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和“罪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曾国藩？

对于“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世人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有人尊称他为“半圣人”，也有人贬低他为“曾剃头”，意思是指他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心狠手辣，手段残忍，杀人如同剃头一般，毫不眨眼。

当年太平军从广西金田起事，一路攻占了武汉、南京，几乎形成了与清廷划江而治的格局。因此，双方在长江沿线的安庆、九江、南京等军事重镇，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战争初期，太平军深得民心，兵锋正盛，而曾国藩却连吃败仗，甚至在靖港的一次水战中，竟然被逼得跳水自尽，幸好当时被部下及时救起，才捡回一条性命。由此可见，太平军的军事实力实际上并不逊于清军，清廷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真的被太平军所推翻。所以战争发展到这种程度，那就只有一句话：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狭路相逢勇者胜！

于是，曾国藩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中，逐渐由一个传统文官知识分子，历练成为坐镇三军的军事统帅。在这种危急存亡之际，他要对天下兴亡负责，考虑的是大仁大义，而不是小仁小义，所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尽快战胜太平军，从而结束战乱。
但客观现实就是，太平天国高举“平均地权”的旗帜，很受市场欢迎，得到了广大平民的拥护。因此，太平天国逐渐形成了野火燎原之势，农民被收编就可以成为太平军，太平军放下兵器就可以成为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全力杀敌”和“不杀无辜”之间保持平衡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会因此而耗费大量的军力、物力。
于是，曾国藩推行了“屠城政策”。何为屠城政策？就是攻下一个坚守不降的城池后，允许手下的攻城士兵们在攻破城池之后，烧杀抢掠，随意而为，这样既犒赏三军、提升士气，又简单粗暴、省去了耗费钱粮来安抚城中百姓的麻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向附近其他的守城敌军传达一个讯号：我们打仗不是陪你们玩的，所以最好直接给我老老实实的投降，否则一旦我军攻破城池，鸡犬不留！

这种政策听起来似乎很残忍，但是往深处一想，其实也不无道理。试想，如果你每攻下一城，就仁慈地对待降军和城中百姓，并分拨钱粮来供养他们的话。那么其他地方的城池守军，还会怕你吗？还会在你兵临城下时，乖乖地开城投降吗？显然不会。他们首先一定会选择坚守城池，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勇气。然后一边跟你讨价还价，一边等待援军，万一最后实在打不赢，再投降也无所谓，反正你对降军也很仁慈嘛。
如此一来，每攻一城，都需要真刀真枪的开战，即使攻破城池，还需要安抚降军和城中百姓，这样就会大量消耗掉湘军的资源和精力。反而狠心搞几次“屠城政策”，树立起几个样板，从而吓破敌军之胆，这样更可能在以后的战争中达到“兵不血刃”的效果。所以，对于曾国藩的“残忍”和“屠城政策”应该客观地、辩证性地看待。曾国藩绝非残忍之人，仔细读读《曾国藩家书》就知道他的确是个道德君子，这一点，也是被后世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所肯定的。

儒家君子讲究的是大仁大义，而不是小仁小义。想要尽快结束战争，使社会重归于和平安定，被迫使用了雷霆杀伐手段，看似凶狠残忍，实为大仁大义；妇人之仁，养虎为患，导致纷争不息，看似善良慈悲，实为分不清大是大非的小仁小义。比如，当年美国直接甩出两个原子弹，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看似残忍，实为仁义。
总的来说，曾国藩当年平定太平天国时，虽然手段残忍，但是于大节上没有缺陷，他的为人和事迹，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评价他这种人物，对于历史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需要站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来评价，否则对他的评价必然是片面和不客观的。但就他本人而言，他无愧于心，无愧于自己效命的事业，无愧于“文正”的谥号、无愧于“半圣人”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