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雪山行｜前往雪山脚下的藏文学校，一位都市女性的出走

都市女性乔阳因不满现实生活选择辞职，走遍山川后，在飞来寺扎了根。那是一座位于云南，背靠白马雪山的寺庙，隔江与梅里雪山相对。在两座雪山之间，乔阳开酒吧、与好友一起办藏族学校，“野蛮基因”被唤醒。2020年，乐府文化出品了乔阳的自述《在雪山和雪山之间》。我们在云南找到了她，听说了意想不到的雪山故事。
——编者按
20年前，乔阳辞去内地的工作四处云游，她到过澜沧江源头，也见过金沙江的曲折，一路行过城市村庄，高耸入云的梅里雪山停住了她的脚步。她把家搬到了与雪山隔江相对的飞来寺，背后是身形厚重白马雪山。游人渐多后，她又迁往海拔更高的雾浓顶居住，直到儿子上学，才移居大理。

白马雪山。
生活在雪山与雪山之间，乔阳有过各种身份，她是外来者、是游客，也是当地人的朋友、邻居和伙伴，身份证标识她为汉族，但她和当地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一样，知道山上山下的桃花几月开，哪种花儿吃了会叫人伤心。她往来于不同的村落和山林，非要选一个称谓让她戴在头上，反而觉得别扭。
初始乔阳的人会惊异于她同人打交道的本领。她说话轻柔，又分明透着一股江湖气，即使在语言不通的边地，也能迅速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她总结不出什么技巧，只知道离开城市后，大地与万物就唤醒了身体内最古远的记忆，教她放下所有的标识，赤诚相见。

走进荒野，就像一束光回到光中
做了几年假账后，乔阳出走了。90年代末，国企改革进入高潮，工人一批批地下岗，掌控企业的高层却通过做假账、伪造合同的方式转移国有资产。作为一名注册会计师，乔阳见证也参与了很多这样的事，那段时间经常有人拉出一抽屉的公章对她说，“我们来做（假合同、假发票）吧”，脸上毫无愧色。前十几年所受的教育与现实剧烈冲撞，乔阳选择了离开。

乔阳坐在崖壁上。
从老家四川出发，她溯着江河一路向上，拐过几个大弯，来到地处滇西北腹地的德钦。这里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列向南奔涌，高大的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耸立其间。底部的河谷干燥炎热，仙人掌遍布道路两旁，上到海拔三千米处，乔木开始生长，随海拔抬升渐变为亚高山暗叶针叶林与高山草甸，再向上，是万年不化的雪山。
雪山大河，一切都符合乔阳对自然的想象，尽管她不喜欢略带文气的“山川”二字，但它的确是这里的缩影。不顾家人的反对，乔阳搬到德钦县飞来寺开起了酒吧，门外是闻名世界的梅里雪山，藏族人的卡瓦格博。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向梅里主峰发起登顶挑战，却不幸遭遇山难，“梅里”的名字随之传遍世界，不断引来好奇的游客，与此同时，藏族人还和以前一样，不远万里到此朝拜神山。但对当时的乔阳而言，梅里也好，卡瓦格博也好，都不过是人类称呼雪山的一个名字，无论人们怎么说，山还是山，就像一棵树，人给它加上各种名字，它依然是落叶开花，毫不在意人的品评。

美丽绿绒蒿，罂粟科绿绒蒿属植物。
变化发生在一个傍晚。那天天上布满乌云，卡瓦格博藏身其后，初次到访的人根本辨不清它的方位。一辆搭塑料蓬的卡车在乔阳的酒吧面前停下，照例，她给车上的人送去了面条和热茶。这车人来自同一座村庄，从澜沧江源头下来转山，问清神山所在后，他们开始磕头。就在此刻，卡瓦格博毫无征兆地拉开了它的帘幕，显露真容。

不是云消雾散，不是烟霞慢放，而是厚厚的云朵徐徐向一侧打开。直到今天，乔阳还被这一幕所震撼着。“他们就睡在地上，一个挨着一个，雪落在他们身上，像一座又一座雪山，两个老人坐在火堆旁，一个用羊皮囊鼓风，火随着他的动作一明一暗，一个拉弦唱歌。”她形容那歌谣是“不曾照过镜子的小溪”“飞鸟尚未飞过的天空”，这是乔阳第一次体会到卡瓦格博的神性。
如今去往德钦的路比以前好走很多，每年得见雪山的人不少，连传说中见者吉祥的日照金山也变得不那么稀罕。来去匆匆，外来者鲜少再有机会像乔阳那样慢慢地去认识多面的雪山，一些当地人同雪山的精神联系也随外界的冲击而日渐削弱。过去，煨桑供奉雪山是件庄严的事，现在成了花钱就能体验的“民俗”；从前森林里总有不可擅自闯入的禁区，现在只要开高价，就有村民敢带人冒险前往。在快节奏旅游的种种猎奇和剥夺中，雪山沦为镜头的猎物，人类与自然剥离。

