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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Ⅱ
“我知道。”我父亲说。
他们去工具堆里抽出斧头，再走回到原木堆前，胳臂和身体并用，近乎赌气似的狠砍着那几根斜撑着的支架。他们因为第一次的出师不利而生气，这样一来计划整个泡汤了。弗朗兹又在那里“混账东西”地嚷嚷着，骂完了之后，他说：
“抓紧时间砍吧。”
“说的是。”父亲说。他们改变了节奏，劈砍同步进行，斧头每次起落的声响都像是尖厉的爆破声。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喜欢这个工作，弗朗兹忽然笑了，笑得好快乐。父亲也笑了。我真希望我也像父亲一样，能有个像弗朗兹这样的朋友，和他一起挥斧头，一起订计划，一起出力一起笑，在这样的一条河边一起砍木头。这河永远不变，却又不断地在变，就像现在。可是那唯一可能是我好朋友的人已经消失不见，没人再提起过他。当然，我还有我的父亲，但这不一样。他是个大人，有着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甚至还不止一个，我不确定是否还能够那么信任他。
现在他下斧头的速度加快了，弗朗兹也跟着快起来，于是我父亲也开始大笑，格外用力地挥舞起斧头。这时，我听见斧头劈下去的地方“吱”的一声，父亲大吼：
“逃命啊！”他脚跟一转，整个人往旁边抛射出去。弗朗兹一面大笑一面跟着做。几乎就在同时，那几根支架应声而断，彼此交相重叠起来，而那些木桩依照原定的计划向前倾倒，漂亮极了。紧接着，原木堆开始下滑，那声音像一百座又重又沉的大钟在鸣唱，穿越水面，响彻森林，至少有一半的原木崩塌下来翻入河中。水花飞溅，一阵木头和河水的惊人混战，我好高兴能在现场目睹这一切。
不过，还是有很多原木留在原地，非得全部送走才行。我们三个人拿起杆钩动手干活。我们拖拽推拉，有时候那些木头卡得太紧太密，还得用铁橇把它们撬开；有时候它们纠结在一起，就得用绳索把它们一根一根地拉散。我们每次两个人，用杆钩把木头推滚进河里，然后“扑通”一声，那些原木立刻安稳从容地浮上来，随着水流漂过山谷，向着瑞典而去。
不久我就觉得累了。我所期待的那种特殊感觉，能鼓舞我、振奋我，赋予我力量，能让我在变化中来去自如的感觉，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充满手臂、双腿或其他任何一处肌肉。我反而感到沉重又无力，为了不让他们看出来，我必须很小心、很专心地做完一件事情之后再做第二件。我的膝盖痛得不得了，当父亲喊着休息一下的时候，我松了一大口气。绝大部分的原木已经下水，只剩下几根小树干，可是还有另外一堆等着送走。我慢慢地走向那棵树干上有个木十字架的松树，那是弗朗兹在一九四四年某个冬天的夜晚安上去的，因为有个来自奥斯陆、穿着单薄西装裤的男人在这里被杀，死在了德国人的枪弹下。我躺在十字架下面的石楠草丛里，头枕着大树根，立刻睡着了。
我醒来时，约恩的母亲跪在我身边，阳光在她的脑后，她一只手放在我的头发上。她穿着蓝底黄花的棉布连衣裙，表情有些严肃，她问我饿不饿。那一秒钟的时间里，我就是那个穿着单薄西装裤的男人，他没死，他苏醒了，注视着仍站在他身旁的她，但下一秒他就溜走了，消失无踪。我眨着眼，发觉自己脸红了，立即意识到那是因为我刚刚梦到了她。我不记得梦见了什么，但是在梦里有一种强烈又陌生的暖意，现在她这样定睛看着我，倒让我不好供认了。我点点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用胳臂撑起自己。
“我马上就来。”我说。她接着说：
“好，那就来吧，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她笑得太突然，让我不得不移开视线，越过她背后上涨的河水，望向另一边的河岸。突然，巴卡的两匹马站在围篱边的高地上看着我们，它们竖着耳朵，蹬着马蹄，像特地来这里警告灾难将临的两匹鬼马。
