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三章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五节维也纳学派

理论与历史背景
维也纳学派所代表的思想是逻辑实证主义。顾名思义，逻辑实证主义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实证主义，一是逻辑分析的哲学。实证主义是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孔德（A .Comte）提出的。孔德提出了人类精神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最初阶段是神学阶段，一切因果关系被归结为神的意志，比如，雷鸣电闪被解释为神的愤怒或恫吓。其次是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抽象观念代替神的意志来解释因果关系，自然物内部的抽象力或属性被认为是运动和变化的原因所在。最后是科学阶段，科学对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描述，而不进行主观想象和抽象解释，因此是实证的。孔德持历史进步观，认为这三个阶段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蒙昧到理性的前进过程。实证科学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只有实证科学才能认识过去被歪曲了的实在。当然，孔德的实证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
但只有效仿伽里略以来的物理学的成功方法，才能建立被他称作“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学，包括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而人们迄今为止只能在混乱无序的社会领域摸索。
19世纪末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按照实证主义精神，提出了感觉主义的标准，以此区别科学与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感觉要素所组成的，任何概念如果不能被还原为感觉要素，或者说，如果它指示的东西不可被感觉所观察，那么它就是心灵的虚构。按此标准，不仅像“神”、“自由意志”、“灵魂”这样的概念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而且像“原子”、“物 质”、“以太”等当时在物理学中常用的概念，也属于形而上学的残余，应从科学中清除出去。
1922年，石里克（Moritz Schlick）接替马赫担任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哲学教授，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科学家，在科学界形成了一个哲学团体，这就是维也纳学派。学派的成员有：数学家韩恩（Hans Hahn）、社会学家纽拉特（Otto Neurath）、哲学家克拉夫特（Victor Kraft）、法学家考夫曼（Fe1ix Kaufman）、物理学家弗兰克（Philipp Frank）以及一些经过科学训练的青年哲学家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魏斯曼（F . Waismann）和费格尔（H . Feigl）等人。一些外国学生也参加他们的定期聚会，比如英国的艾耶尔（A . J . Ayer）和中国的洪谦（1909—1992年）也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先生是福建人，20年代末作为官费留学生到德国和奥地利学习物理学。
他在石里克的指导下完成题为《当代物理学中的因果问题》的博士论文，1937年回国，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对西方哲学资料的翻译编辑和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颇有贡献。
维也纳学派成员受马赫和法国的迪昂（Pierre Duhem）、彭加勒（Henri Poincaré）等人的直接影响。但是分析哲学的“哲学革命”目标对他们的鼓舞更大，其领袖石里克于1930年宣称：
我确信我们正处在哲学上彻底的最后转变之中，我们确实有理由把哲学体系之间的无结果的争论看成结束了。我断言，现代已经掌握了一些方法，使每一个这样的争论在原则上成为不必要的，现在主要的只是坚决地应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是从逻辑出发的，莱布尼茨曾模糊地看到这些方法的端倪，在最近几十年里，哥特洛布·弗雷格和贝特兰·罗素曾开拓了重要的道路，而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的《逻辑哲学论》中）则是一直推进到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
确如石里克所说，虽然分析哲学诸位创始人对维也纳学派都有所影响，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最大。《逻辑哲学论》一书曾被当作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这虽然言过其实，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维也纳学派曾定期学习讨论这本书。1928至1929年期间，石里克还邀请此时闲居在维也纳家中的维特根斯坦参加定期讨论。这些讨论内容被魏斯曼整理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一书出版。
维也纳学派的成绩显著，把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传播到欧洲各地。可惜好景不长，3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法西斯势力猖獗。法西斯主义的反犹政策威胁到逻辑经验主义阵营中很多犹太血统知识分子的安全；而且，法西斯主义从根本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格格不入。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石里克又意外地遭一患精神病的学生谋杀。维也纳学派在组织上瓦解了。一些成员，如卡尔纳普、莱辛巴赫、弗兰克、费格尔、考夫曼和亨普尔，流亡到美国，使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复兴。
