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

刘青峰老师以“靳凡”为笔名创作于“文革”期间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一度曾引起过学术界和文学史家们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小说以书信为体裁，聚焦四名天南海北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半年间的数十封往来书信，展现了1970年代的动荡中青年人的精神危机和精神觉醒，及其对于个人生活与民族未来的深刻思考。
何言宏认为，当年围绕着《公开的情书》发生的一切，无疑是一次“启蒙事件”。《公开的情书》以一部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为起点与中心，通过现代印刷文化和对话性公共空间的营造，逐步“打破”之前一体化的“稳定架构”，转型建构了一种新的启蒙主义“架构”，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启蒙事件”。它与当年众多类似的“启蒙事件”一起，汇聚形成了1980年代更加巨大和汹涌的启蒙洪流。
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质与思想内容无疑也是《公开的情书》之所以成为“启蒙事件”的关键因素：中外历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书信体”小说文体属性的内在契合、蒙昧时代的青年关于对话与启蒙的深切渴望及其所形成的书信文化实践、作者刘青峰自身的书信经验，共同决定了《公开的情书》选择了一种独特的“书信体”文体——“启蒙文体”；而以个体自主性为核心与基础，同时包括代际话语、科学话语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在内的启蒙主义话语结构，则是《公开的情书》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也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主要特征。
何言宏还强调，在理性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情感启蒙”。在小说女主人公真真内容丰富、广义上的“情感史”中，我们非常生动地看到了理性的思想启蒙和情感启蒙之间的难解难分。这提示我们对启蒙主义文学文化的关注，既要重视以往的思想和理性启蒙的维度，也应该拓展到更加广阔的情感启蒙和情感文化的层面。

结局与开始——《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
文/何言宏
一次启蒙事件

靳凡（刘青峰）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创作和传播于被称为是一场“灾难”与“内乱”的“文革”期间，一度时期，曾经引起过学术界和文学史家们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如今重读这篇小说，重新讨论《公开的情书》从私下写作到以“手抄本”的方式进行传播，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公开发表而形成一个热点性的“事件”，似应再度打开我们的视野，一方面重新审理和评价这部作品本身；另一方面，则应该在更加深广的文学文化史视野中来重新思考其所形成的文学事件。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宇文所安教授在谈到其所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时的一段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印证我们以前的很多信念；另一方面，文学史也常常会呈现出新的富饶”。
宇文所安“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的方法，是采取了一种“文学文化”的新视野，认为“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叙述”。按照这样的思路与方法，我们发现，在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学文化中，革命的文学文化和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至于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公开的情书》，我曾经在关于它的另外一篇文字中，着重于从精神特征和思想探索的角度，阐述过其启蒙主义的意义与价值，指出其“在话语主张和精神立场上接通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成了启蒙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一个经典文本”，因此，《公开的情书》及其所引发的事件与现象，无疑属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范畴。所以也正如宇文所安所说的，我的这次讨论，不仅将从文学文化的视野中重新“印证我们以前的很多信念”，还将把这部作品作为我们特殊时代的启蒙主义文学遗产，力图通过批判性的重新阅读和思考，努力发掘出关于它的新的启示和“新的富饶”。
