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报告》：7年，郭敬明和我们的文学梦

已经不是第一次写郭敬明了。
听到这个名字，既有种嗤之以鼻的排斥感，又有种惺惺相惜的认同感。之所以排斥，是因为自己早已过了颓丧又焦虑的青春期，不再需要这样层次的文学给养；之所以认同，是因为透过郭敬明的文字，依稀听到了来自过去的回声。人，都是这样一步步，从稚嫩走向成熟。没有谁可以一蹴而就，未经年轻，便直接跃入成年人的世界。不面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年少轻狂，就无法正视自己的现在和更好的迎向未来。
从《萌芽》新概念大赛走出的郭敬明，如今，20年过去了，当年17岁的郭敬明青涩至极。新概念成就了郭敬明，郭敬明带火了新概念。多少怀揣文学梦想的少男少女对这一文学盛事趋之若鹜。最终，绝大多数参赛者被踢出局，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获得了一纸含金量极高的证书——直接被保送至名牌大学。

郭敬明
人们对于现在锦衣华服、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都有种偏见，认为他们的成功都是大风刮来的，觉得他们能获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就是靠投机、靠钻营、靠拼爹、靠打擦边球……能够站在金字塔尖的人，他们背后承受的巨大代价、内心煎熬、精神压力等等，这些都是不曾公布于世、也不容易被大众知晓的。现代传媒塑造了这样一种“幻觉”——每个人都沉浸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中，飘浮在所谓的“辉煌的表象”的泡沫之上。对于大众来说，生命本就是短暂的，人生需要及时行乐，要那么多庄重严肃干嘛？
在这个虚浮的时代声浪中，郭敬明敏锐的商业头脑又让他向成功靠近了一步。他不仅持续打造他的文学帝国，而且频频涉足电影领域。尽管《小时代》系列电影遭到了前仆后继的攻讦与谩骂，但仍然有无数的“郭迷”掏腰包买票，接连创造了高排片高票房的神话。
2012年，郭敬明旗下的“最世文化”出品了《少数派报告》这样一本书。从书的装帧、红黑交织的绑带、红黑打底的封套、内文的印刷、排版、纸质的选用来看，郭敬明都是一个在审美上有着自己独到理解的“文学商人”。 很多人指责这本书的书名是郭敬明抄袭了美国作家菲利普.迪克的《少数派报告》。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抄袭的话，那么能否说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致敬”呢？

《少数派报告》这本书有着出色而小众的视角。郭敬明的编写团队，试图在这样一本在设计上暧昧不明的、在视觉上给人造成虚幻之感的、在编排上眼花缭乱的出版物里展示一个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图景。但遗憾的是，280页的书籍，其中漫画脚本就占去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则让位于郭敬明的自说自话和图片摄影的结合以及几位所谓的一线画手的充满怪异画风的画作。
然而一个触及实质性的问题摆在眼前：郭敬明——一个当红的流量文学商人，或者说一个不那么纯粹的写作者和导演，究竟有没有资格去为那些边缘人群代言？换句话说，如果这一选题的编撰者是一位纯粹的写作者或者观察者，那么呈现的效果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貌似幼稚的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前，恐怕也只有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才有可能用一个小众到极致的选题去吸引大众的注意。这样，既不用担心书的销量，又无损于自己的名人地位，也说不定，通过这样一本书的出版，又会为自己赢得“博爱苍生、兼济天下”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所以，无论是李茜对于一个地下音乐人的7000多字的人物专访，还是柴静与一位专拍女性性工作者的摄影师的生活邂逅，它们的表达都很“政治正确”,也都将自己在书写中的情感控制在一定的距离之外。
郭敬明的团队另一个很讨巧的一点是：在《少数派报告》的开篇，用六张拼贴的黑白摄影图片定义了5种”少数派”，分别冠以“自由”、“平等”“生存的抉择”、“忠贞的呐喊”和“爱让星空蓝起来”的标题，而这些标题所对应的文字主题分别是：美洲海地黑奴、女性主义运动、巴基斯坦洪灾、贝宁的女性反割礼运动以及关怀自闭症儿童公益活动。显然，团队的目光早已突破了个人的局限，而是将世界、人种、政治、传统、道德、责任等议题纳入了自身的视野。尽管这样的书写也仅仅停留在呈现层面，而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但对于熟悉的读者来说，这样的编排，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郭敬明主编的书籍中。在曾经的《文艺风赏》系列杂志中，每一期编排的开头也都是国内、国际上的重要大事或者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普遍议题（一张摄影图片配一至两段文字注解）。
这些年来，有关于郭敬明的各种舆论层出不穷。郭敬明俨然成了一个娱乐明星，很少有人关注他写了什么，写得好不好，与年轻时的写作有没有什么不同？在创作上是进步还是倒退？而是去关注在客户端上了热搜榜的他又被炒作出什么新花样？大众喧哗的时代氛围下，已经再找不出一块“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的清静天地了。

7年。这本《少数派报告》也出版7年了。陪伴我们整个青春期的郭敬明也早已过了而立之年，而我们这些读者，也即将步入而立。站在30岁的门槛往回望，那些为了文学梦而挑灯夜战的无数个夜晚，是否还会打动你内心最纯粹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