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维也纳学派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流和核心，但不等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部，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还应包括与维也纳学派同时的柏林学派、里沃夫——华沙学派以及布拉格学派等；逻辑实证主义也不等于逻辑经验主义，前者主要指二三十年代在欧洲流行的早期分析哲学的流派，后者的范围更广，逻辑经验主义贯穿分析哲学的全过程，除了逻辑实证主义以外，还包括它在美国的发展。
证实原则
维也纳学派接受了休谟的区分：一切命题或者是先天的分析命题，或者是后天的综合命题；数学和逻辑命题属于分析命题，一切经验科学的命题属于综合命题。他们拒绝承认任何非经验的综合命题，认为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完全是一个过时的概念。非欧几何证明了时间和空间不是先验的，相对论证明了牛顿力学的前提也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的经验条件下才适用的。石里克说，精密科学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先天综合判断。分析和综合命题都有固定的意义标准，而先天综合判断既不能通过词语，也不能通过经验的验证来理解其意义，因而无意义。
石里克提出：
理解一个陈述和知道它的证实方法是一回事……为了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必须看一下它是如何被证实的和如何被否证的。
按照上述证实原则，证实分析命题的方法是演绎推理，分析命题只要其词句意思不相互矛盾，就是有意义的；证实综合命题的方法是经验检验，也就是说，一个综合命题只有在能够被经验检验其真假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证实原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维也纳学派成员对之有不同解释，特别是对于综合命题的经验证实标准有较大分歧。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经验证实的程度和经验证实的终极性。
经验证实的标准
经验证实的程度问题是这样被提出来的：如果一切科学命题毫无例外都要经过经验证实才有意义，那么，很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将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比如，那些陈述一般规律的命题，有些尚未被证实、并且将来也不大可能被证实的假说，将被作为无意义的命题。显然，并不是所有陈述事实的命题都应该而且能够接受经验的证实。石里克于是对经验证实的范围做了宽泛的解释，他用“可证实性”代替“证实性”。就是说，检验综合命题的意义标准不在于是否已被证实，而在于是否有被证实的可能性。经验证实的可能性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可能性，而是“或多或少”的或然性。这样，经验证实便成为一个归纳的过程，可证实性可被归结为归纳推理的或然性。其他一些成员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卡尔纳普在《可检验性和意义》一文中说，石里克所说的可证实性是物理的可能性，是在观察检验过程中实现的确证。
因此，他建议用“确证”代替“证实”，用“可检验性”代替“可证实性”。他说：
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性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也不是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
这里所谓“逐渐增强的确证”指的也是或然性越来越大的归纳。再比如。艾耶尔提出强的和弱的可证实性的区别：强的可证实性指检验普遍命题的一切事例，这是在实际中很难实现的证实性；弱的可证实性是对普遍命题某些事例的检验。在科学领域，只要对足够多的事例进行检验，便可以得出普遍结论。证实原则所坚持的只是弱的可证实性。莱辛巴赫（H.Reichenbach）则提出“真理的意义理论”和“概率的意义理论”的区别，前者指已过时的证实原则。按此原则，意义即真值，非真即假，被证实的便为真，不被证实的便是假，不可能有真假相掺的中间状态。现代科学却表明，经验命题没有绝对真理，只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其程度由概率度量，用一系列的连续量的精确计量代替二元对立的真值。在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检验标准只能是这种“概率的意义理论”。
物理语言和现象语言
关于经验证实的终极性的问题是这样被提出的：经验证实是一个逐步验证的过程，最终必将被还原为一个自身无需再被验证的终极检验尺度，这一尺度何在呢？石里克认为，检验尺度必须是一切知识的确定基础，这就是终极的经验，即个人直接感觉状态，他把个人的直接感觉称作“给予”（givenness）。他说：“每个命题的意义只是通过给予才能确定下来”。这种把个人的“给予”看做是终极经验的观点被称作现象主义。现象主义把基本命题看做对个人直接经验的表述，如“我现在在这里看到了红色”就是这样的命题。纽拉特不同意对经验证实的现象主义解释。他认为，个人经验具有因人而异的主观性、瞬时性，甚至相互矛盾，它们不能证实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命题。他主张使用物理语言代替现象语言，物理语言以物理事件为描述对象，一部分是科学的专门术语，另一部分与自然语言相重合。