她从蹲到站一气呵成，仿佛这是世界上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然后朝着我父亲和弗朗兹生着营火的空地走去，那里本来堆的是第一堆原木。空气里有烤肉和咖啡的香味，有烟味，有木头和石楠的气味，有被太阳晒热了的石头味，还有一些专属于这条河岸、我在其他地方都没闻到过的香气，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也许是那里一切的混合吧，是一种共同之处，一个总和，如果我离开了不再回来，就永远不可能再感受到它。
离营火不远的地方，拉尔斯坐在水边的一块石头上。他手里有一束参差不齐的小树枝，他把它们掰成相同的长度，堆放在河边石头旁的斜草坡上，在树枝堆的前方插了两根很尖锐的枝丫做木桩，顶着所有的树枝。那看起来就像是真实场景的迷你版，就像一堆真正的木头。我走过去蹲下来。经过休息之后，我的腿好多了，说不定不会跛了。我说：
“这堆东西做得好棒。”
“只是几根小树枝。”他说，声音低低的，很严肃，他没有转身。
“嗯，”我说，“也许是吧。可是还是很棒，跟真的一样，不过是迷你版的。”
“我不懂‘迷你版’的意思。”拉尔斯轻轻地说。
我用心思索。其实我也不太懂，可我还是说：“就是一样非常小的东西看起来就跟原来很大的东西完全相同，只是小了许多，就是这样。你懂了吗？”
“啧，这只是几根小树枝。”
“好啦，”我说，“就是几根小树枝。你不吃午餐吗？”
他摇头。“不吃，”他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我不吃什么午餐。”他像我一样也说了“吃午餐”，而不只是“吃东西”。
“哦，好吧，”我说，“没关系。随你啰！”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把身体的重量放在左腿上。
“不过，我倒是饿了。”我说着便转过身。才走了一两步，我听见他说：“我射死了我弟弟，没错。”
我转身，倒回了两步路，感觉嘴好干。我近乎喃喃地说：
“我知道。可是那不是你的错，你不知道枪里面还有子弹。”
“嗯，”他说，“我不知道。”
“那是个意外。”
“嗯，那是个意外。”
“你确定不要吃点东西吗？”
“嗯，”他说，“我留在这儿。”
“好吧，”我说，“等你饿了再过来吧。”我望着他的头发和底下一小部分的脸孔，当时他只有十岁。天哪，那脸上毫无表情。他不再说话了。
我走向营火，父亲背对着河流，挨着约恩母亲轻松地坐在还留在那里的一根原木上。虽然他们不像那天清晨在小码头上那样靠得很紧，但仍旧相当近，两个人的背部似乎都显得很自在，近乎得意，我忽然觉得非常生气。弗朗兹自己一个人坐在他们对面的一截树墩上，手里拿着锡盘，透过火光和透明的烟气，我看见了他长着胡须的脸庞，他们已经在吃了。
“来，传德，过来坐下。”弗朗兹说着拍拍身旁的一个树墩，似乎有些尴尬，“你一定要吃点东西，还有很多事要做呢。要活命，就得吃。”
我没有坐到那截树墩上，而是做了一件我认为在当时不可思议的事，但我还是那么做了—我从背后一把拨开父亲和约恩的母亲，硬是挤到他们俩中间坐下来。其实那里没多大空间，但我很用力地推开他们两个人，特别是她。我激烈的挑衅碰上了她的柔软，使我有一种忧伤的感觉，可是我照做不误，最后她让开了，而我父亲却僵硬得像一块木板。我说：
“坐这里太舒服了。”
“你这么觉得吗？”父亲说。
“当然，”我说，“有这么好的同伴。”我直直地看着弗朗兹的眼睛，就此不动，但他的眼光却开始闪躲，几乎还没怎么动口，就把食物放到了餐盘上，扮了一个怪脸。我拿起盘子和叉子，倾过身子，动手从那个稳当地搁在火堆边石头上的煎锅里取食。
“看起来真好吃啊。”我哈哈大笑着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尖，音量也比我预计的大了很多。
14
