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七章分析哲学的发展第五节

罗蒂的后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在方法、风格和内容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学院气息。分析哲学家使用专门的技术术语，进行细致入微的语词意义辨析，围绕着他们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在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内乐而不疲地争论不休，而局外人却往往不知所云。比如，我们在上面介绍的那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通俗化的说明，是很难被人理解的。分析哲学的讨论越深入，哲学的范围也就越狭窄，哲学的对象也越来越专业化。哲学家过去在公众心目中是智者贤人，现在却像是律师，分析哲学的“专业化哲学”倾向引起了以罗蒂为代表的新一代哲学家的不满。他们从分析哲学的困境看出哲学的没落命运，提出了超越分析哲学、返回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 的新概念。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于1956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82 年，为了与他的反对专业化哲学的理论保持一致，他辞去了终身的哲学教席，到弗吉尼亚大学任社会人文科学教授。他的代表作为《哲学和自然之镜》以及《实用主义的后果》。
罗蒂自称是“新实用主义者”，由于他的分析哲学背景和对分析哲学的反叛，他的学说也被称作“后分析哲学”。他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在欧美哲学界引起震动。
“心灵之镜”的笛卡尔—康德模式
罗蒂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特别是自 17 世纪以来，西方哲学被“心灵是世界的镜子”这一比喻引入歧途。以认识为中心的哲学传统通过笛卡尔和康德的工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笛卡尔~康德模式，知识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心灵可以正确无误地反映经验世界，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探讨心灵结构以及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解答主观如何与客观相适应等认识论问题，以建立各门科学和各种反映方式都必须遵循的哲学方法论。哲学家似乎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不但能够决定一种理论是否正确，而且规定理论思想与客观存在的真善美之间的合法联系。在此意义上，哲学被称作“科学之科学”，哲学被视作人类知识大厦的基 础，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实质上是知识论上的基础论。
罗蒂问道：人类知识为什么需要哲学作为基础呢？从实用主义观点看，知识解答了实际提出的问题，满足了人们精神的和物质的需要，知识的效用就是对其正确性的证明。然而，哲学家却以一系列非历史性的观念，如必然性、普遍性、理性、客观性、先验性等等，作为知识的真理标准。这些哲学概念既不能扩展知识领域，又无助于对知识的实际功能进行反思。知识所需要的是描述具体行为，发现历史性概念，修订或然性的规则。罗蒂要求哲学家们不要把方法论、概念体系、价值观文化形态凌驾于其他，不要把一种特定的语言形式永恒化，也不要把哲学思维方式当作解决不同学科之间矛盾的统一模式。
罗蒂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传统的批判，可以归结为在本体论上反对实在论，在认识论上反对基础论，在心理学上反对“心灵”、“自我”的学说。他指出，以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为标准的真理观所依赖的前提是观念与事物、心理与物理、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这一前提是哲学的虚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在概念系统中被观察和描述的事物，任何现实都是被一定的理论所概括的现实，世界总是通过一定的世界观显示其“本来面目”的。他得出结论道，没有完全与主观条件相分离的客观现实，在分离的条件下比较两者的异同只是哲学家思维的产物。这对柏拉图来说是灵魂洞悉理念世界，对笛卡尔来说是心灵再现天赋观念，对洛克来说是在“白板”上反映感觉印象，对康德来说是自我综合现象材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哲学家推崇的认识模式是心灵好比自然之镜。罗蒂否认这面镜子的存在。
他说，人们在语言行为中直接与自然打交道，认识不需要心灵为中介，也不需要关于心灵、自我的非历史性概念作为其基础和证明。他因此得出了结论：作为认识论的哲学已经丧失了存在价值，应当寿终正寝。
分析哲学的自我消亡
早在罗蒂之前，分析哲学已经向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认识论传统提出挑战，并自诩为一场用新哲学代替旧哲学的革命运动。但在罗蒂眼里，这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分析哲学一开始就没有摆脱笛卡尔~康德模式，只不过用语言分析方法代替了认识论的综合和分析方法。语言分析的主题仍然是主观如何符合客观、思维如何认识实在的老问题。分析哲学的革命只是为了改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案，但却没有或不能从根本上抛弃问题本身，只要哲学继续企图充当人类知识的基础，哲学家不放弃基础论的前提，不论采用何种方法解答在此前提下产生的问题，最终都将是徒劳无益的。用语言充当联系主观和客观的中介，与把心灵比作反映自然的镜子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分析哲学的革命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等人标榜的哲学革命一样，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与历史上其他哲学思潮不同，分析哲学不待其他派别从外部来批判，便走上自我消亡的道路。罗蒂从分析哲学的圈子里跳了出来，他以“过来人”的身份阐述了分析哲学的发展史。他把分析哲学内部的争论看做是一场找不到出路的混战。他说：“逻辑分析的观念推翻了自己，在维特根斯坦哲学、日常语言哲学、蒯因、库恩和塞拉斯对‘科学语词’的批判过程中，经历着慢性自杀”；取代了逻辑分析的日常语言分析的前途也不美妙，它是一个“甚至比逻辑经验主义还要短命的运动”。