物理语言表述的基本命题被称作记录句。记录句尽量用实验记录式的语词代替自然语言。纽拉特举例说，“奥托正在观察”可以用“其精制照片在档案中被列为第16号的那个人正在观察”来代替。“档案中被列为第16号的那个人”一词还必须由一系列数学公式来代替。同样，“现在”、“这里”等词也要由精确的时间和位置代替，事物的性质可用一系列数学公式来描述。同时，纽拉特也承认，记录句所需的术语总有一些是含糊的，不可能或不需要用高度精确的科学术语代替一切自然语词，“因而，在涉及统一科学整个领域的科学论文中，只有一门含有这两种语言的语词的‘专门术语’才是适用的”。
卡尔纳普是继石里克之后的维也纳学派代表者。他致力于构造人工的形式化语言作为统一的科学语言。早期他基本上倾向于现象主义。在1928年发表的《世界逻辑结构》一书中，他把普遍的经验语言符号按照类型学说分为不同层次，并由低到高地建构句子。最基本层次为个别经验。他自称采用“方法论的唯我论”看待个别经验，把它们看做暂时的、流动的个人意识状态，因而是不确定的。但是，时空的四维结构可以数学地建构出来，不确定的个别经验在确定的时空结构中被建构为经验的基本单元，这些单元以自然数列的连续方式建构经验句式。卡尔纳普后来接受了物理主义，在1934年发表的《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中，他设想一种逻辑语言可以成为普遍的物理语言。这种语言的命题函项的变元相当于坐标，变元的值相当于坐标参数，可以用包括4个变元的命题函项表示时空坐标，用其他一些命题函项表示物理性质，这样就可以得到用逻辑命题表达的形式化的物理语言。
他在30年代还认为，其他科学的语言都可以被翻译为物理语言，比如，心理学、生理学的语言可以被翻译为描述人的身体行为的语言，而人的行为归根到底是物理事件，可使用物理语言加以描述。但后来他又接受哥德尔关于真理的定义，从句法分析转向语义分析。卡尔纳普思想多次转变，都是为了把证实原则的检验标准（他称之为确证）加以系统化、形式化。
排拒形而上学
证实原则对于维也纳学派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论证自然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分清科学与非科学。依照证实原则，形而上学的命题既不属于分析命题，也不属于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因而是“伪命题”，即：表面上好像陈述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对应。因而没有任何意义。
卡尔纳普在早年写作的《哲学中的伪问题》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 而上学》等文章中，对形而上学持激烈的批判立场。他指出，形而上学的伪命题有两种：一种是所运用的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非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它们所组成的句子也不能经受经验的检验；另一种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卡尔纳普列举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一书中的一些句子，说明对“无”的发问，以“无”为认识对象，对“无”的存在加以肯定或否定，都是对“无”（Nothing）这个词的普通用法的误用，结果出现了“无是何样”、“我知道无”、“无不是任何东西”、“无存在”这样一些违反逻辑、因而无意义的命题。
纽拉特对海德格尔的语言也有微词，他曾讥讽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或许可用班图语来表达，却不能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表达，除非德语中搞的那种语言的滥用也带入了班图语”。一般说来，分析哲学与现代欧陆哲学很少正面交锋，但卡尔纳普等人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时，却不禁将海德格尔（他对传统形而上学也持彻底批判立场）拉出来“陪斩”，表现出对形而上学语言难以忍受的态度。
卡尔纳普尖锐地指出：
形而上学的虚构句子，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虚构句子，都是一些假的句子，它们并没有逻辑的内容，仅仅能够引起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和意志方面的激动。
卡尔纳普后来把语言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形而上学的命题不一定会产生语言的混淆，而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比如，很多哲学句子用内容的说话方式表达全称的词，致使像“数字”、“事物”、“性质”、“经验”、“空间”、“时间”等全称的词当作语言以外的对象，并把它们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哲学句子所表达的只是形式的说话方式而已。卡尔纳普此时不再否认哲学命题的逻辑结构和意义，而是把被内容的说话方式所掩盖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比如，“事物是感觉材料的复合”的哲学命题似乎是关于事物和感觉关系的陈述，实际上只是关于名称的句法的陈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不是事物的总和”。
这也不是关于世界整体，而是关于科学语言形式的陈述，可被翻译为“科学是一个句子系统，不是一个名称系统”。按照这种方式，哲学命题都可以被消解为句法命题，使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逻辑。
维也纳学派的另一成员艾耶尔则致力于揭示伦理学命题的无意义。在他看来，伦理价值判断并不是对事实的判断，没有知识内容，“对”或“错”仅仅表达赞赏或厌恶的情感。比如说“偷东西是错的”并不是对“偷东西”这一事实的判断，而是表达不能容忍偷东西的情感。艾耶尔甚至进一步说，情感本身并无是非高 下之分。他说：
“偷钱是错误的”这句话没实的意义，就是说，表达出一个既不真也不假的命题。犹如写下“偷钱！”几个字，醒目的惊叹号以合乎常规方式显示，这里表达的情感是一种特殊的道德上的责难。……当有人不同意我们关于某一行为的价值观时，我们当然会使用论证来让我们思维方式占上风。……但是，如果我们的反对者恰好处于不同的道德条件之中，因而，即使他承认所有事实，他仍会对相关的行为价值有不同看法。在此情况下，我们会放弃说服他的努力，说不可能与之论辩，因为他的道德感被扭曲或未开化。这只是说明他具有的价值观不同于我们。我们觉得自己的价值体系优于他们，因而用贬义词谈起他，但我们不能进一步论证我们的体系的优越性。
