发现显然是很少见的，但霍妮就是常常做那些别人几乎不敢做的事情。
在霍妮看来，自我分析与“自我帮助”不同，自我帮助通常是就那些不能获得外界支持而只第一能诉诸书籍的人而言的。
确切地说，它是个体在进行自我认知（self——recognition）时采取的一北并不措施，自我认知是指个体认识自己的神经症、理想自我意象和真实自我，包括积极特征和消极特征。它也是在监督之下采取的一步措施。霍妮在她1942年所写的一本书中描述的患者或中许在治疗之外曾尝试过“自我分析”（书的标题），但是他们之前已经接受过治疗而且还要再次到进行治疗。
通过阅读克莱尔个案简介，你会对自我分析有所了解，并且会再次部分地领略霍妮的理论。克莱尔的母亲不想要这个孩子，曾试图将其流产，但没有成功。克莱尔的父亲对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感兴趣。然而，克莱尔很聪明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接受治疗时她30岁，已经结婚，丈夫去世，是一个成功的杂志编辑。治疗期间，她正与彼得交往。彼得是一个商人，这正是克莱尔的症结所在。克莱尔过分依赖他人，缺乏自信，对爱有着过度的需要。这个解释着眼于克莱尔想到的自我认知的例子。
彼得成了克莱尔生活的全部。她希望与彼得形影不离。如果彼得失约（他经常这样），克莱尔就会心神不定。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灯依然亮着，照亮了克莱尔以及她和彼得的关系，她醒来，因一个作者违约未按时向她的杂志提交一篇文章而大发雷霆。当反省这件令人迷惑的事情时，克莱尔认为她不是真的对那个作者生气，也不是对那些违约的人生气，而是因为那个周末彼得未能如约而来，这破坏了她想与彼得在一起的愿望。这点认识令她想起一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当丈夫离家去参战时，那个女主人公失去了知觉。反过来，她曾考虑过自己是否想与彼得断绝关系，但是最终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我如此爱他”。这样，尽管克莱尔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实际是生彼得的气，但是她失去了摆脱彼得对她的控制的机会。
克莱尔“努力摆脱了整个问题”，然后去睡觉了。她梦见自己在国外的一个城市迷路了，那个城市的人说的话她听不懂，而且她把行李和钱落在了火车站。然后她来到了一个展览会，那里有人正在赌博，还有一个畸形人展览。
当反省这个梦时，她认识到依赖不可靠的彼得就是“掷骰子”，而畸形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彼得的象征。然而，克莱尔能做的就是这种粗浅的分析了。她遗漏了丢失行李和钱的象征意义：她为彼得“倾”其所有，但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天早上，一个关于海难的公告令她回忆起自己的一个梦。在梦里，她在海上漂流，有溺水的危险，但是“一个强壮的男子抱住她，把她救了上来”。
她有一种归属感和得到永久保护的感觉。“他会永远抱着她，永远不会离开她”。这个梦使她想起了布鲁斯（Bruce）,一个老作家，曾答应当她的良师益友。
布鲁斯是一个“英雄”，他对克莱尔的关心被描述为“（上帝）赐福”。这些经历促使克莱尔进一步认识到自己需要永恒的爱和保护。
虽然她也认识到布鲁斯并非像她梦中那样才华横溢，但是她未能将自己的这个发现与生活中的“出众”的男子彼得联系起来。她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彻底认清彼得的许多缺点。尽管如此，这是她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彼得并不能给予她想要的，也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她对自己和彼得的关系并不满意。

克莱尔的心情取决于彼得行为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彼得的一次迟到会令她陷人抑郁之中，而最小的关切却能给她带来极大的欢乐。
当彼得送给她一条围巾时，她高兴得就好像是得到了希望钻石。如果彼得发慈悲最终和她一起出去，她就像一个被宣告有罪的人在最后一分钟得到了赦免一样兴奋。后来，克莱尔回忆起一只大鸟飞走的梦。
那只鸟羽毛华丽，姿态优雅，就像英俊且舞姿优美的彼得。这个梦意味着克莱尔想躲在彼得的羽翼下，但是彼得飞走了。或者要飞走了。
最后，克莱尔认识到自己拼命地想得到彼得，是为了寻求保护和安慰，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或自己对他真有感情。幸运的是，当关于彼得风流韵事的谣言传到克莱尔耳朵里时，她正处于摆脱彼得的过程中。
当彼得后来写信给她要求分手时，她没有发生情感的崩溃，而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她度过了危机，而且后来开始认识到她的问题比彼得的更多：“她的自我形象完全由他人的评价......决定”。
这个发现几乎令她晕厥过去。后来，克莱尔继续接受治疗，执行了最后一刀，从心灵中把彼得切除，但是霍妮说克莱尔很可能在继续进行的自我分析中早已这样做过了。
尽管自我分析是颇有价值的，但是霍妮承认它也有几点不足。在自我分析期间，患者：
（1）可能感觉到自身的某些方面是不真实的，却把它当作是正确的；
（2）可能提供的自我信息是正确的，却解释错了；
（3）可能对自身有部分或完全的认识，但没有涉及核心的人格倾向；
（4）可能正确分析了一个事件对自身的含义，但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些都是为什么自我分析应当在监督之下进行的原因，这几点同样适合霍妮的患者，克莱尔在上述四个方面都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