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两度潮涌，初度“五四”，再度则是在1980年代。两度之间，启蒙文学爝火不息，更是在我们如前所说的“十年内乱”中，如同“地火在地下运行”，而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分别称为是“潜在写作”或“潜流文学”。在这样的文学史脉络中，《公开的情书》不仅是一缕启蒙主义的文学爝火，更是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是以此精神突破和超越其所处身的特殊时代，在由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时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个体化时代的历史转型中，起到了前导和过渡性的作用。所以，如今我们回头再看当年围绕着《公开的情书》所发生的一切——它的创作、传抄、公开发表与广大读者的接受，便很自然地认识到，这是一次“启蒙事件”，是在我们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史上具有历史转型性意义的重要“事件”。
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事件”，并不只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字面含义，而是如齐泽克所说的“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作为一次历史转型意义上的“事件”，《公开的情书》所“破坏”的，显然是当时的一体化“架构”，并且与其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些启蒙写作一起，共同建构和开启了一种新的历史“架构”——即在其后来的1980年代宏阔展开的启蒙主义架构。所以我们说，《公开的情书》的写作与传播，既意味着某种结束，也是一种新的开始。
《公开的情书》所“破坏”的，首先就是“十年内乱”时期俨然已经高度一体化的主流性的文学文化，参与建构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世界以来已很罕见、堪称奇迹的“手抄本”文化。“文革”时期，民间盛传着“手抄本”小说。按照已有的文学史定义，“所谓‘手抄本’小说，是‘文革’时期特有的文学类别，是与‘主流文学’相疏离甚至对立的文学样式。‘手抄本’小说一般先由某人匿名写作，然后由喜好它的人抄写传阅，传抄过程中抄写人有时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好恶加工或修改”。就我们所讨论的《公开的情书》来说，作者刘青峰在谈到其最初的创作与流传时，曾经回忆道：“这部小说完稿于1972年春天，没有想发表，也没有写作者名，抄在一本红塑料皮封套的本子上，朋友们私下称它为‘小红书’。小说先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一开始传看的范围，一是与我们通信的北大、清华同学朋友，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我的妹妹刘进流传到在内蒙插队的高中生手中”。
至于作品的署名情况，这里虽然说“没有写作者名”，但在后来的“新编版”《公开的情书》“序言”中，作者又提供了一幅作品最早成稿时的封面照片，并且说明“这本书一开始是冒充译作来流传的”，我们看到在普通练习簿的内页所作的封面上，写有这样两行虚拟性的字样——“译自《Green Tree》/by Ted silvey”，显然假托了一位叫做“Ted silvey”的外国作者。这些情况，都很生动和典型地体现出“手抄本”小说的诸多特点。其最重要的，便是建立了一种以人们之间的信任伦理为基础、以作品传抄和传阅为链条与纽带的私密性的文学文化和文学共同体，这种传抄和传阅者间的信任伦理和私密性关系，在很多“手抄本”当事人的有关回忆中，常被提及与强调。基于笔者自身当年的抄阅经验与记忆，围绕着每一个“手抄本”，其实都有一个规模极小、范围极其有限的私密性的文学共同体；
这些私密性的小共同体，又以一个又一个“手抄本”串连与链接起来，滚动性地扩展出一张由匿名性的原作为起点和源头而辐射开来的传阅网络，形成了一个包含着众多小共同体在内的规模更大的文学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潜隐在当年一体化的主流文化之下，爝火不息地“运行”与“奔突”，“手抄本”文化便所由而生，由此广布。
但是在另一方面，一则因为私密性，一则也因为潜隐性，加之由于“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本质”，特别是这种“流动性”所决定的传抄链有着一种单向度的线性特点，使得像《公开的情书》这样的“手抄本”小说所形成的文学共同体，自然缺少读者的反馈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性，要等到作品的“印刷出版”之后才得以形成。
