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在金融领域的联系尤越来越密切，这也使得由于信用冲击、流动性冲击等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地区，而是通过与其他地区的连接形成连锁反应，造成金融风险外溢。
在这其中，银行系统作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在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联度等方面都占据金融系统的重要地位。不同于之前对总资本、净资本流动的研究，目前也兴起了分部门的资本流动研究，尽管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动只是总资本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是顺周期的组成部分，在传递金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

文献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具有顺周期的特征。一国经济过热时，国际资本流入增加，由此加剧国内过热压力（Kaminsky et al.，2004）和金融脆弱性。此时若遭遇国际环境的负向冲击，国际资本流动就会发生骤停或者逆转，这会继续对国内经济产生负向冲击，引发一系列金融危机。
银行业在跨境资本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主要有三方面。首先，银行业在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的顺周期性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资本流动中。在过渡期内，随着银行业资本流动的重大变化，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发生了变化，风险资产的配置也随之调整，从而影响了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价格。

其次，跨国银行利用内部资产负债表调整和影子银行业务来提高全球流动性，国内流动性的相关性会影响国内市场的流动性和融资状况。同时，通过跨境投资银行进行的全球资产配置（例如，海外债券承销、跨境并购和海外资产管理）会影响其他金融部门分配风险资产的能力。第三，它通过借款成本和汇率等渠道影响宏观经济发展。
全球银行和本地银行都面临着有可能违约的借款人，且都面临多样性和特定性风险。尽管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动只是总资本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是顺周期的组成部分，在传递金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每个国家，银行部门通过提供一期贷款为本国和外国企业家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参差不齐，银行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从事银行间借贷。因此，跨界贷款包括公司贷款银行和企业家之间)和银行间贷款。跨境贷款发生在企业家和银行之间，当有正面冲击后，企业家收缩更多的贷款，为新的投资流动提供资金。
不确定性直接影响的是对未来收益的预测，资本持有方可能会出于长远考虑减少当前消费及投资（Bloom，2009），表现最明显之一的就是跨境债券和负债的数量增减变化，资金流动的变化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局势极为敏感。Fogli & Perri（2015）发现一些证据表明，由于预防性储蓄动机，母国相对不确定性的增加与外国净资产的增加有关。

宏观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是国内消费和储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对国家外国净资产状况有着中长期的影响。当本国比外国更加动荡时，它们往往会出现经常账户盈余。
古典经济理论预测，由于资本回报下降的影响，资本应该从富国流向穷国。在穷国，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稀缺性应该意味着资本注入的回报高于发达国家。作为回应，富国的储蓄者应该将穷国视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
事实却并非如此，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资本很少。这个谜题在卢卡斯 1990 年论文被讨论中，通常被称为“卢卡斯悖论”。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投资回报可能很高，但由于预期回报相关的高度不确定性，资本并不会流向那里。

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波动会有一个负向影响，也就是说，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少其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随着各国加快金融开放，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投资者对该国的信心越充足，相信该国发生违约可能性低，无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会选择更长周期的投资，而不会短期内频繁地转移资本，因而也不容易出现资本大幅流入、流出的现象。
一般普遍认为，具有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能够更好地消化资本流动骤停的冲击。在国际资本净流入的期间，一国如果是固定汇率制度容易出现过度的信贷扩张。相对应的是，在大规模资本外流的期间，一国可能遇到的信贷限制会更严格。这时弹性汇率制度就显得灵活得多，不仅可以稳定来自国内外的信贷波动、平滑信贷，还可以防范降低异常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

二、开放经济中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 Céspedes et al.的研究框架，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模型，包含两个时期和两种商品，一是可贸易品（外国商品），二是非贸易品（本国商品），实际汇率为外国商品与本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分为居民、企业和银行三部门。

在第一期，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结合以获取第二个时期的生产资本。企业购买资产，从净资产中筹集资金或通过向国内银行借款来进行投资；而银行通过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款来为其贷款融资，但会受限于自身净资产的抵押限制，这也反映了潜在的金融摩擦。
假设外国投资者预期本国经济状况良好，货币会升值，相信银行的净资产足以担保银行的外债，那么他们会向银行提供所需的贷款。这样，贷款的供给就相对较大，此时贷款利率为 ∗，随着投资和生产的扩大，这增加了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其相对价格，使得汇率上升，从而达到了预期。

相反地，如果外国投资者预期本国经济会变差，货币贬值，银行出现违约风险的可能性高，就会减少对本国的贷款供给。

三、 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的现状分析

一般我们将资本流动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两类：总资本流动（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动（净资本流入、净资本流出）。在金融危机之前，净资本流动是大多数学者的主要的研究对象，这种方式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由于其资本流出规模较小，所以新兴经济体的净资本流入大致可以反映总资本流入。

同样地，在净资本流出方面，新兴经济体本国投资者所能推动的总资本流出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也可以近似看作是为外国资本流动所驱动的。
金融危机后整体情况发生了变化，总资本流动的规模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同时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也大幅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净资本流入不再能够完全反映资本流动的变化（Forbes & Warnock，2012）。

由此，有部分文献将总资本流动进一步细分为：外国直接投资、资产组合资本流动（包括债权资本流动和股权资本流动）、其他资本流动（包括政府相关资本流动和私人部门资本流动，后者又可具体分为银行部门资本流动和非银行部门资本流动）（Pagliari & Hannan，2017）。

四、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使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位置银行业务统计数据（LBS）中的跨境债权和负债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研究跨境银行债权在不确定性与金融发展中的变化，考虑报告国跨境债权增长率，该指数是由跨境债权（存量）取对数同时进行差分而来。

使用 LBS 数据库有几个显而易见的优点：首先，LBS 的跨境银行债权数据对交易对手国家/地区进行了详细分类。使用报告国—交易对手国双边数据结构可以控制不随时间推移变动的在“国家对”级别上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并减少了变量丢失的问题。
其次，LBS 提供的银行跨境债务流量数据已根据该期间的汇率进行了调整，从而消除了汇率变动带来的估值影响。第三，LBS 的银行数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跨境银行的跨境贷款业务。

我们使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来补充我们的实验结果。鉴于这两个指数衡量的是经济不同方面的不确定性，股市波动率是指代金融不确定性，更偏向短期波动，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一个较长期的不确定性指标。因此该稳健性检验也可以作为是对使用股票市场波动率进行的基准分析的补充。

结语

总体而言，本国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得银行部门减少跨境资本流出，也即银行部门贷款给国外投资者的数额会减少，这种效应与国家自身基本条件的差异有关，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而且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统计意义上都十分显著。说明发达国家在遭遇不确定性冲击时，由于金融市场更完善，发生违约的概率低，因而投资者的投资周期更长。另外，当主要经济体风险出现时，由于金融国际化带来的股票市场波动具有高度的跨国相关性，此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更高，所以相比之下资本留在国内也是一种风险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