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首辅张居正的悲剧人生

《万历首辅张居正的悲剧人生》文/历史的溪流

万历八年（1580），十八岁的皇帝参加了“耕藉礼”和“谒陵礼"”，标志着已经成年，由他自己治理朝政的条件成熟了。换句话说，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可以告段落了。张居正的头脑是清醒的，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在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巅峰时期急流勇退，是历代政治家所推崇的最佳选择，张居正也不例外。
他向皇帝提交了题为“归政乞休”的奏疏，把摄政的权力归还皇帝，乞求退休。也许是内心的迫切愿望，这篇奏疏写得很动感情。
这九年，他过得惊心动魄，为了应付上下左右的压力，计谋与权术并用，超负荷运行。自我感觉是：“任重力微，积劳过度，形神顿惫，气血早衰。”刚刚年过半百，正当盛年，早早的须发变白，未老先衰了。昔日的聪明睿智逐渐消失，日渐昏蒙，如果不早日离去，恐怕前功尽弃一这是他最为忧虑的。顺着这样的思路，他写下了令人惊讶的感叹：“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这是历代身居高位的政治家的经验之谈，主张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不过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除汉朝的张良、明朝的刘基之外，寥寥可数。原因很简单，有了高位和大权，能够呼风唤雨，因此迷恋权位至死不悟的人数不胜数。

“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这句话出于张居正之口，和他一贯的作风格格不入。他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人，敢作敢为，一往无前。何况受到皇帝、皇太后的眷顾已经无以复加，为什么要“乞休”呢？难道他已经感受到“高处不胜寒”了？
张居正此时确实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给湖广巡抚朱琏的信中也有所流露。在谈起回到江陵“归葬”时，皇帝接连发来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回京，地方官员以为是无上光荣，建造了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却给他们泼了冷水，无比感慨地说：建造“三诏亭”，情谊深厚，无可厚非。多年以后形势变化，高台倾覆，曲沼填平，我恐怕连居所都不能拥有，这个“三诏亨”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迎接官员的普通亭子而已，哪里还看得见所谓"？这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忧患心态，于是乎，他向老朋友透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
收到张居正“乞休”，万历皇帝朱羽钧很是惊讶，毫无准备，自然的当即拒绝。
不得已，张居正第二次又写了“乞休”，万历皇帝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张居正的用意，可是这种重大人事变动他不敢贸然决定，因此立即请示太后。没想到太后居然坚决地挽留张居正，明确表示要皇帝三十岁后“归政”。

太后本来是好意，可是对皇帝来说太后的这一决定是对自己的不肯定，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只要张居正在这里，加上太后就够了。这件事情彻底扭曲了万历皇帝的内心，让他对张居正的态度由开始的极大部分敬仰之情扭曲成了极大部分的痛恨，痛恨他阻挡了自己“归政”之路。太后都这么说了，而张居正又不能再次提“乞休”的事，要不然显得太不识时务了。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辉煌的张居正时代悄然落幕。
紧接着，司礼掌印太监冯宝的倒台标志着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行动拉开了序幕。
朝廷上下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主持内阁的张四维、申时行极力想摆脱张、冯二人的政治阴影，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如释重负，那些持不同政见而受到打击的官员，迅速反弹，掀起否定张居正的汹涌浪潮。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杨四知弹効张居正十四条罪状，正中皇帝朱翊钩下怀，已经亲操政柄，如果不把威权震主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杨四知的奏疏写得空洞无物，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朱翊钩用朱批的方式发泄郁结心中的怨恨，与先前判若两人。朱批写道：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怗宠行私，珠负思春。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货不究，以全始终。

其实，所谓“姑贷不究”云云，不过是官样文章，并非真的“不究”，他在等待弹劾的逐步升级。
既然皇帝已经遺责张居正“估宠行私”，言官们心领神会，御史孙继先的奏疏不仅批判张居正，而且要求为反对张居正而遭到惩处的余懋学、傅应被、王用汲、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平反昭雪，重新起用。朱钩为了把“威权震主”的影响消除干净，接受了这一建议，而且不惜为此检讨以前的错误：“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这里所说的“好恶小人”，当然非张居正莫属了。皇帝的这种政治姿态，刺激了反张浪潮，弾劾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乾清宫。
御史大夫羊可立捕风捉影的揭发张居正侵占辽王财产，正中万历皇帝下怀，彻底促使皇帝极速发令清查张居正的家产，等同于抄家。
表面看来语气平静，理由充分，目的在于清查张府霸占辽王府财产的情况，其实在表面平静之下，隐藏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一一抄家。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抄家的对象都是犯下严重罪行的官员，例如严嵩、冯保之类。这就意味着，查抄张府是对已经死去的张居正的一种追加处分，是对他的彻底否定，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它标志着张居正从政治巅峰一下子跌入万文深渊。238促使朱翊钩对先前尊重备至的“元辅张先生”翻脸的原因也许很复杂，消除“威权震主”的影响无疑是主要原因。早在一年前，他看了大理寺送来的游七、冯听的供词后，就下旨剥夺张居正一切政治荣誉一他自己亲手颁给的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等头衔，并且把他的儿子革职为民，统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采的措施。

针对张居正被抄家的严重情况，曾经和他有过过节，并且被张居正逼迫辞官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和侍讲官于慎行不计前嫌，纷纷上书皇帝觉得对张居正的惩罚过于严重，有失国体。于慎行还专门再给负责抄家的邱舜写信让他抄家的时候网开一面。
然而，主持抄家的邱舜对张居正有私人恩怨，乘机报复，不但不手下留情，而且超越抄家的权限，肆意妄为。他还没有赶到荆州，就命令地方官查封张府房门，登录人口，一些躲避在空房的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被活活饿死的大约有十几个人。在邱主持下的抄家，可谓锱铢必究，巨细无遗。但是抄到的数目与原先估计的数目相去甚远。于是严行拷问，迫使他们交代赃物已经转移、藏匿的数量与去向。张敬修不堪严刑拷打，含冤上吊自杀。前内阁长子自杀的消息传至京城，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在與论的压力下，朱翊钩不得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张居正辜负联的恩着，遗祸亲属，其母老迈，流离失所，委实可怜，当地政府拨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资赡养。但是对于抄没张府财产丝毫不放松，凡是可以移动的抄家物资，立即分路押送北京；房屋、牌坊等不动产，一律折成银两押送北京，全部交由皇宫内库查收。至于张居正的罪状，都察院议定的张居正罪状，皇帝很不满意，亲自定下了这样的结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思，谋国不忠。本当断馆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開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成烟瘴地面，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

这是对张居正的彻底清算，他担任内阁首辅十年来的政绩，被说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对他的改革举措一一清丈田亩，给予“骚动海内”的负面评价；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给予“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的负面评价。这位当初对“元辅张先生”推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如今早把那些溢美之词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是皇帝的专制作风，把臣子视为草芥，可以捧上云霄，也可以打入地狱，愈是功高盖主的大臣愈是如此。
用客观冷静的眼光看来，张居正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弱点，但是他忠心耿耿辅佐皇帝，为革除积弊推行新政而呕心沥血，功绩是难以抹杀的。无论功勋多么卓著的大臣，绝对不能“僭越”，使皇帝感受到震慑。张居正精明强干，居然对这个关键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难怪海瑞要说他“工于谋国，抽于谋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