不过，关于《公开的情书》，以往的研究尚未关注到其在“正式”发表于1980年第1期《十月》杂志之前，实际上有两个过渡性的“非正式出版物”：一是1978年的打字油印本。据刘青峰说，她曾忽然于“2016年7月收到老友一包快递”，“包裹里装着《情书》残缺不全的油印本，落款为1978年12月，纸张发黄变脆，可以说，这是《十月》1980年第1期首刊这篇小说之前，《情书》作为非正式出版物流传的物证”。油印本中，有署名“山友”所写的“序”，有刘青峰只署名为“作者”所写的四百来字的“跋”。时隔多年，刘青峰已完全忘却此事，“完全忘记写过这个小跋了”“掩卷追忆，是由谁主持、哪些朋友参与，用哪里的打字机和油印机做出这些油印本的呢？完全记不起来了”；其二，则是1979年杭州师范学院陈越光主编的学生刊物《我们》所刊发的油印本。
这两个油印本，实际上构成了以《公开的情书》为中心的文学共同体由“私密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过渡，而后者的真正形成，却是作品在1980年第1期的《十月》杂志正式发表后。
关于作品发表后的情况，据《十月》杂志的出版单位北京出版社总编室所编工作简报“读者·作者·编者”（第十五期，1980年4月4日）载：“《公开的情书》在《十月》1980年第1期发表后，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热烈欢迎。编辑部和作者收到来自十多个省、市的来信。直到3月底，还不断有人写信来。编辑部收到的来信，除已转给作者的外，还存有五六十封。来信者多为青年、学生、干部、战士、工人、店员、护士等。从来信看，读者都是从作品中受到了鼓舞，汲取了力量，效果是积极的”。刘青峰本人也曾回忆：“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不久，《十月》编辑部就开始转来读者来信。来信越来越多，全国各地都有，包括新疆等边远地。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当然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向作者热情地倾诉，谈自己的经历和苦闷”“他们坦诚地告诉我，自己和周围的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读它、议论它。
这些信件打动了我，我给许多读者回信、寄刊，还与其中几位保持了一两年通信……”这些情况，特别是《公开的情书》“新编版”所附当年110封来信选摘，广大读者围绕着作品就社会、历史、科学、真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精神觉醒等诸多问题与作者之间的热烈对话与深度交流，完全不同于“手抄本”阶段阅读反馈和“对话性”的阙失。诚如其中一封读者来信所说的，《公开的情书》的发表“是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异峰突起。她是我国现代精神文化的文学表现，闪烁着中国文化复兴的曙光”。《公开的情书》以一部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为起点与中心，通过现代印刷文化和对话性公共空间的营造，逐步“打破”之前一体化的“稳定架构”，转型建构了一种新的启蒙主义“架构”，一次历史性的“启蒙事件”终于完成。它也与当年众多类似的“启蒙事件”一起，汇聚形成了1980年代更加巨大和汹涌的启蒙洪流。
“启蒙文体”与“启蒙思想”的话语结构

当然，《公开的情书》之所以成为“事件”，除了我们前面所述的在文学文化和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质，无疑也是关键性因素。我仍然与以往一样，坚持认为它是我们启蒙主义的经典文本，但在今天，我想在对此提出进一步认识的同时，尝试性地重新整理这一重要的启蒙“遗产”。
《公开的情书》显要的文本特征，就是“书信体”的使用。我们知道，“书信体”是世界文学史上启蒙主义小说经常采用的“启蒙文体”。还是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书信体”小说就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兴盛与流行的一种文体，像席尔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理查逊的《帕梅拉》《克拉丽莎》、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狄德罗的《修女》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是以“书信体”写就的启蒙主义小说。而在我国，“书信体”小说也是“五四”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兴文体，经由启蒙，这一文体紧接着又一时繁盛于“五四”以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中，冰心的《遗书》、庐隐的《一封信》《或人的悲哀》和冯沅君的《隔绝》等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启蒙小说。所以，《公开的情书》之文体选择，本身就体现了它的“启蒙性”。