梅里雪山日照金山时。
乔阳刚好处在这种旅游方式的反面，她出门不带太多东西，也没有什么攻略，“白天出去，晚上就有肉吃，有酒喝”。至于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她也总结不出什么诀窍。她相信，人的身上都有一段“野蛮的基因”，只要将自己交托出去，大自然就会唤醒它，独自前往陌生的人群、未知的自然，就像“一束光回到光之中”那么简单。
搬到大理后，乔阳时常会动去山里的念头。晚上睡下，醒来后，整片山林就知道她要回去了。她觉得这种想法可能有点迷信，但这是最自然的事情，回到荒野，人终于不属于什么，甚至不属于自己，没有任何身份，也没有区别存在。

“我们”和“你们”：谁才是藏族人？
定居飞来寺，乔阳认识了另一个爱出走的人。和有城市背景的乔阳不同，阿牛是雪山脚下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轻时几次偷跑离家的经历让他成了当地的名人。

山林中有雾气。
在乔阳的印象中，阿牛是个聪明又不太“安分”的人，学东西很快，心里总想着外面的世界。90年代学会开车后，他先跑到了昆明，结果发现自己“又傻又笨”，不会认路，也问不清路，被人骂来骂去。那时阿牛第一次知道了“没文化”的概念，不过他并不怎么在意，因为觉得“我们藏族人”和“你们汉族人”不一样，没文化无所谓。真正对他造成冲击的，是偷跑去拉萨的经历。
带上糌粑和酥油，阿牛踏上了徒步拉萨之旅。快走到芒康时，他搭上了一辆解放军车，到了一个路口，战士坚持让他下车。阿牛急了，忙跟人解释说自己要去拉萨，请再带他一段，对方也激动起来，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可惜谁也听不懂谁，最后战士干脆把他连人带包推下了车。阿牛一肚子委屈愤怒，等车子在前方岔路口拐弯时，才明白自己错怪了人家——哦！原来这车子不去拉萨！更糟糕的是，因为和沿途地区的藏语不通，越往前笑话闹得越多，这下不能再用“我们藏族人”和“你们汉族人”来解释了。

阿牛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山却把他围得越紧。回到德钦后，他立志办一所免费的藏文学校。阿牛先卖了自家的拖拉机筹措第一笔资金，又向寺院借来只有屋架的空置仓库，用彩色塑料篷布围上，算作教室。等他从佛山乡把老教师请来后，才发现招不到学生。当时农村的村小制度尚未取消，只有几个残障学生愿意来读，后来因为管吃管住，才陆陆续续吸引了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
2002年乔阳认识阿牛时，意大利的一家基金会正在准备给学校捐款，但大半资金被划作项目经费，超出了一般的操作标准。见此状况，乔阳自告奋勇地要帮阿牛找钱。她用自己的会计知识设计了一套资金捐款和管理制度，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进行路演，并请他们将相关文件挂到学院的官网上进行同行评议，查看是否有漏洞。“我不是要找他们要钱，当然如果有钱的话也要要，但这么做的主要的目的还是借国家会计学院的平台为学校的财务管理制度做一次背书。”据乔阳介绍，厘清这一问题后，找资金不再是一件难事。

阿牛和学生们。
一切都在走上正轨，学生越来越多，有的孩子甚至从西藏过来求学。但随着孩子们长大，乔阳和阿牛产生了分歧。从普利藏文学校升学到中专、大专后，这些孩子要么进了体制内，要么靠旅游业谋生，这与乔阳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她希望学校课程能往技术方面走，比如教学生木雕、藏医、织藏毯，加强人与土地的联系，但阿牛坚持按原来的方法办学，教藏文和汉语，让孩子们“有文化”，别吃他当年的亏。
两种愿望都没有错，但实际做起来又有各自的缺憾。普利藏文学校也开过藏医之类的课程，可惜学生升学后，这部分的积累通常被浪费掉，没能出什么结果。乡下的藏医也越来越少，村里有老奶奶经常拉着乔阳说，“妹妹，我这里（心口）好痛，我没文化”，她找不到藏医，又被“文化”阻隔在现代医疗的大门外。

上图：老师和学生在上课。
下图：普利藏文学校大合照。
什么是文化？谁来界定文化？乔阳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村子里的老人或许不识字，但他们地种得好，牛养得好，知道每种植物的特性和用途，“文化”这个词怎么没把他们包进去呢？“我们到底要教育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最后只有公务员、旅游业两个出路？现在到处提保护多样性，人难道不也应该有点多样性吗？” 乔阳说道。
在她看来，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没有人对自我和族群的认同达到真正自在的状态。学校有一个学生诗写得很好，却曾为酒精所困。对于无出路的年轻人来说，心灵的困惑又是会演化为其肉体和精神的病痛，在无出路的苦涩与无归依的失落中，酒精与毒品提供了暂时的麻痹，这一问题在今天的少数族群中尤为凸显。
如果大环境不改变，光做教育也于事无补。尽管如此，乔阳还是想在自己所能的范围内，为人与土地的联系、人的多样性做一点努力。她曾经给松赞集团做过两年的产品设计和管家培训导师，面对一群学历有高有低、语言使用状况还不太一样的年轻人，要怎么让他们记住相关的动植物和地理的知识，再讲给游客听呢？乔阳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抛开了西方植物分类学繁琐的名称，让管家们分区做乡村调查，直接去问村里的老人每种植物叫什么、有什么用途。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些活着的故事比书本的条条框框更有吸引力。

