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中的看与被看，不仅是爱恨纠葛的对立，更是悲剧的隐喻！

拉康曾提出：“我所遭遇的凝视不是被看的凝视，而是我在他者的领域所想象出来的凝视。”
从凝视理论分析《红字》，可以看到“看与被看”的实质就是“凝视与被凝视”，而“看与被看”的模式又是通过不同的“凝视”来呈现与完成的。在《红字》中，霍桑以森林、黑夜、刑台等意象为媒介，灵活转换视角，从而抓住了主角与大众、作者与读者、文本与文本外的社会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揭示了人物命运背后的人性与宗教社会的本质。本文拟从中心人物、大众人物、文本内外三方面展开论述，来分析《红字》中带有凝视色彩的“看与被看”二元对立模式。

中心角色的“看”与“被看”
在“凝视与被凝视”的理论中，强调了“看与被看”的自我与他者行为建构了主体与对象。因此，受他者影响，“看”与“被看”不再是简单的二者关系，而存在一种自我认同的观念。在这个时候，他者是参照物，看他们的同时，亦是通过折射观照自己的变化，在被自己看。《红字》描述的故事主要围绕牧师丁梅斯代尔、海斯特·白兰、医生齐灵沃斯三人展开，文中的他们都存在着“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结构关系。
丁梅斯代尔作为一名牧师，责任感与宗教观使他在被发现“奸情”后备受煎熬，却又不敢说出真相。
在他与海斯特的关系中，二者互为“看者”与“被看者”的关系。
丁梅斯代尔把海斯特當作爱欲的对象，他一方面爱着她，一方面又乞求着上帝的原谅，挣扎在他自己的痛苦中。他凝视着爱人悲惨的处境，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懦弱无力——无暇顾及爱人承受压力之痛。

而于海斯特而言，宁死不招的她只愿在阴暗处默默凝视着她在光明处的爱人，用她的方式默默守护着她的亲人，注视着牧师的发展与痛苦，注视着珠儿的成长。此时她已然变成“看者”的形象，珠儿与牧师的见面、海斯特与齐灵沃斯的对话、牧师的身心情况……其实质都是海斯特站在“看者”的角度，凭借自身努力以求达到她所希翼的平衡结果。
而对于“复仇者”齐灵沃斯而言，他“复仇的火焰”既来自他阴暗注视着的海斯特与牧师的“看者”角度的折射，亦来自他“被看”的反射。牧师与医生的友谊从刚开始就是站在不平等的对立角度，这是齐灵沃斯为复仇铺垫的道路，是他者凝视后的计算结果。在牧师夜游与海斯特揭秘后，两者对立关系到达了顶峰——牧师内心的惊慌、自己对自己的谴责与本身爱欲的冲突对立，牧师内心的秘密与齐灵沃斯复仇心理的冲突对立。
例如： 有一丛野玫瑰挺然而立，在这六月的时分，盛开着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这会使人想象，它们是在向步入牢门的囚犯或跨出阴暗的刑徒奉献着自己的芬芳和妩媚，借以表示在大自然的深深的心扉中，对他们仍存有着一丝怜悯和仁慈。
此句将森林、刑台、黑夜与人物心理联系，“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关系从他者角度展开了强有力的阐述。 《红字》中关于齐灵沃斯的描写，从一笔带过的文识渊博医者形象到重点描述的阴暗晦涩的复仇者形象，此时“看”的主客体发生了转变，并带有一定的第三者色彩。齐灵沃斯病态般的窥视并如影随形地跟着牧师与海斯特，此时“看”与“被看”不仅是二者爱恨纠葛的对立，更是当时社会悲剧的视角反射。通过齐灵沃斯的第三视角，看到海斯特反叛、寻求自由真爱时的不被世人理解的处境，看到当时女性地位的低下与饱受压迫，亦看到不合理的宗教教规的枷锁束缚。极端的复仇情绪主导着齐灵沃斯的一生，也注定了他在一切终了后将火焰般燃尽死去的结局。最后遗产赠予珠儿这一看似不可思议的举动，未尝不是齐灵沃斯站在“看者”角度下，自以为自己拥有了全知视角而做出的举动，这是他对生活遗留的最后一点期望。

中心角色与大众的“看”与“被看”
《红字》通过多时空媒介，将中心角色的命运与大众紧紧相连。海斯特从奸情被发现起，已然被逼入他者的生存空间。爱人的懦弱、世人的谩骂、旧有宗教思想的束缚，使她成为“被看者”，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海斯特作为“被看者”在清教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社会里受到的迫害。
钱理群以《示众》为例，指出：“小说中只有一个动作：‘看’，它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
《红字》开篇的审刑以全知视角展开，较为直露地展示了全文的对立关系。“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一般观众是构成“看”的主体的最庞大的队伍，他们通过看海斯特审讯的痛苦过程，被激发扩大了原本所受的宗教的负面影响。通过看别人的不幸、讥讽别人的悲剧（此处在书中海斯特帮助穷苦人，却被穷苦人嘲讽埋汰的情节中尤为凸显，使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于遗忘，以此达到心理上的快感。

