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谋玚：一连串的乱点鸳鸯谱

买到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研究》，连续读了几篇讨论《金瓶梅》作者及其付印人是谁的论文，大开眼界，颇受启发，收获不小。
但在这里我不想介入讨论，只就因一处标点错误引起的一连串纠纷，发表一点题外的感想。
事情是由张远芬同志引用《三希堂法帖》第一册所收《快雪时晴帖》的四篇跋文引起的。
张远芬同志把文震亨跋的开头标点成这样：
余婿于太原故征君所藏卷轴，无不寓目。（原载《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转引自《金瓶梅研究》174页）
并作解释，认为这是文震亨说他的女婿刘承禧于太原故征君即王稚登所藏卷轴，无不寓目。
于是，便把刘承禧硬派作文震亨的女婿，而批评明人沈德符在《野获编》中所说的刘承禧从其妻家徐文贞处寻得《金瓶梅》全本是出于误记，朱星同志根据《野获编》所作的考证是个大误会。

《万历野获编》

但刘承禧确实是徐阶家的女婿，他的岳父就是徐阶的长孙徐元春，《野获编》中有明确的记载，黄霖同志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的一条附注中根据陆树仑同志提供的线索指出了（原载《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转引自《金瓶梅研究》260页）。
但由于黄霖同志对张远芬同志标点的文震亨跋没有异议，所以在同一条附注中又说：
文震亨所称的“余婿”，不是指刘承禧，而是指吴用卿。
吴用卿又被派作了文震亨的女婿，再一次出现乱点鸳鸯谱。
其实，文震亨比刘承禧小了二十五、六岁，不可能成为刘的岳父；而吴用卿是刘承禧的老朋友，同样比文震亨还年长一大截，他又怎么可能成为文的女婿呢？
问题其实是出在张远芬同志的标点上。
“余婿于太原”应该加逗号，这是文震亨在说他本人是太原王家的女婿，所以王稚登所藏卷轴无不寓目，当时王稚登极珍重这幅《快雪时晴帖》，根本不是说他女婿如何如何。
说他女婿是刘承禧固然不对，说他女婿是吴用卿同样是错误的。
这处标点错误也不是没有人看岀，发表在《徐州师院学报》 1983年第3期的李锦山同志的《金瓶梅最早付刻人浅探——兼与张远芬同志商榷》就指岀了：
文跋所指之婿，不是别人，正是文震亨自己，他是王稚登的女婿。因为文跋一开头就说：
“余婿于太原故征君，所藏卷轴，无不寓目。”此处“婿”字应作动词解，即文震亨做王稚登的女婿。（转引自《金瓶梅研究》212页）
李锦山同志指出跋中的“婿”字是文震亨自指而不是指别人, “婿”字作动词用，是对的；指出张远芬同志搞错了句读，也是对的。
但他在纠正别人的同时，自己却又把句读搞错了，把逗点点在“征君”二字下，文震亨这个王稚登的孙女婿便一跃而成为女婿，又第三次出现了乱点鸳鸯谱的奇观。
其实，在这里，“故”是连词而不是“征君”的定语，逗点应该加在“太原”下（《三希堂法帖》原刻“原”下还有一个“氏”字）成为“余婿于太原，故征君所藏卷轴，无不寓目”，才是对的。