我挣扎着从梦境走向光明，我真的看见光在我的上方。就像在水面下，上面隐约闪动着蓝色波光，那么近，却又够不到，因为在那淡紫色的水平面底下，什么东西都移动得很慢。我曾去过这样的地方，现在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及时醒来。我尽量伸长手臂，疲惫乏力，有些头晕。忽然，我感觉到手掌心有冷冷的风，接着用两条腿加速向上，脸终于冲破了顶上的一层薄纱，我张开嘴呼吸空气。我睁开了眼，那根本不是光，而是像水底深处一般的黑。失望的感觉尝起来像满嘴灰烬，这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我深呼吸，把嘴闭紧，正准备潜回去的时候，却发现我原来是在床上的羽绒被底下，在厨房旁边的这个房间里。是清晨，但仍旧漆黑一片，我不需要再憋气了。我松了口气，把脸埋进枕头轻松地笑起来。然而，就在我还来不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哭了。这可怪稀奇的，我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了，我真的哭了一会儿，然后忽然想到：
如果有一天早晨我到不了那层水面上，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快死了？
但这不是我哭泣的原因。我大可以跑到外面躺在雪地里，让自己冷到全身发麻，冷到尽量接近死亡的程度，看看到底是怎样的感觉。我很容易就可以做好准备。可是我害怕的不是死亡。我转向床头的小桌几，看着闹钟发亮的钟面。六点。时间到了，我该行动了。我掀开羽绒被，一骨碌坐起来。这次背感觉不错，我坐在床沿上，脚踩着我放在地板上的一条小地毯，省得在这么寒冷的季节里脚底冰凉，那种感觉太可怕了。我应该铺上一层新的隔热地板。也许春天会吧，只要我不是身无分文。当然我绝不会身无分文。我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方面的担心？我拧亮床头灯，摸索到挂在椅子上的长裤，把手搭上去提起来。就在这时候，我停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准备好，好像是。还有些要做的事。门阶上的地板要换，不能等到有人摔断了腿，这件事今天就要做。我已经买了浸渍板和三英寸长的钉子，长度应该够了，四英寸会太长，我想。
再来就是把锯开的云杉块劈成柴薪的大小，这也是还没做的事，亳无疑问不能再拖了，冬天已经迫在眉睫。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过一会儿拉尔斯就要来了，我们要一起用铁链和车子拉那截大树根。做这件事一定很好玩，我猜想着。我看向窗外，雪停了，能模糊地看到路边积雪的轮廓。或许今天在户外工作不再那么容易。
我放下长裤再次躺下。梦里有些东西令我心神不宁。我知道只要我愿意，应该都能解开，过去我也常那么做，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这么做。那是一个很情色的梦，我经常做，我承认，毕竟这并不是青少年的专利。约恩的母亲在梦里，她还是一九四八年的那个样子，而我是现在的我，六十七岁，过了五十多年之后的我。好像我父亲也在，也许在背景里、在阴影里，感觉是这样。而如果我连稍微去触碰这个梦都会引起这样的紧张，那就必须放开它，让它跟其他那些我不敢触碰的梦沉埋在一起。我生命中能够对这些梦境加以利用的那一部分，早已远去。我不想再改变什么。我要待在这里，如果应付得来的话。这才是我的规划。
所以我起床了。六点十五分。莱拉离开了它炉子边的宝座，走到厨房门口等着。它转过头看着我，眼神中有着我不太敢当的信赖。不过也许重点不在于此，不在于敢不敢当，或许它就是存在。这份信赖，不在乎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不是要去权衡的。不错的想法。乖狗，莱拉，我想着，乖狗。我打开门，放它走到玄关，登上门阶。我从里面打亮屋外的灯，跟着它走出去，站在那里看。莱拉直接跳进了好大一堆映着灯光的积雪里。阿斯克林避开我的车只几厘米远，然后在院子里兜了一个大圈子铲雪，这可是真本事。他用犁头来来回回地推着那个屹立不动的大树根，最后终于把它推到了院子一边，也就是现在的位置，方便之后搬移。他甚至沿着屋墙边清出了一条窄道，每次我不想过度使用那间户外厕所的时候，都在那里方便。说不定他会建议我以后把车子停在那里，这样就不会碍着拖拉机的路，或者会不会他自己也有一间户外厕所？
