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号、特高课、汪公馆、周公馆……抗战时期，上海的七大魔窟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租界外面的这块沪西地区成为敌占区。此时，许多地痞流氓摇身一变，成为汉奸。他们中有的在我国军民还在与日军浴血奋战时即沦为敌特，为虎作伥，破坏抗战。
由于愚园路以及附近地带道路平坦，花园洋房林立，环境优美，铁路西站近在咫尺，一些汪伪汉奸、日伪特务纷纷在此营巢。得到敌伪重用的流氓走狗在此处设立“公馆”和“魔窟”。于是，在整个越界筑路地区，敌、伪、奸、特、痞结集，把当时长宁区这块沃土糟蹋成为充满乌烟瘴气的罪恶渊薮，善良人民无不将其视为阴森可怖之地。方圆不到三里的地方，魔窟竟有七个。沪西歹土之名即由此而起。

一、汪公馆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设立伪政权后，即盘踞沪西，作为他在沪的大本营。他先住在愚园路738弄内的一座洋房里，后因日方以及汪和他的党徒们认为该处安全难以保证，遂将其“官邸”改设在愚园路1136弄31号西班牙堡垒式的花园洋房里（今为长宁区少年宫）。该屋系过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为娶续弦而建的，在当时堪称最华丽的洋楼。汪占后，此处被人称为“汪公馆”。

汪精卫汪和陈璧君
汪的一号大将陈公博住番禺路209弄内。其他嫡系在周围聚居。除汪和陈璧君在沪时居住外，“汪公馆”还用于召开一些小型会议，“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汪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招牌挂在了弄口，成为“馆内派”的核心人物便经常在此聚会密谋。

曾经的汪公馆
二、周公馆　
周佛海降敌后，住在长宁区福开森路（今武康路）湖南路口的一所花园洋房。日军给他当财政部部长兼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沦陷区的经济大权全操在周手中。周谙日语，能直接与日方谈判，因而不把汪放在眼里。汪氏夫妇不把他当自己人看待，从不叫他到“汪公馆”议事。居中牵线的是内政部部长岑德广，如遇难以决策之事，汪便让岑与周商讨，而不直接跟他洽谈。

因此周与丁默邨、梅思平、罗君强等结成一伙，被称为“汪公馆的馆外派”。周的手里虽掌握财政大权，可那时“财政部”是个穷机关。他看中了“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因邵沦陷后即充当伪职，捞有许多资财。他利用邵遇刺未死，不敢露面的机会，任邵为税务署署长，拉入自己一伙。周在华山路1220号“范园”内接受了几所大住宅，挂出了“财政部驻沪办事处”、“财政部税务署”、“盐务署”等招牌。

三、76号　
日军军部指定在沪西建立特务组织，同军统唱对台戏。幕后人为周佛海，以及丁默邨、李士群、汪曼云等，他们在极司菲而路（即今万航渡路）76号设立，坑害爱国和异己人士。当伪中央储备银行开始筹备时，周佛海便拉拢金融界名人来为它捧场，对不甘附逆的人就绑架到76号，上海银行业公会兼票据交换所经理朱博泉就是在被绑架后强加伪职的。

1941年3月22日深夜，歹徒窜到“中国银行”和“江苏农民银行”宿舍，借口“中储”职员为重庆特务暗杀而来“报复”，造成两行职员中有12人被拉出，用拈阄儿法屠杀了三人，同时架走128人。3月25日又在逸园“中央银行”埋置定时炸弹，导致50余人死伤。他们以“复仇”为借口，实际上是想强行接收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家银行。

他们还借为日军服务，与日本宪兵队的“特高课”勾结。凡是不肯与其同流合污的人就被搞为“重庆分子”。他们开了一张黑名单，通缉在上海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人员蒋伯诚等83人。后来有的得释放，有的投降。他们收买利用小特务，打击中统、军统特务，采取“按件计酬”，视杀人多少和对象身价的高低来定奖金。还对“财神爷”（指有名望的老板）进行绑架，开价要用足赤多少两来赎，限几天内送到，否则“撕票”。

四、杀人魔王吴世宝的巢穴　
“76”号的特务副主任李士群以杀人不眨眼的吴世宝（别字云甫，又号四宝）为主要帮凶。此人本是汽车司机，曾拜荣炳根（又名烂脚炳根）为老头子。因李士群拜过季云卿为师，故论辈分吴与李是同门兄弟。吴妻佘爱珍精射击术，有“双枪将”之称。