岩须，属常绿矮小半灌木。
进入现代以后，人类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沉迷于分类学，动植物要给它划定科属，就连人类自身也要按照一套标准，严格区分民族。
乔阳遇到过一些喜欢以“我们藏族人”自居的大学毕业生，有时候她很不客气地给他们当头一棒：“既然你们说自己是这个村那个村的，那你告诉我，你们那儿的桃花多久开，家里的牦牛能产多少酥油？”很少有人能答上来，沉默之时，乔阳问道：“你不清楚，但我知道，你告诉我，我们两个谁是藏族人？”

城里来的环保
刚到飞来寺的前几年，乔阳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澜沧江从头到尾走一遍。她跑到青海玉树，当即傻了眼，原来澜沧江的源头垃圾遍地，分割草场的围栏上还挂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尸体。没待多久，乔阳便负气离开。

山上的牦牛。
今天到草原旅游的人或许都有过的失望，没有一望无际，有的只是一片一片铁丝网。受内地农耕区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内蒙、青海、四川以及云南的牧地也开始将草场包产到户。但这种圈地围封的做法有违动物自由迁徙的天性，造成了许多野生动物死亡，牛羊长期啃食一片草地也导致了植被退化。
围封环保的思路同样发生在梅里雪山地区。现在德钦政府禁止雪山附近的居民上山砍柴，结果到了冬天，村民们从工地拾回劣质的复合木材板，连着不要的快递包装、塑料袋和易拉罐，一同扔进藏炉之中，刺鼻的浓烟顺着管道排向天空。
但实际上，1996年在国家彻底禁止长江上游天然林的商业性砍伐前，白马雪山与梅里雪山周围的原始森林破坏是由大规模伐木业造成的，德钦县的财政收入长期依赖于林木砍伐。而当地人生活所需的木材量远不足以对森林造成威胁，他们捡拾枯枝，知道哪些树可以砍，反倒清理了森林，为喜光植被打理出空间，同时也降低了火患。

森林里的小木屋。
“环保”二字让乔阳感到有些可怕。有时候山里会来一些理想主义者，一腔热血要帮当地人改善环境，却没有深入了解过当地的状况。藏文化里本没有“自然”的概念，人就是生态中的一环，如果不理清环境破坏的因果链，照搬内地和城市的做法，武断地把人拦在外面，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作为一个时髦的外来概念，“环保”也打击了当地人的自信心。看到森林破坏、草场退化，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村民过度砍伐、过度放牧。在这些指责和教导声中，年轻人不再重视世代相传的智慧，同时也对外界产生了敌对情绪。
2019年夏天，乔阳与北美自然摄影师威廉、滇西北植物专家潘发生在白马雪山周围进行了一场植物探寻之旅，途中他们遇见了一群在草甸和流石滩上飙越野摩托的藏族人。流石滩是高山草甸与雪线之间的过度地带，岩石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度经受风吹日晒，崩裂为无数碎渣，这里看似冷清，却生长着绿绒蒿、紫堇、龙胆等植物。

高山草甸与流石滩。
看准摩托车来回冲刺的路线后，乔阳冲了出去，她拦在路中间，做好了吵架打架的准备。车队刹住了，但她没料到，作案者竟是本地藏族人，他们叫嚷着这是德钦藏族的地盘，“我们藏族的，你管不着！”乔阳更火了：“你们的山？我怕你们？我在这里混的时候你还在完小门口流着鼻涕吃棒冰呢！”
她告诉对方，原有的小径可以满足骑行的需求，不需要四处横冲乱撞，惊得牦牛也逃窜，越野摩托是外面来的时髦东西，但世代生长于此的“土”植物，却比这些更珍贵。
剑拔弩张之时，摩托车队的一个小伙明白了乔阳的意思，他极力斡旋，与乔阳同行的藏族朋友也赶了上来，这场闹剧最终以双方互相道歉、握手言和结束。一次冲突了了，但乔阳清楚，矛盾并没有解决，自己谈的是任何人都不该破坏自然，但刺激藏族小伙们的，却是 “我们”同“你们”的关系。

雪满山林。
动辄划清民族界限，这种反应在当地藏族年轻人身上并不罕见，乔阳认为，由此引发的冲突无法归咎于任何个人。以身份标签为锚点的思考方式主导了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同时，它也在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中大行其道。在保护和对抗之前，双方很少坐下来交流，弄清事情的原貌和对方的真正意图。
技术和概念越来越花哨，生活却在慢慢被抽空。乔阳时常反思，这些东西到底是进步，还是绑架了人类。
她设想，或许有一天元宇宙能实现藏区的虚拟化，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看见雪山，但这种没有接触的看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乔阳觉得，真实场景在未来或许会愈加珍贵，“我们坐在一起看到彼此的眼睛，我说话时你能感受到我的呼吸和心跳，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能减少族群与族群的误会，以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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