按照一位专门研究“书信体”小说的法国学者的看法，由于“书信体小说模仿了真实信件的私密性、个体性和交互性”“是一种融合了多种声音的文学体裁”。它不仅“注重对个体的突显”，充分表达个体的声音，而且还在通信者之间“构建了一系列延迟的对话情景”，并“将对话渗透到小说中”。尤其是，“在多种声音的小说形式中，每个人物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或者是平行的，或者是交错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声音，提取、整理和掌握真理的任务由读者完成”，这样一来，读者便也自然地被卷入小说人物的对话共同体中。启蒙所必须的思想对话，因此找到了一种非常契合的文体形式。这应该是《公开的情书》选择“书信体”文体并很自然地广受读者欢迎、取得很高艺术效果的重要原因。另外，在更加具体的方面，按照刘青峰所说的：“‘文革’中，人人被迫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对于精神活跃、有独立思想的人来说，就只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隐藏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与其他人一模一样。
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如极其私密的个人通信、与朋友共同读书或聚谈来构建另一种精神生活。《公开的情书》以书信体为形式，就带有这一时代色彩”。她说自己“于197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基层工作，也有十余个朋友的通信圈子。一天收到三四封信是很平常的，常常有五六封信，甚至十多封信。可以在一天内给同一个人写两封信。信有长有短，短则两三行，长的可以上万字……信中无所不谈，谈所想所思，谈社会观察，谈感情，也谈身边琐事”“1972年我在杭州养病期间，我们就想如何利用大量的通信创作小说，记录这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小说主要是我执笔……”。上述种种情况都很充分地说明，中外历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书信体”小说文体属性的内在契合、蒙昧时代的青年关于对话与启蒙的深切渴望及其所形成的书信文化实践、作者刘青峰自身的书信经验，共同决定了《公开的情书》选择了一种独特的“书信体”文体——“启蒙文体”。
在《公开的情书》的“书信”与对话中，“突显”着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甚至真真的哥哥与石田等诸多不同的个体，也激荡着启蒙话语的多重声音。
我们知道，启蒙主义思想最基本的核心话语，便是个体自主性。《公开的情书》中真真的性格与经历，最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话语。真真是一个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命信仰”“像水晶一样透明”的“最纯洁、最真诚、最善良”的“革命后代”，可却因为父亲被监禁而被打成“黑帮家庭”，变成了有待改造的“可教育的子女”，从而与当年的很多“知青”一样，被发配到偏远山区的中学里接受“再教育”。作品之初的真真，思想情绪“混乱”“消沉”，觉得“生活骗了我，友人骗了我，我热爱的书籍骗了我”，自己“在整个社会的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因而极度迷茫。所以，正如她在给老久们的信中所说的：“我的苦恼是缺乏一个具体的目标来鼓舞我的意志和能力”“我总在想：行动？不错。可我的目标呢？通往未来的路在什么地方呢？我活着又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在这样的境况下，她觉得“应该改变自己”，冲破“真实有力地束缚”着她的“周围的存在”“笼子似的”生活。于是在小说中，先是老嘎的到访，让她感到“在我单调贫乏的生活中，像是一道划破阴晦夜空的闪电，一阵吹走沉闷空气的清风”；接着又是其与老久的书信交流，让她对老久们的精神与生存发出这样的感慨和决心：“你们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使我振奋。我钦佩你们，钦佩你们的精神，赞赏你们的行动！也许，有一天，我会像你们那样振作起来，干点事情”……小说的整个叙事进程，便是真真在老久们——主要是老久——的启蒙之下个体自主性的觉醒、振作与走向强大与“成熟”的过程。
当然，在《公开的情书》中，个体自主性的启蒙话语在作为启蒙者的老久们那里，起初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老嘎在给真真的信中，曾经这样来描述狂热年代里老久自主性的精神性格，说“老久不是那种卷入政治旋涡中的风云人物。他拼命地读书、思考，沉默着，不愿多说一句话。他对大字报浪潮、武斗、‘忠’字化运动等表现出独特的冷漠”“他表面上是那么平凡，但决不迎合时髦的浪潮”。老久和他的朋友老嘎、老邪门等人决不盲从，清醒冷静，非常理性地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讨论着社会、政治、现实、历史与人生道路等诸多问题，“能够自觉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既不盲目，也不悲观”，一方面“决心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同的道路——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工作“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给年轻的朋友们指明方向”，实践启蒙。