在“被看”的主体上，海斯特、齐灵沃斯与牧师三个中心人物就像是一个圆心，所有人物以他们为中心，所有“看”的主体的反应都以他们的存在为前提。他们的形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看”的客体，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被看”的主体。在整篇小说中，“看”的主体的主角已经被群众人物化，群众大部分自定义性地用接收到的思想，主观地对他们的故事添砖加瓦，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程度与结局。此时的主角的故事已被视为一种用以排遣痛苦、获得快感的事物，已成为按原有制度思想定义下的悲剧。
但换个角度看，作为“被看”的主体，三人不同的性格表现亦是不同个体的呈现。海斯特是具有主观意识的个体，是异化社会的反抗者，是人类精神自由的追求者。她具有勇敢性与反叛性，但同样也有逃脱不开的妥协性与懦弱性。在《红字》的第二章，她被带到市场的绞刑台示众，在大家鄙夷的“被看”与“心灵之镜”的“自看”中，她的故往美好生活记忆首先占了主导地位。
而随着空间转变，在她回忆般的凝视后，最终代替那些走马灯似的场景的并重回她视野的，是现实世界中清教徒殖民地的嘈杂的市场，是大众鄙夷唾弃的目光，是无人理解、黑暗的宗教社会。
此时的“看”与“被看”又发生了主客体的变化，其呈现出的又是不一样的视觉空间与思想空间。大众对牧师不知情的崇高敬意加重了牧师的罪恶感与羞耻感，而最后说出真相后的死去，何尝不是无法承担世人眼光颠覆的后果、无法活在众人之“看”下的最终结局。
牧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自身所接受的宗教观与伦理感，以及众人的眼光与看法等客体，又反过来塑造了牧师丁梅斯代尔这一主体。

文本外的“看”与“被看”
拉康在对主客体的意象进行阐述时，曾这样指出：“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主体我才客观化，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
以此，他延申出“凝视与眼睛无关”的核心思想。而纵观全文，《红字》中“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设置正与“凝视精神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本外的“看”与“被看”模式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者与小说的“看”与“被看”的设置；另一方面是作者与读者的“看”与“被看”的转变。
在《红字》中，霍桑的个人情感在人物命运脉络、空间象征、大众反应安排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认识世界的方式是“观看”，而“谁在看”则反映出作者对文本的观看立场。《红字》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使用，大量的心理描写直视角色的内心，使人物的塑造更加具体形象；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故事流线，点明作者自身的情感与思想，也使整个时代呈现在读者眼前。小说视角的不断转换，每个人物的或客观描述或情感认同，都不同程度地折射了作者霍桑的反叛、向往自由、勇敢无畏，以及在清教主义下妥协无措的性格特征。
对掌握了话语权的作者而言，他在作品中表达他的“看”，但他创作出的作品又是属于“被看”的。他表达“看”，而表达本身亦是“被看”。作者成为“看”的主题时影响着小说的视角；成为被看的主体时，更易于读者理解他的小说。
霍桑有意识地从作者和读者两个角度去构思整个故事发展，深入当时社会，通过空间媒介的多重意味刻画出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挖掘出人物复杂多样的心理现实。在《红字》中，“看”是视觉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和出发点，而读者对作者、小说的认知也经历了从无意识认同，到有意识反思的转变。

作者的创作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也是对其自身情感的表达。霍桑巧妙地运用不同人物的多场景视角，将读者拉近他的世界，品读到他文章背后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出生在清教主义主导的社会，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基督教伦理精神色彩便格外鲜明。
但除此之外，从不同人物命运的安排和空间设定中，我们亦可看出他对自由的向往，对道德不一样的判断。
海斯特的勇敢、齐灵沃斯的极端、牧师最后的坦白、珠儿的成长是人物命运安排的巧妙转换。
森林具有文化隐喻与象征的空间，代表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与海斯特主体所代表的精神呼应；监狱、绞刑台代表清教徒的準则与法制，是政教合一的权威象征，这些被大笔墨运用在宗教、审讯等黑暗场景之中，呈现给读者霍桑所寄寓的反叛思想，这是空间设定的完美运用。
霍桑意图通过这些手法，将其所“看”、所“想”传达给读者，而在这个传达的过程中，“看”与“被看”的对立模式也就清晰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