艾耶尔的情感论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容易导致不分是非的虚无主义的结论。但石里克并不持这一立场，他认为伦理学是一门科学，具有知识价值，伦理学的方法是心理学，是可以被心理经验所证实的。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
蒯因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把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归结为两个教条。第一个教条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蒯因批判的重心放在分析命题的标准。他指出这一标准最终仍要诉诸经验，因而不能与综合命题相区分。分析性的标准或是同义性，或是必然性，或是语义规则，这三者都要通过经验事实。比如，“单身汉是没有结婚的男人”的同义性涉及“单身”、“结婚”、“男人”等词语的经验对象；它的必然性涉及主词和谓词的外延，也需要求助经验才能断定两者是否相同；语义规则在被应用于对象语言时也要受到对象的限制，仍要使用同义性那样的标准。在这三种情况下，所谓的分析命题都不能与经验命题相区别。蒯因说，分析和综合命题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程度被获得经验的范围大小所决定。“要划出一条分界线的想法，只是经验主义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
蒯因所说的经验主义的第二教条是还原论，即，关于事实命题的意义可以还原为记录直接经验的语句。他指出，关于事实的命题是关于周围世界认识的一部分，并不只与个别的直接经验发生联系。单个的经验不能起检验作用。事实上，面对着不利的检验，命题体系内部可做必要调整，总是可以使该命题与经验相符合。如命题“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不仅与天鹅的颜色有关，它的意义涉及我们关于鸟类的全部知识。如果一个人发现一只黑天鹅，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知识，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命题组成一个体系，只是在边缘部分才和经验接触，体系的核心是逻辑，经验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命题体系，而不能被还原为记录直接经验的单独命题。
对于蒯因的批评，洪谦先生曾在《关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有这样的反应：
蒯因对还原论的指摘，虽然在理论上有可取之处，但对卡尔纳普来说，似乎有点无的放矢。……蒯因似乎没有注意到卡尔纳普自己在其名著《检验性和意义》以及《世界的逻辑构造》新版前言中，对于这一缺点，已作了批评性的阐述和修正。
应该说，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逻辑经验主义者最终放弃了证实原则作为意义的唯一标准。
宽容原则
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和传统哲学的激烈排拒遭到同样激烈的反击。比如，有人说，对于先天综合判断的否定是自相矛盾的，“没有先天综合判断”本身就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分析和综合命题的标准对它都不适用。面对众多的反批评，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有所缓和。卡尔纳普于1934年提出“宽容原则”：
逻辑中没有道义，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建立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语言形式。
证实原则不再是一道禁令，而是一种建议、一个常规。他虽然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的说话方式，但却继续反对形而上学所用的形式的说话方式。理由如前所述，因为它混淆了内容的和形式的说话方式。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这一批判，形而上学命题充其量也只是违反了一个常规，而不是无意义的伪命题。卡尔纳普后来也承认自己的立场过于简单化。
艾耶尔在1959年也反省说：
我十分清楚，他们所做的实际上采用证实原则作为一种常规……但为什么要采用这一常规呢？充其量只能证明，形而上学命题不属于逻辑法则、科学假说、历史叙事、知觉判断或关于自然界的常识描述的范畴，但不能由此推出它们既不真也不假，更不能说它们无意义。除非有人硬要如此推理，否则不能得出这种结论。问题在于，形而上学与常识和科学命题的差别是否尖锐到如此地步，非得强调这一差别才有用处。这样做的缺陷使人看不到形而上学问题的益处。
艾耶尔此时认识到，形而上学是一个概念体系。它的发展符合科学发展方向，它虽然不是知识，但却具有认识价值。
逻辑经验主义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持续最长久的哲学流派之一，它代表了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已成为现代哲学摆脱不掉的“幽灵”。唯科学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潮：它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切真理的尺度，自然科学的知识是人类其他知识，包括哲学和人文、社会知识的楷模。逻辑经验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拒形而上学，但他们对形而上学问题和命题所做的分析性批判却使人们现在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了，他们提倡的澄清问题和意义的逻辑分析方法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批判方法，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