所以，在对作为自己同代人的“年轻的朋友们”的代际认同与精神关切中，“我们这一代”，成了老久们经常言说的话语，也是他们的通信中频繁出现的字眼。他们深知“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被剥夺了”，盲从、狂热、困顿、消沉和“虚无主义的处世哲学”，成了一代人精神的主要症候。因此，他们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道路的曲折和艰难，决不亚于我们的先辈”。但是他们又很乐观地认为：“未来永远是属于青年的，属于现在正在进行种种艰苦探索的人们”“尽管我们被封闭着、被束缚着、被剥夺着、被种种势力包围着”，但只要努力做一个“探索者”，“做一个不甘于落后于时代的人”，并“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拓新世界”“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将会产生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为了突出和强化他们这种“很强烈的信念”，作品还特意书写了老久的邬叔叔和真真的姨夫等几位父辈在那个年代里的“灵魂扭曲”和“逆来顺受”，甚至老久父亲对爱情的辜负与“出让”，以及“总和我们格格不入”的真真哥哥“他们这批四十来岁的人”，来与“我们这一代”形成的鲜明对比，而使老久在给真真的一封信中得出很明确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在意志上比父辈们强悍”。
这种明显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启蒙话语，自始至终充溢于作品，既是对“五四”启蒙主义有关话语的接续与继承，也很突出地体现了1970年代后期启蒙话语的典型情状。
实际上，“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进化论思想，根底上属于科学主义的话语谱系。与“五四”时期对“赛先生”的强调一致，《公开的情书》彰显着昂扬与强劲的科学话语。但是老久们的“赛先生”话语，却又带有很强的历史特点、现实针对性和个体自主性。比如老久对当时排斥科学的状况，便曾愤怒发问：“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科学是荣誉，为什么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知识成了罪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科学突飞猛进，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科学像罪犯一样横遭囚禁？”他们在当时封闭的历史环境下，率先“理解了20世纪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伟大意义”，充满豪情地不断表示“相信科学”“信仰科学”，“我们必须投入到这股强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洪流中去”。他们从科学出发，并“用它们来考虑以往和目前的一切”，形成了自己系统、独特的思想观念，正如老久给真真的信中所说的：
“从立志学科学，到‘文化大革命’中思考现实，又由现实思考到理论、探索，到哲学，最后又回到科学，我们走过了一条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路啊”，“一旦取得了明确的认识，我们发现许多人在运动中表现出的盲目性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生活的时代。归根结底，他们还是被宗教般的狂热所左右”。因此在这里，“科学”明显具有了思想启蒙特别是老久们自身“自我启蒙”的功能。
但是，对老久们来说，“科学”并不只有如上的功能，老久在信中曾经指出：“我们学知识不是为了自己啊！我们是为祖国而学”“我们已意识到祖国需要科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对祖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认为“爱祖国，就是要用自己毕生的努力使她成为当代最强大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的骄傲”。很显然，“祖国”，是他们的另外一重重要的话语关切和为之奋斗的更高远的目标，就像老邪门给老久的信中所说的：“我们追求的永远是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的出路，实际上就是寻找祖国的社会出路”。即使是真真，无论是在“串联”中，还是在个人的精神危机和命运困顿中，“今后我们国家的出路”，也都是她的重要关切——“有多少个夜晚，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突然拉开灯，从床上惊跳起来，抱着头，呆呆地盯着墙上的地图，心里发抖地叫着：‘啊，我活着，活着干吗？
