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气盛的代价：“三藩之乱”的最终爆发，康熙皇帝确实难辞其咎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在云南“开藩设府、世袭镇守”的平西王吴三桂诛杀了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布讨伐满清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着“兴明讨虏”的口号，开始起兵造反，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就此爆发。
在我们分析吴三桂发动叛乱原因的时候，都会强调这是当时地方藩镇与清朝朝廷中央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而形成的必然产物，这一点没有错，并且这也是导致“三藩之乱”最终爆发的根本原因。
然而，对于“三藩之乱”的爆发，康熙皇帝本人也是难辞其咎的。正是他在朝中绝大多数官员以及孝庄太后都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的推行错误的“撤藩”决定，并且过于乐观的估计了形势，这才导致了整个国家陷入战乱长达八年之久。

（图片来源于网络）
清朝统一天下后，朝廷中央与“三藩”之间的各种矛盾，都在不断的激化。
清军在挥师入关，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政权，横扫南明小朝廷，进而一统天下、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有四位汉族的“异姓王”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们分别是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以及平西王吴三桂。其中，孔有德在桂林被李定国打败后自尽，耿仲明及其子耿继茂去世后，由耿仲明之孙耿精忠袭承了靖南王爵位。
至此，“三藩”格局正式形成，吴三桂镇守云贵、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精忠镇守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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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等人开藩设府，且手握重兵，尽管为拱卫清朝疆域以及继续剿灭残存的反清势力贡献不少，但同时“三藩”的消耗也是极为庞大的。
顺治十七年（1660年），也就是顺治皇帝去世的前一年，吴三桂大败南明的永历皇帝朱由榔，使其仓皇出逃缅甸，但清朝这面的付出同样巨大。
这一年清朝的全国税赋只有875万两白银，吴三桂的支出就高达900万两，这个时候在朝堂上就已经出现了对于“三藩”的负面声音：
“竭尽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省之需求。”
在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继位之后，尽管国家的财政收入明显增长，可依旧要面对“天下之赋，三藩耗其二”的局面，进而使得国家财政依旧要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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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三藩”在自己的属地权力过大，俨然成为了“土皇帝”般的存在，进而对于朝廷的中央集权形成了重大威胁。
其实早在康熙朝初年的“鳌拜专政”时期，鳌拜等人就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先后四次对于平西王吴三桂手中的权力进行打压与限制。
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也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的时候，又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康熙六年（1667年），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同年，朝廷又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
可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政策与手段的收效可谓是微乎其微，吴三桂依旧大权独揽，除了军队依旧保持了对于吴三桂的“忠诚”外，云贵两省的地方官员，也全然无视朝廷的要求，为了自己的前途与性命，继续依附于吴三桂。
除此之外，吴三桂还对其掌管的军官与士兵是极度纵容。
“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
这不仅让朝廷对其是大为恼火，就连云贵地区的百姓也对吴三桂和他的军队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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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将权力收归到自己手中，并着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大规模的战事早已停止，“休养生息”成为了当时大清王朝的目标与要求。而这又恰恰与手握重兵、专治一方的吴三桂等“三藩”所不相兼容，双方的矛盾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激化。
于是，“三藩”问题成为了康熙皇帝持续并重点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在，并就此将“三藩”与“漕运”、“河务”这六个大字刻在了宫中的庭柱之上，以时刻警醒自己，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本人对于解决“三藩”问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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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撤“三藩”，很大程度上是康熙皇帝一意孤行的结果。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请辞，成为了“三藩之乱”爆发的重要导火索。
这一年四月，镇守广东的尚可喜听从手下谋士的建议，决定急流勇退，回辽东养老，从而自请撤藩，让其子尚之信袭承爵位，继续镇守广东。此时的康熙皇帝俨然是找到了“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的感觉，于是马上下旨表示同意。
然而，尚可喜的自请撤藩无疑给了平西王吴三桂以及靖南王耿精忠出了一道巨大的难题，让这二人顿时感觉“骑虎难下”。