《三希堂法帖》

不但此也，由于读书不够细致，下判断又太匆忙，乱点鸳鸯谱的现象还出现第四次。
李锦山同志考证了刘承禧不是文震亨的女婿以后，又要证明他究竟是不是徐阶的女婿，于是査阅《野获编》。
结果查到有关刘承禧的家世凡六见，并全部摘录了出来，证明刘承禧确实是徐阶的女婿，还说：“刘承禧的妻侄就是徐阶的孙子徐元春诸人。”
遍查《野获编》，偏偏漏掉了卷十一的“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刘金吾（守有）之子。徐为华亭相公冢孙” 这样非常明确的记载，以致把老丈人当成了妻侄，乱点鸳鸯谱都点到姑奶奶头上去了，真令人哭笑不得。
近年来研究明、清小说的同志喜欢搞考证，虽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收获也不小，一概斥之为“反现实主义的研究”是不对的。
但搞考证一定要注意实事求是，切忌异想天开地推测，至少也要避免违反常情的谬误。
如果能够更细致一些，排比一下人物的年代，不要弄错辈份，推敲一下古籍的句读，常识性的错误还是可以避免的。
张远芬同志谈《金瓶梅》的作者可能是峄县贾三近，黄霖同志说可能是鄞县屠隆，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成一家言。
黄霖同志的考证后出，说服力更强一些，考证方法也比较平实稳妥。
《金瓶梅研究》一书中对张远芬同志的论难不少，对黄霖同志的文章还很少涉及。
在这里我想指出黄霖同志的一个疏忽，希望在继续考证中予以改正。
这就是，黄霖同志为了要证明屠隆与刘承禧的关系亲密，屠隆写《金瓶梅》交“与刘承禧，一是为了报恩，二是为了劝戒”，
引用屠隆《栖真馆集》中《寄赠大金吾刘公歌》一诗和《与刘金吾》一文，把诗文中的“刘金吾”，当作了刘承禧，是错误的。
这只要排比一下他的年龄行辈就清楚了。
“刘金吾”是指刘承禧的父亲刘守有而不是刘承禧。不仅《野获编》卷十一中的“刘金吾”是刘守有，
而且，屠隆生于1542 年，比约生于1560年的刘承禧年长近二十岁，屠隆因被讦与西宁侯宋世恩纵淫而罢官时，
在万历十二年甲申，公元1584年，刘承禧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公子哥儿，怎么会被屠隆一再称为“明公”，说他“身健位尊”呢？
这虽不属于乱点鸳鸯谱，却也是父冠子戴，本来稍微细心一点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

这是十二年前写的一篇读书札记。
当时是读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金瓶梅研究》一书，有感于一些《金瓶梅》专家“读书不细致，判断太匆忙”而随手写下的，也没有正式公开发表。
那时的明清小说研究工作者，大都还是“文革”以前过来的，至少也是“老三届”。
尽管在这些喜欢搞点考证的同志们当中，大都亲身经历过或者间接感受过50年代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影响，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总有点阴魂不散。
象这种“乱点鸳鸯谱”的现象，虽说与这些同志们的古典文献基本功不够扎实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轻率、马虎，学风浮躁。
老一辈学者如王国维、鲁迅包括胡适在内，一般是不会闹这种笑话的。
时间一晃就过了十二年，在改革开放，西学东渐的风气推动下，近几年又出现了所谓“国学热”。
当年最年轻的“老三届”，有的现在已经成了博士导师，成了老专家了，更年轻的一代走上了学术舞台。
这些同志，观点新颖，眼界开扩。
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在明清小说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在总体倾向方面，浮躁之风并没有彻底根除，在部分同志当中甚至变本加厉，畸形发展。这就是我想重新把这篇札记公布出来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当年的毛病还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阴魂不散的话，现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已经不再是批判对象了。
事实证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仍然有生命力。
于是，一些更年轻的同志想象力更丰富了，在《金瓶梅》研究方面还不算最突出的。
《红楼梦》研究中甚至岀现竺香玉（据说是林黛玉的原型）当上了雍正皇后，勾结曹雪芹于雍正十三年用金丹毒死病中的雍正皇帝这样的千古奇闻。
《西游记》研究领域则有人大骂鲁迅、胡适的《西游记》研究是“谬种流传，有害人类”，而要退回到全真派道士的研究老路上去，
说《西游记》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吴承恩而应该是丘处机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性命圭旨》的作者之类的人物，《西游记》讲究的是什么“金丹大道”。
这就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只能说是“异想天开的假设，挖空心思制造伪证”了。
在《金瓶梅》研究领域，则有人把《金瓶梅》吹捧为“四大奇书”之首，只有《金瓶梅》才是最现实主义的。
用强调《金瓶梅》的“审丑”来压倒写美的毁灭、以审美为重心的《红楼梦》，说什么一部《金瓶梅》“占了文学史的一半”。
有的年轻学者甚至为西门庆的罪恶辩护，为西门庆之死惋惜，还说出版删去淫秽描写的洁本《金瓶梅》是个错误的决策，等等等等。
再一个就是在《金瓶梅》的作者探索上层出不穷，据说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个。
这些“新说”里面有许多都是捕风捉影，强词夺理的。
我很同意刘辉、梅节、陈辽、潘慎、翟纲绪等同志的新证。
因为，从《金瓶梅》中的许多诗词都是套用窜改《怀春雅集》之类流俗文言小说中的陈词滥调且常常错韵、错平仄看来，硬说《金瓶梅》是王世贞、贾三近、屠隆这类大名士所作，恐怕是很难成立的。
最近读了黄霖同志一篇文章，他似乎也不怎么坚持“屠隆说”了。我以为这是个很有风度的表态。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六日）

本文作者 宋谋玚 教授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六辑，1999，知识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数据采集 李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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