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暗淡下去吗？祖国啊，我怎样才能对得起你？’”——真真的心声，不免让我们想起“五四”时期郁达夫的《沉沦》，也是老久与其启蒙/被启蒙及爱情关系的精神基础。“祖国”，作为一个古已有之的重要话语，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无论是在整个世界，还是在我们中国，都已经被赋予了丰富的现代性内涵。按照一位政治学学者的概念史研究，“从古希腊雅典到18世纪末的大革命，‘祖国’概念经历了罗马、中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岁月，义涵尽管不断变化，概念外壳却保存至今，并且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生产出了新的术语与词汇丛”，而终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完成了现代性的话语建构。而在我国，“祖国”话语也在清末民初去除了王朝内涵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转型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真真和老久们的话语言说，又一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激荡着启蒙主义的话语回声。
“情感启蒙”与真真的“情感史”

以个体自主性为核心与基础，同时包括代际话语、科学话语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在内的启蒙主义话语结构，是《公开的情书》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也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主要特征，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因为，在我们以往的启蒙观念中，“思想”和“理性”，毕竟占据了其中的主要内容。然而在晚近以来，中外学术界和思想界越来越发现启蒙主义的情感面向，认为在我们的启蒙历史中，还有一种“情感启蒙”。伟大的18世纪启蒙时代，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还是一个“情感的时代”，在我们所熟知的启蒙理性主义之外，还存在着亟待发掘的启蒙情感主义。至于我国的“五四”启蒙运动，也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存在着“直接挑战启蒙理性主义”的唯情论的“人生哲学和情感启蒙主张”，认为“‘五四’的瓜架上不是只‘德先生’‘赛先生’这两只大瓜”，还包括“情感的特质（譬如强大的‘道德激情’）”等丰富内容。
实际上，具体到《公开的情书》这一特定年代的启蒙经典，情况何尝不是如此？而且可以想像，深入进一个经典的文本来重新发掘或“重读”出某些新的内容，并且循此来重新认知一个思潮和一个时代，一定会有某种相当特别的意义与趣味。
首先在“重读”的方法论上，我将像我在此前重读史铁生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时那样，聚焦于人物的“情感史”，而在这里，就是真真的“情感史”。
真真的“情感史”，首先和主要的，当然是指她与男性之间的“情史”——“爱情史”。我曾讨论过，《公开的情书》是一部交织着复杂的“性别政治”与“话语政治”的文本。在真真的“情感史”中，与其产生情感纠葛的每一个男性都代表着一种话语力量，以及这种话语力量所相应的道德人格与人生哲学。童汝是一个“取消了道德约束，贪婪地攫取地位和私利”的精神流氓和“虚伪的政治骗子”；真真原先的恋人石田，则是一个没有什么高远理想与人生追求的“庸俗的好人”；老久的朋友老嘎，是一个仍在漂泊中寻求人生道路的青年画家；而老久，则是“一个面对现实而顽强地寻找光明的人，一个正视生活、意识到应负的历史使命的人，一个听从祖国召唤的人”。他勇于思考，相信科学，自觉把自己的爱情、事业、理想和人生道路与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和“祖国的召唤”结合起来，努力做一个“公民和战士”。
在这场以真真为中心的情感角力中，只有操持着如上所述的启蒙主义话语结构的老久，才在最后终于胜出，获得了真真的爱情。这无疑就是启蒙的胜利！
真真的故事，不同程度上颇为类似于“五四”时期庐隐的“书信体”小说《或人的悲哀》中亚侠的故事，也相似于1950年代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故事，以及1990年代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故事。作为与“‘五四’时代最为酷肖的一位精神之子”，庐隐笔下的亚侠苦苦“探求人生的究竟，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无路可走，后又“接二连三”地“陷入感情的旋涡”而“欲拔不能”，终于沉湖自尽；而林道静则在先后经历了代表不同话语力量的余敬唐、余永泽和卢嘉川、江华等人之后，终于走上了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由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成长为一个革命者。《公开的情书》中的真真，却由一个高干家庭的出身在经历了石田、童汝、老嘎和老久等人后，接受了老久的启蒙，走上了老久们的道路，恰正是对林道静故事的巨大“翻转”。