在促使分析哲学自我消亡的诸因素之中，罗蒂高度评价了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美国哲学家的批判作用。比如，蒯因的整体论对经验主义教条的批判，以及否认哲学先于科学的自然主义；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逻辑常规主义”和“反还原论的后经验主义”，以及“多元本体论”；塞拉斯（Wilflid Sellars） 的反基础论对“给予”基础地位的挑战，等等，都被罗蒂引征利用，并融合在自己对分析哲学的批判之中。其他美国哲学家，如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戴维森等人的思想也被引以为自己观点的旁证。在罗蒂看来，这些哲学家一方面信奉分析哲学，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美国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精神来处理分析哲学的问题，但两者的结合却从内部动摇了分析哲学的根基，这个后果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罗蒂以复兴实用主义为己任，他要求彻底摆脱分析哲学的前提和方法，把实用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彻底改造哲学。
后哲学的文化
罗蒂认为，新实用主义不是代替旧哲学的新的哲学体系。哲学体系的瓦解是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早在本世纪初已被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所指明。罗蒂称颂他们三人是“把我们引进哲学革命时代的”、“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们发现了哲学的主题是人的语言、存在和行为，而不是认识论。他们的哲学不再是包罗万象的体系，而是解除理性的困惑和误解之良方。他们帮助人们正确地看待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位置，历史地对待理论知识的用途。罗蒂试图克服当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隔阂，不失时机地引用法国和德国的流行哲学来论证自己对哲学发展趋向的预示。他认为，最近的哲学学说，不论是解释学、社会交往理论，还是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都采取了哲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相融合的形式，哲学不再是高于或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而是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构成新的话语，开拓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新的知识和行为领域。
欧洲大陆的文化哲学兴盛，一方面显示出作为独立学科的专业化哲学正在消亡，另一方面也揭示哲学正在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融合中获得新生。
通过对英美分析哲学历史和欧陆哲学发展方向的研究，罗蒂得出一个关于哲学的概念：
在这个概念中，哲学不再是一门关于永恒主题的学问的名称，相反，它是一种文化类型，一种人类交流的声音。这种交流在某一时间内围绕着某一论题展开。这不是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各种不同领域中的事件（如新科学、法国革命、现代小说）相互交流的产物，或是具有新思想的天才们（如黑格尔、马克思、弗雷格、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的产品。有意义的哲学变化不是发生在用新学说应付老问题之际，而是发生于新问题产生和老问题消失之时。
罗蒂说明，新哲学不是体系性哲学，而是启发性哲学。“启发”（edifying）来自伽达玛所说的“教化”（Bildung）。罗蒂强调的“启发”的作用在于鼓励不同领域的思想者、行动者参与对话，并在对话中发出自己有创见的声音，而不像过去所理解的哲学，要去裁决各种观点的真假是非，强求一律。启发性哲学的目的并不是精确地反映现实，而是扩大和促成交流和共识，在另一些场合，罗蒂把启发性哲学等同为解释学，它不是一门学科、一种方法或一个研究纲领，并不填补认识论被驱逐后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它的作用好似诗，具有创造和欣赏的功能。但罗蒂无法更多地规定这种哲学的性质、对象和内容。
罗蒂关于“后哲学文化”的设想过于简单、空泛，缺乏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服力。罗蒂的著作的影响力并不在于提出了一种新哲学，而在于他对历史的和现有的哲学提出的挑战，他把现代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面临的深刻危机摆在人们的面前，使哲学家面临着“或者消亡，或者转型”的选择。他促进哲学由专业化、技术化向应用化和文化对话方向发展的努力，也符合哲学发展的趋势。至于西方哲学能否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而走出危机，我们还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