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父亲的身份竟对孩子有这如此大的影响！

引言

在模型中，我们还发现了代际传承效应对个体进入精英的影响。父亲如果是管理者的话，那么子女成为精英的相对机会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此外在主效应模型中，父亲的专业技术职业身份对子女进入精英有促进作用，这些子女进入精英的相对机会是参照群的1.508倍。
父亲管理职业与时期的交互效应表明，相对参照时期而言，“文革”期间父亲为管理者的个体与父亲为体力劳动者的个体相比成为精英的相对优势是4.79倍。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优势上升到5.28倍，这说明在改革前期，出现了孙立平所描述的“总体精英”阶段，也就是孙立平描述的“官倒”、“第三梯队”时间段上，父母管理职业身份对子女的精英地位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在此之后，即到改革开放后期的时候，父亲为管理者的个体获取精英位置的相对优势尽管仍然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但是其总体的优势是在下降的，相对参照时期而言，改革后期父亲为管理者的个体与父亲为体力劳动者的个体相比成为精英的相对优势是3.77倍。这一风险机会到改革后期迅速下降，说明我们所处的中国社会日益以市场竞争为上，中国社会逐渐变得遵循自由竞争和绩效原则，父亲的职业背景还必须加上个体的高等教育水平，才能发挥优势。

改革开放后期以来的发展趋势，可以验证我们的假设3.1，管理者的代际传承对于获得管理精英地位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这一正向作用在不断下降。总体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转型期精英地位获得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党员相对于非党员进入精英的优势仍然显著。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于进入精英位置的正向作用不断上升：一方面，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于初等教育而言，其对加入精英阶层的作用非常显著；另一方面，中等教育的正向优势在下降，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和普及，高等教育的相对优势不断上升。

代际传承对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显著，立足于中国的特殊转型，在改革初期，如果父亲是管理人员的话，其利用政治权力为子女进入精英位置贡献很大，对此的解释，完全可以借鉴孙立平的理论；但是当中国社会逐渐变得自由、开放的时候，个人成就和绩效原则逐渐占据上风，即使父亲身为管理者，他们提供的相对机会也在不断下降。
男性和党员身份对于个体进入管理精英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此发现与魏昂德的行政管理路径一致。与其发现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教育的作用，数据表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对于进入管理精英位置的效应是显著的，尤其是高等教育对进入管理精英的作用在0.001的水平上检验显著；二是父亲的管理职业和办事员职业对于子女的精英获得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代际传承的效应在转型期依然存在，此外，父亲的党员身份对于子女获得管理精英位置的作用显著。

考察管理精英选择机制在转型中的变迁，时期与党员的交互效应显示：党员身份对进入管理精英的作用随着转型的推进在下降；而教育与时期的交互效应在分析模型中被剔除，说明教育的作用并没有在转型变迁中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党员身份对于成为管理精英作用显著（p<0.001），相对于非党员而言，党员成为管理精英的优势是后者的5.99倍。
时期与党员的交互效用表明，相对于1949—1965年而言，在“文革”期间、改革开放前期和改革开放后期，党员与非党员相比成为管理精英的优势是0.46倍、0.33倍和0.31倍。通过上述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党员身份对于成为管理精英有显著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在中国转型期不断下降。

这是由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一方面，执政党为维护自己的既有资源和机会，会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保持党内的意识形态一致，所以要审查党员身份，以选拔政治忠诚的人员进入组织；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引进市场经济机制，自由竞争和效能原则不断进入社会各领域。在管理精英的选拔中，对党员身份的要求也会在文化素质提高的影响下出现相对的下降。
上述发现对假设1进行了很好的验证，确认了党员身份对个体成为管理精英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这种优势会一直延续，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冲击，其作用在缓慢下降。不管是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对进入管理精英的作用显著，尤其高等教育的作用日益突出，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

分析模型中，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作用是负向的，与社会现实的表现不同，所以我们引进主效应模型，发现相对于初级教育水平的个体，高等教育学历获得者、中等教育学历获得者进入管理精英的相对风险比率是1.672、1.603，说明教育程度的作用在进入管理精英事件中也逐渐得到发挥。时期与教育的交互效应表明，不管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其与时期的交互变量均在分析模型中被剔除，说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作用没有显著的变化。
父亲的党员身份对子女获得管理精英位置有显著优势。中国管理精英身份代表的是较高的地位声望和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较多的物质优势。父亲如果是党员的话，通常也占据有利的管理位置，那么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和权力，为子女进入管理精英奠定基础。父亲职业与时期的交互效应中，分析模型把这些变量剔除，说明父亲管理职业的代际传承并没有在转型期发生变化，它一直在微弱地影响子女的管理精英地位获得，没有强烈增长或下降。

这对我们的假设3.1给予了部分证明。数据并没有显示管理者的代际传承在转型期发生了什么显著的变化，优势是持续的。笔者反思以往的研究发现：尽管国家建立公务员制度，组织起对于管理精英“招考，择优”的纳入程序，自由竞争和能力至上的原则开始成为用人准则，但是父亲的精英身份在公务员制度建立以前就一直在起作用，父亲的干部身份、工作单位以及党员身份一直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
公务员制度建立后，父母仍然可以依靠关系网络为子女进入管理精英提供便利，这种先赋因素对于进入管理精英的作用一以贯之，并没有在转型期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剔除党员和教育的作用，仅仅考察代际传承对转型期管理精英地位获得的作用，以具体详细地解答这种变化，或许还有另外的发现。

转型期的中国不是简单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而是技术进步、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过程，专业技术精英日益成为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进入专业技术精英有显著的优势。这与魏昂德的发现是一致的，但是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的优势要显著强于中等教育，这与高等教育近年在我国的扩展有密切关联。
时期与教育的交互效应表明：中等教育获得者在改革开放前期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机会比“文革”时期的相对机会要高，但是到改革开放后期，这一相对机会却在下降；与此同时，通过高等教育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机会不断上升。党员对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作用并不强于非党员，这也与魏昂德的发现一致。

代际效应中，父亲的党员身份和父亲的管理职业身份对子女进入专业技术精英有显著的影响。专业技术精英的分析模型显示，高等教育学历获得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机会是参照群体的16.15倍，中等教育学历获得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机会是参照群体的7.53倍（达到0.001的检验水平），说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专业技术精英地位的获得有巨大的正向作用。
时期与教育的交互效应表明，中等教育在0.05的显著水平上影响个体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相对于参照时期而言，“文革”期、改革开放前期和改革开放后期，中等教育程度者与初等教育程度者相比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优势下降了71%、65%和73%，同一时期高等教育的优势下降了86%、73%和72%。数据说明：相对于参照组来讲，高等教育对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优势不断上升，而中等教育的优势在改革后期下降。

结语

这些充分说明：大学教育，对初次获得专业技术精英的作用显著，专业技术精英是“竞争”的产物，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成为专业技术精英。总体来说，教育是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决定性因素。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相对优势显著，这与技术和专业技能的特殊性质——难度大、耗费时间长——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