于是在吴三桂和耿精忠，抱着试探性的态度向康熙上了自请撤藩的奏折，可或许连这二人也没有想到的是，康熙会立马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同意撤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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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朝堂上，朝中众人对于撤藩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答案就是，除了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极少数的官员坚决支持康熙皇帝进行撤藩外，绝大多数的官员皆表示反对撤藩，尤其是当时的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和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图海，这两位朝中权势地位最为显赫大臣，皆认为“三藩不可迁移”。不仅如此，就连深居后宫的孝庄太后本人，以及一些依旧掌握权势的王宫贵族和皇室宗亲，也同样对于康熙皇帝的撤藩决定表达的强烈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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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康熙皇帝却力排众议，依旧最终下旨撤藩。
康熙皇帝之所以会如此坚决的裁撤“三藩”，除了前文中所讲述的朝廷中央与地方藩镇日益激化的矛盾外，也有着他自己的考量。
首先，此时的康熙皇帝太过于年轻气盛了。
他非常迫切的想要解决“三藩”问题，以充分的证明自己，这就使得他非常容易的就把裁撤三藩的问题想得过于简单，甚至是有点不计后果，以至于康熙还曾在朝堂上公开表示：
“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
由此可见，此时的康熙皇帝政治经验尚不成熟，对于朝廷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的实力对比与各方势力关系，也缺乏清晰的认识，最终酿成了“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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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康熙皇帝严重忽略了吴三桂、耿精忠等人属下的感受，这些人对于撤藩的反对之声更为强烈。
毕竟撤藩之后的吴三桂等藩王尚且可以保留爵位和待遇，甚至会得到更多的优抚政策，而对于他们而言，除了长途迁徙的劳苦，更要面对着未来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的反对声音更胜，甚至是有着更为强烈的起兵造反的决心与勇气。
再次，就是康熙自认为他的手中还握有“致命筹码”。
当时，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尚在北京，并且还迎娶了皇太极的女儿和硕恪纯长公主、即建宁公主为妻，所以康熙自认为手中握有吴应熊和他的孩子们作为人质，可以让吴三桂有所担心。只不过，当吴三桂的亲信秘密将他的孙子吴世璠带回了昆明，至此吴三桂的起兵造反也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伴随着康熙皇帝的撤藩决定下达，吴三桂也开始了厉兵秣马，整兵备战，“三藩之乱”也就这样最终爆发了，康熙皇帝也为他的年轻气盛、思虑不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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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当时的康熙皇帝来说，还是有其他方式来解决“三藩”问题的。
康熙皇帝用雷霆手段，当机立断的裁撤“三藩”，看似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三藩”所带来的问题，以缓解国家财政负担，加强中央集权，但这样的方式却是太过于激进和激烈。实际上，当时也有不少朝臣为康熙皇帝提出了一些建议，用“缓图之”的方式来解决朝廷与“三藩”之间的矛盾。
其一，采用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位“藩王”召到北京，与其进行面谈，逐步收回三藩的权力并达到最终裁撤的目的，这样既能显示自己的“诚意”，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与三位藩王之间的距离，还能占据一定的舆论优势。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但总要比一纸冷冰冰的圣旨所带来的的影响力和冲击力要小得多。
其二，就是等到吴三桂、尚可喜等人相继去世，毕竟这二人年事已高，后辈在军中的影响力远不及他们，并且他们的儿子也都是常年在京城扣为“人质”，所以在他们去世之后再行撤藩之事是更为稳妥的举动，只不过在时间上有着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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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这也是朝中大多数官员的主张，那就是分期撤藩、各个击破。“三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牢不可破，尤其是尚可喜提出撤藩申请确实是有着明显的诚意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康熙皇帝能够先同意尚可喜的撤藩，再对吴三桂和耿精忠分别进行撤藩，或者同意吴三桂和耿精忠的撤藩申请，却驳回尚可喜，在“三藩”之间制造裂隙，使之能够相互牵制，同时也能达到其分散力量，从而朝廷能够进行逐一击破，最终解决“三藩”问题。
然而， 康熙皇帝选择了“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三藩”问题的方案，并且还派人前往云南等地，严厉督促藩王履行撤藩决议，而这也进一步激化了康熙与三藩之间的矛盾，“三藩之乱”也就此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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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三藩之乱”的最终爆发，有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当时的大清王朝在实现了一统天下并逐渐肃清反抗势力后，“三藩”的价值与作用逐步降低，反而是清朝背上了巨大的财政，并且极大的削弱了中央集权统治，而这也使得朝廷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不断激化。
另一方面，康熙的年轻气盛，不顾群臣的反对，一意孤行的要裁撤“三藩”，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同时也给予了吴三桂、耿精忠等人以极大刺激，最终导致了吴三桂等人的起兵造反。

而从“三藩之乱”爆发后的战略局势来看，康熙并没有做好应对藩镇叛乱的准备，进而导致了前方节节败退，吴三桂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长江，与清军隔江对峙。与此同时，除了“三藩”之外，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进攻东南沿海，蒙古察哈尔部进攻北京，坐镇陕甘的王辅臣也拥兵自重、虎视眈眈，就连京城内也爆发了“反清复明”的起义，这也更加充分的说明了康熙对于裁撤“三藩”的后果明显预料不足，考虑不周，从而将整个大清王朝也陷入到了极大的危局之中。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本人确实对于这场持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的最终爆发，确实是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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