我把莱拉留在院子里对着这个白色的新世界到处乱闻，自己关上门进屋，在炉子里生了个火。今天很顺利，黑铁板后面很快就出现了清脆的爆裂声。我没有立刻打开天花板的大灯，任房间处在黎明的朦胧当中，炉子里黄色的火光映在地上和墙上，格外明亮。这幅景象舒缓了我的呼吸，使我整个人平静下来，就像千万年以来人类不变的心情：让狼嚎吧，这里有火，别害怕！
我把早餐摆上桌，仍旧不开灯，然后让莱拉进屋里先在炉子边躺一会儿，过后再一起出去。我坐下来望着窗外。我已经关了门外的灯，所有的东西只有表面的一点亮度，但时间太早，还看不见天光，只看到湖那边树林上方一层淡到不能再淡的粉红色；那些模糊的线条就像用蜡笔做的记号，然而一切还是要比先前清晰许多，因为雪的关系；天地间有一道清晰的分界线，这算是今年秋天的一件新鲜事。我慢慢地吃着早餐，不再想那个梦。吃完了，我收拾干净餐桌，走到玄关，穿上长筒靴、暖和的厚呢短大衣，戴上有耳罩的帽子、连指手套和围了起码二十年的羊毛围巾。这是我离婚后成为单身汉时一个人为我织的，现在我已记不得她的名字，但是我一直记得她的手，从我们相识的那天起，那双手永远在动。除此之外，她整个人既安静又拘谨，在静默中只听得见她的毛线针不断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对我来说这实在太压抑了。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变淡。
莱拉在门口摇尾巴，一副准备出发的样子。我从架子上取了手电筒，把一端旋开，换了两节同样放在架子上的新电池。我们出发了。我带头，它在后面等着听指令。我是主人，这一点我们两个都很清楚。它很乐意等，因为它很清楚这个流程。只要我一说出“过来”，它立刻露出一张只有狗才有的笑脸，连跳带蹦地一个箭步飞下台阶，几乎直接扑进我的怀里，然后乖乖地站着。它的内心依旧是一只小小狗。
我打亮手电筒，我们走下斜坡。阿斯克林已经贴着道路两边利落地将积雪清理成一道优美的弧形，直通到河上的桥和另一侧的拉尔斯的木屋，肯定也越过云杉树林，通到了公路上。我们停下来，我拿手电筒指着我们平常沿溪流走向湖边的小径。这里的积雪量很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走得过去。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往前直走。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走过那条路，那是通上干线的最后一段，之后就要上公路了，也就是说我必须给莱拉套上狗链，因为车子太多，这对我们两个都很不方便。要那样，我还不如就待在城市里，在沉闷无趣的街道上吃力地来来回回。同样的街道我走了三年，想着这样的日子总有结束的一天。一定得做些什么，否则我就完蛋了。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该感到厌倦？我这样舍不得花力气，究竟为了什么？我跨过雪堤和新的积雪，亮着手电筒大步向前行。小径上有些地方的雪被吹走了，感觉很舒服，可是很难走；
有些地方的雪积得好高，长筒靴真是穿对了。我走得很好，一条腿站稳了再出第二条腿，先是右腿，让它陷下去，再出左腿，让它陷下去，然后用同样的动作再来一遍。就这样，我举步维艰地走过了最难走的地方。天空很明朗，还可以看见几颗星星，在黑夜将尽的时刻显得十分黯淡，好在现在不再下雪了。等天大亮的时候会出太阳，阳光应该不会太强太热，不会像那一天。我忽然想起了从前，一九四五年五月底的一天，我和姐姐站在二楼的窗口，远眺奥斯陆峡湾内侧、尼索德兰迪港和白尼峡湾。那是夏天，水面波光粼粼，船只发了疯似的从此岸横冲直撞到彼岸。为了荣耀和重获自由的挪威，所有的船都挂满了帆，一路起劲地抢风航行，怎么也不嫌累。在船上的那些人，他们高歌欢唱，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这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可是我已经累了，等得累了。这些人我已经见过太多次，在城里的卡尔约翰大街，在树林里的欧斯马克塞拉，在英吉尔斯特兰的老屋，在我们乘着借来的船去过的伐格斯特兰，还有许多别的地方，他们都是又叫又吼，从来没想过派对已经结束了。
