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廖承志与省港大营救：以邹韬奋、茅盾等虎口脱险为例

上文“虎虎虎！美英绥靖政策终被恶虎咬了一口”我们谈了美英对日本的绥靖政策，面对日本早在1931年就发动的对华入侵战争，美英一方面语言上谴责，一方面积极与日本开展经贸关系。
美英与日彻底决裂，周恩来指挥香港大营救
日本对华发动的战争物资大部分都是从美国进口。随着德日意集团日益称霸世界挑战英美法世界秩序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美英等国开始对日本逐渐采用“禁运”的方式加码延迟日本对东南亚的入侵步伐。

面对美英的制裁，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于1941年12月7日开始对美英的在亚洲势力的进攻，同时发动“偷袭珍珠港事件”。在此之前，周恩来同志就在半年前的1941年5月就指出日本对东南亚的入侵，与美英之间决裂迟早会发生。因此，也在思考战争如果爆发，在东南亚地区的反日志士的撤退问题。
东南亚地区是华人华侨聚集地区之一，从中法战争开始，东南亚华侨在支持祖国、支持母国反抗外国入侵中就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20世纪的东南亚依然如此，仍然是中国抗日资金、技术、人员的外在重点捐助地。因此，该地区的反日志士也比较多，如果日本占领这一地区，志士们的人身安全问题将面临严重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在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日本没有与美英撕破脸之前，被大陆、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民主人士视作安全之地，因此，许多名人都在此汇集，或者积极筹款抗日、或者向外对内发表抗日文章和言论、或者向世界曝光日寇的凶残。他们在日本占领香港后必然会受到日军的清算。

为此，1941年12月7日、8日、9日，中共中央就要求中共中央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连续三次指令廖承志负责对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开展撤退工作。
廖承志、梁广直接负责营救工作
当时，廖承志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他立刻和南粤省委书记梁广、东江纵队等方面开展营救工作。12月8日上午，日军进攻九龙，廖承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决定：先把九龙各界爱国人士转移到香港，九龙守不住。转到九龙后集中安排，商讨撤往韶关、老隆等地区的交通路线问题。其余问题等待中央、南方局的进一步指示。
港九方面的联系、交通安排工作，由刘少文、尹林平负责。刘少文（1905—1987年，河南信阳人，乃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的助手、1955年被授予中将）负责联络爱国人士事务；东江纵队政委林平负责掩护从九龙撤退的爱国人士的安全工作。
18日，日军第38师团在香港登陆。25日，总督杨慕奇命令英军投降。在这一周内，廖承志与各爱国人士见面的同时，东江纵队短枪队进入九龙开始撤退计划。此时，日军已经封锁了九龙到香港的交通线。经过李健行、廖安详（梅州大侠）从九龙偷渡到香港后打开了九龙到香港的交通线。

廖承志
1942年1月1日，香港大营救正式开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李健行保护下乘小艇到九龙红磡。3日，廖承志等人与东江纵队司令曾生等会合后回到广东，开始主持香港大营救事宜。
各方情报系统都开始关注大营救事宜
美日英、国民党、汪伪也对社会知名人士比较关注，情报人员间的风吹草动自然被各方觉察，因此，我方开展香港大营救行动，日本对此有所觉察那是肯定的。
更重要的是，日寇为了统治稳定，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一方面搜捕爱国人士，一方面诱惑知名人士。
他们一方面要求“抗日分子”到“大日本报道部”“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一方面又在报纸上、街道广告媒介上宣传，例如要求邹韬奋、茅盾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电影院的幻灯片广告则打车“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这样一方面让人误会诸位先生已经叛变，一方面也是引接应人员误入陷阱。
开展大营救工作，除了廖承志、乔冠华等人领导的一路外，南粤省委书记梁广也在协助营救工作。首先，潘静安被派往香港联系爱国人士，潘静安在铜锣湾偶遇《华商报》主笔张友渔，张友渔当时已经准备好撤离，但为了更多的爱国人士撤离主动协助潘静安。以寻找邹韬奋先生为例，那也是历尽波折。

为了防止被日本人发现，邹韬奋先生曾经六次搬家。潘静安花了四天的时间才在一处贫民窟内找到了他。之后，潘静安与刘少文、东江纵队等方面秘密制定交通路线。最终确定了东西海陆两线。
西线即陆上，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西线主要是日伪检查站和土匪盘踞的大帽山。
东线即水上，由九龙经西贡村、鲨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东线的难点要经过启德机场日军在牛池湾的岗哨、日伪和土匪盘踞的西贡村、大鹏湾则有日伪炮艇和海盗。东线最后一个关口是国民党第65军一个师的驻扎，师长张光琼得到情报后在惠州的水、陆口加强检查，设立港九难民登记处，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保证这些爱国人士前往国统区。
以第一批被营救人员为例讲述其中的艰辛
1月9日午夜，邹韬奋、茅盾等人在铜锣湾先坐三只小艇出港，之后在大船过夜。清晨再乘小船等待日寇换岗乘机出港。到达九龙红磡的时候遇到危险，三艘船中的前两艘遇到海匪，游击队员李锦荣以当地话要求海盗少要些钱。海盗也怕被日军发现便把过路费从100降到50元。但是等第三艘船来到，则与海盗对峙发生枪战。

邹韬奋一家
一行人等在九龙红磡登岸后，前往窝打老道之后再到青山道。
1月11日，一行人等从青山道开始混入难民中，到达荃湾后再脱离难民队伍进入大帽山区，穿过峡谷进入元朗十八乡。
12日，在元朗秘密接待站内每个人都拿到元朗乡长签发的难民回乡证。之后，一行人等再分批次混入难民群中。过落马洲的日军岗哨后，再渡深圳河前往赤尾村（今深圳福田区），这时才算基本安全了。从赤尾村前往白龙村修正后，再分批前往惠阳等地。从惠阳按照组织安排、个人意愿分别前往重庆或延安或其他地区。
期间的艰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难有切肤之痛，然而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文人面对刀枪的时候，并没有胆怯。他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却用手中的笔为枪为矛将它们射向敌人。何香凝先生就曾写诗记述当年的场景，诗曰：
万里飘零意志坚，怕为俘虏辱当年；
河山不复宁头断，逆水行舟勇向前。

逆水行舟说的就是何先生从南向北逆水北归的七个日日夜夜。在这次大营救中，周总理作为总指挥、廖承志作为前线总指挥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在具体执行人中，除了潘静安外还有许多可歌可泣之人。下文我们就介绍一位特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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