而《长恨歌》中王琦瑶“情感史”中的“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和老克腊等，分明又有着不同的身份与意味，王琦瑶的精神与命运，显然“悬搁”在种种道路之外。这几位女性各自独特的“情感史”，以及她们不同的人生经历，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转型与文学文化转型。在此脉络中，真真“情感史”中的启蒙内涵，便显得更加突出。
真真的“情感史”，实际上伴随和胶着于她的“启蒙史”。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小说中真真的精神觉醒，最初便是从情感方面打开的端口。这一端口的打开，起初是老嘎的到访，紧接着就是她与老久的通信。在她与老久的通信中，我们分明能感觉到老久的情感攻势。通信之初，老久就一直猛烈地试图激发和呼唤着真真的“激情”，一再对真真说：“对于你，我关心的是你的激情”，期盼在真真“内心的真正的激情”的基础上，“在这种感情和心灵上，将建立起我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而真真在整个过程中，由于自己的创伤经历，也由于恋爱对象石田的存在，主要处于守势。当真真因为顾虑而希望其与老久的关系保持为“朋友”和“兄妹”的时候，老久表示坚决反对：“我不能接受你出于一种调和的教义而提出的那种兄弟姐妹的关系”，并说“我们不需要那种病状的感情克制。
我们这一代人将以自己豪迈的爱情，记录在人类感情发展的史诗上……”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生动地看到了理性的思想启蒙和情感启蒙之间的难解难分。
这种难解难分的状况，实际上还体现在真真“情感史”中的其他情感。稍具广义地说，真真的情感，自然不只有爱情。她还有亲情和友情，还有更加丰富的多种情怀。小说中对真真家庭亲情的书写，非常类似于其后来的“伤痕文学”，是人道伦理对于当时非人道伦理的控诉与批判，体现着人道启蒙的人性内涵；而其与自己的同学好友和与老嘎之间的友谊，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显示出一种真诚动人的人性与人情之美。在真真广义性的“情感史”中，我以为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她对自然的情感。
《公开的情书》经常会写自然，自始至终穿插着许多自然书写。我们对作品中时或清新柔媚，时或忧伤凝重的场景或风景，应该都有关注。我们很难忘记那枝“开得很豪放，充满了娇媚，带着一种倔强的美”的映山红，和她在真真与老久之间的感情连结与表达。但我以为在作品中，以第一辑“等待和寻找”中的“第六封·真真致老久”所记真真的一次高原之行最为重要。在这篇“纪游”中，真真记述了自己的一次登山经历。她从山脚向雪山进发，经过非常艰苦的攀登，终于到达了山顶——
“我抬起了头。啊——我紧缩的心突然充血了，涨大了。我浑身发热。那是一种怎样奇丽的景色啊！远处，雪山顶峰在柔和明丽的朝晖的映照下，闪烁着神话般瑰丽多彩的颜色。在那静穆的群山之中，这是怎样一座令人神往的光彩夺目的顶峰啊！泪水‘唰’地一下夺眶而出。泪花迷离中，我仰望着的宝光璀璨的峰顶更加迷人，那不是理想世界的闪光吗？我感到，我心中沸腾的热情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最纯美、最强烈、最深沉的感情，这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一下子都集中体现在这最美的景物中了。也只有这高尚、纯洁、光辉的雪山峰顶，才能使我的感情升华，才能表达我的幻想、我的追求、我的希望！”
这篇充满激情的文字所记述的，很像是彼特拉克著名的《登旺图山》一文所写的一次登顶经历——“我对自己已然看到的一切感到心满意足并将心灵之眼（inner eye）转向了自己”。彼特拉克所云和这里的自然书写，也很像是柄谷行人所说的：“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不管是“inner eye”，还是“inner man”，实际上说到底，真真这里对自然的感情都是其个体自我的一种“装置”，这一“装置”，既是其觉醒了的个体主体，也是如齐泽克所说的“破坏”了一体化时代的“稳定架构”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架构”，已经大部分地喻示和包含了老久——以及整个小说所要言说的启蒙话语。真真内容丰富、广义上的“情感史”，也仍然胶着于其“启蒙史”“情感启蒙”和“思想启蒙”，果真是同一个启蒙的两个方面，难解难分、一体两面。
这从而也提示我们对启蒙主义文学文化的关注，既要重视以往的思想和理性启蒙的维度，也应该拓展到更加广阔的情感启蒙和情感文化的层面。
原载《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注释已删除，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配图源自网络资料，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