因此我们那天没有看峡湾，那个方向没有值得我们等待的东西。我们两个，我和我姐姐，看的是马路，等着战后从瑞典回家的父亲，等着他慢慢从莱安车站出来，走上尼森巴肯的陡坡，回家。已经耽搁很久了。他小心翼翼地，穿了一套旧旧的灰西装，背上背着一只灰袋子，有一样东西挺立出来，很像是钓鱼竿。他走路不是用拖的，也没有一拐一拐的，我们看得出他没有受伤。他仍然走得很慢，仿佛走在无声静默里，走在真空里。我们为什么要站在窗口，而不是赶在火车到站前去车站，或是在路上迎接他，今天我也记不得原因了。或许是因为我们害羞。起码我是这样，我一直很害羞。母亲站在一楼敞开的门口咬着嘴唇，手里绞着湿透的手帕，已经控制不住她的两只脚，跳上跳下，就好像非上厕所不可的样子。她再也忍不住了，跨过门槛跑上马路，在那些花园里都有人在看的情况下投入了我父亲的怀抱。
她当然应该这样，也一定会这样。当时她还很年轻，健步如飞，但是我记得的她却是后来的样子：苦大仇深、糊涂、身体超重。
我父亲必定料到会有这样的欢迎仪式。我绝对相信。我们有八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一直杳无音信，直到两天前，我们知道他要回来了。姐姐哭得稀里哗啦地跑下楼，跑上马路，重复了母亲的每一个动作，让人很是尴尬。我慢慢地跟了上去。我是不会让自己这么容易激动的，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停在信箱旁边，靠着它，看着她们两个站在马路中间依偎着我父亲。我越过她们的肩膀看着他的脸，先是困惑和无奈，然后一双眼睛搜寻着我，我也搜寻着他。我轻轻点个头，他也点头，微微地一笑，一个只给我一个人的笑，一个秘密的笑。我知道从那一刻起，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有了约定。不管他离开多久，在那一天他似乎比战争开始之前离我还要近。当时我十二岁，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生命从这里转到了那边，从她转向了他，开始了新的旅程。
但也许是我太渴望了。
我喘着粗气走到湖畔盖满了雪的长椅边。“天鹅湖”，我就像小孩一样，帮它起了个名字。天鹅湖在手电筒的光线下看起来黑幽幽一片。湖水没有完全结冰，还没那么冷。在这种时候，也看不到天鹅。它们可能躲入干地上浓密的草丛里去过夜了，长长的脖子像打了白色蝴蝶结的羽绒环，脑袋钻在翅膀底下。我可以想象出这个画面，要等到天亮它们才会到岸边觅食，趁着湖水还“敞开着大门”。冰封以后它们又该如何，这是我还没有想到的事。它们为什么不飞到南边那些不结冰的湖里去？会一直待到春天吗？是不是天鹅在冬季也待在挪威？我一定要弄明白。
我用手臂画着大大的圈，好扫掉长椅上的厚雪，然后拿手套刷掉残余的雪花，把外套尽量拉到屁股底下坐下来。莱拉在雪地上呼啊咻啊地蹦蹦跳跳，快乐得不得了，甚至倒在地上不断地翻来滚去，四脚朝着天，背部在雪里又扭又蹭，开心地让它的毛皮吸收着某些曾经在这里出没过的气味。搞不好是一只狐狸。如果是真的，回家得好好给它洗个澡。这种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只要一进厨房我就知道那是股什么味道。但现在天空仍旧黑暗，我可以坐在这天鹅湖畔思考一下我的抉择。
15
我慢慢走上小山坡朝家里走去。黎明的天色混着红和黄，气温上升了。我脸上有感觉。毫无疑问，大部分雪很快会融化掉，说不定到黄昏就没了。无论我之前说了些什么，现在的感觉是扫兴。