丁默邨与吴世宝
吴原充当汪精卫的警卫，后被提拔为政治保卫局警卫队长。他住在东诸安浜北汪家弄内，外称“曹家渡沪西6号”。他手下有一群帮凶，如顾文达（顾七）是佘爱珍的同门弟弟，被徒子徒孙称为七娘舅。顾是总管，赌场、烟馆、色情场所、绑票藏票处等统由他出面管理，一切洽谈讲“斤头”之事也由他办理。吴还有一个得意徒弟叫张国震，他的秘书徐瑛系张之姘妇。

这两人到处敲诈勒索，附近居民为避免晚上行路受到种种干扰，不得不请人与吴疏通，表示愿出资孝敬。吴各给一盏贴有“致德堂吴”字样的灯笼，说是给乡邻们的“太平”灯，有了它便无人再来盘问和侵扰。吴又招了一批流氓光棍，干过不少掳人勒赎。在三年间，他一跃而成为上海滩上屈指可数的大富翁。后来张国震、吴世宝、李士群都先后被日本人毒死。

五、钱大櫆公馆
中央储备银行设立的前夕，周佛海物色到历任金城银行大连分行副经理、哈尔滨分行经理等职的钱大櫆，让他住在愚园路1015号（即今之长宁区工商联），并着他草拟《中央储备银行法》。银行成立后，周任命钱为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从此钱家门庭若市，不少汉奸官僚兼大投机家争仰其鼻息，纷纷新设银行，有如雨后春笋。他们树立起各种派系，有“新贵系”、“中储附庸系”、“财团系”、“分业银行系”等等，都以向中储开后门求贷款为营运方法。

这些人狼狈为奸，把沦陷区运到上海的物资囤积居奇，造成钞票流通越来越紧。当时市面上各银行、钱庄均以拨款单、本票、庄票等代替现钞，若要现钞就得贴现，中储行除从日本用飞机把印刷好的钞票运来外，并在番禺路209弄15号设钞票印刷厂（即今542厂工房），夜以继日地印刷。最可笑的，印刷出来的伪钞图案中竟是一只只小乌龟，发现后也未及时收回，任其充斥市场。在法币2元兑换中储券1元的命令未颁布前，一些伪官早已闻风而动，把法币按1∶1存入中储，不受一作二的损失，因而稳赚一倍的钱。他们还向中储行取得低利贷款，公开利息只有三四分，而黑市的拆票息却高达2角以上，还要按日息利上加利滚算下去，因此一转手就发了一笔大财。

六、日本宪兵队特高课
日本宪兵队在上海设有沪南（贝当路，即今衡山路）、沪北（天潼路）、沪西（开纳路，即今武定西路）等队部。沪西队部所派便衣侦探分布于舞厅和公共场所，人们稍有一些义愤言行，被认为有抗日嫌疑者，就会横遭该队逮捕。他们大都在深更半夜采取突然袭击，因而有多少人被捕，何故被捕，以及牵连到几人，外间很少知道。不幸被捕入狱的人辄受尽酷刑，饱尝人间地狱之苦，家属亲友往往呼吁无门。

沪西日本宪兵队长佐佐木还雇用一批流氓为虎作伥。1940年在大西路（即今延安西路）汪家弄附近，有一壮汉手持武器打死巡逻的宪兵，日本宪兵队就立即在这一带从汪家弄到镇宁路周围布置沙包、铁丝网等路障，实行全部封锁，任何人既不能出，也不能进。然后他们进行全面搜查，趁机作恶，老百姓遭了殃也不敢出怨言。

七、沪西特别警察署　
1939年10月下旬，歹徒袭击曹家渡伪警察局，搜查档案并捣毁什物，事毕呼啸而去。日本驻沪总领事竟向租界工部局大兴问罪之师，要求查明此案。工部局答复“沪西一带烟赌林立，匪党纵横，非本局力所能及”。

同年12月3日，英国驻沪军队会同租界巡捕在大西路一带巡逻，歹徒公然迎面而来，双方开枪互击，演了一场遭遇战。日伪的主要目标在于夺取沪西警权，租界当局遂与伪方人员签订了廿六条协定，成立“沪西特别警察署”，名义上为共同管理，实际是租界当局放弃管辖权。于是汪伪就指派“76”号特务潘达为署长。但该署实权乃操在日军手里，他只能每晚混在汕头路初霞妓院里发号施令，只在案件与他利益有关时才亲自出来讲“斤头”，利用一批赌场老板来敛财。

沪西一带被日军占领以后，日本宪兵队勾结一批地痞、恶霸、流氓在曹家渡一带广设烟、赌、娼、舞等场所，以及绑票藏票的处所。直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精心大力改造下，才成为净土，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乐园。#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