院子里有一辆车停在我的车旁边。我从斜坡底下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是一辆白色的三菱旅行车，很像我原来考虑要买的车型，带着几分粗野，跟我买了准备住下去的地方也很搭。那是当时我做了决定之后的看法。有一点点粗野，我喜欢那种调调，而在一间稍微一个动作就能让你万分紧张的玻璃屋里待了三年之后，我感觉自己变得很粗野了。这次搬迁之后，我迷上的第一件衬衫是红黑格子、厚法兰绒的，我从五十年代起就没穿过这种衬衫了。
有个人站在白色三菱前面。从外表看，是一位女士，穿了黑大衣，没戴帽子。头发是金色的鬈鬈的，不知道是自然鬈，还是专业烫的。她让引擎继续开着，我看见在院后黑漆漆的树林衬托下白色的尾气无声无息地往上升。她站着，很放松，一只手放在额头或头发上等待着，正朝我这边的路张望。这个人的样子我好像曾经见过。莱拉也看见了她，立刻像阵风似的奔向她。我没有听见有车子开过来，从小径转上大路的时候也没注意到雪地上有任何轮胎的痕迹，最主要的是我没想到会有车开上来，尤其在这个时间。顶多不过八点。我看了一下手表，八点半。喔。
站在那里的是我女儿，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她的名字叫艾琳。她点了支烟，照她习惯的拿烟方式，手指离开身子向外撑，好像准备要把它递给什么人，或者装作那支不是她的烟。光是这一点，就让我认出了是她。我大概算了下，她应该有三十九岁。依然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长得像我，她母亲确实很好看。我起码有六个月没看到艾琳了，我搬家之后没跟她说过话，或者更早，也说不定。坦白说，我不怎么想她，还有她妹妹。要顾的事情太多。我走到斜坡顶上，莱拉站在艾琳跟前，摇着尾巴，任她拍着自己的头，彼此并不认识，不过她喜欢狗，狗立刻就会很信任她。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如此。这使我想起最后一次去看她的时候她养了只狗。一只棕色的狗。我只记得这些。挺久以前的事了。我停下来摆出最自然的笑容，她直起身子看着我。
“是你啊。”我说。
“是啊。有没有吓一跳？”
“当然啰。”我说，“你还真早。”
她的笑容才露出一半就退去了，抽了口烟，再慢慢地呼出来。这次拿烟的手臂几乎整个撑直了。她的脸上不再有笑容，这真让我不安。她说：
“早？也许吧。反正睡不好，我想不如就早起出发。差不多七点，屋子里该走的人刚好都走了。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好久以前就想这么做了。开车到这里不超过一个钟头，我还以为要更久呢。事实上，感觉很好，因为没那么远。我也刚到，大约十五分钟前。”
“我没听见车声。”我说，“我在林子里，底下靠湖那边。下了很多雪。”我转身指着那边，还没等我回转过来，她就把香烟掐灭了丢在院子里，走上前伸手环着我的脖子搂住我。她香香的，跟以前一样高。这没什么奇怪的，人到了三四十岁多半不会再长高了。不过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一年里有大半时间都在外旅行，在挪威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每次回来两个姑娘都会长高些，或者是我的感觉吧。姐妹俩安安静静地并排坐在沙发上，我知道她们在盯着那扇门看，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进来。我记得当我终于进来，看见她们坐在那里，一副又害羞又充满期待的样子时，总会很困惑，有时还很不自在。现在我也有一点不自在，因为她很用力地搂着我说：“嗨，老爸，看到你真好。”
“嗨，女儿，我也是。”我说。她不放手，仍旧保持原来的姿势，轻柔地在我脖子上说：
“我跑了八十多里路，问遍了所有的镇公所，才查出你住的地方。我忙了好几个礼拜。你居然连电话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