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父亲总在梦中

我一直都想为父亲作一篇好好的文字,但却一直没有能够。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才能表达出我对父亲的全部感受。在父亲去世后的年头里,他常常在我梦中出现,初始总是他一个人,待母亲去世后,他便时同母亲一起到来。父亲仍然像他活着时那样,或是咪咪笑着跟我说话,或是严肃着面孔想他自己的事情。这使我时常觉得梦境便是我们同另外一个世界沟通的渠道,否则梦中的父亲怎么能那么栩栩如生?
父亲去世时,我刚满十八岁,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因为父亲去世得十分突然,也因为当时的自己年轻幼稚,故而从来也没有向父亲了解过有关我们一家过去详细的家庭情况。后来因为我上了大学中文系,并且开始写起了小说,不由得对自己的家世留了点心。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祖父以及父亲当年的故事,亲戚和朋友们,也都陆续地向我提供了为数不多的资料,这使得我多少对父亲的身世有了点了解。曾经我就我所知的祖父与父亲写了一篇名为《祖父在父亲心中》的小说,其中大部分的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我本人很喜欢这部小说,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也表示过非常喜欢这部小说。而那小说,便是我对祖父和父亲的一种纪念。
我的父亲是祖父的长子,因为自小会读书而深得祖父的喜爱。大约受他的父亲和伯父影响的缘故,父亲的国文和英文成绩尤其之好。1933年父亲考大学时,他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和武汉大学。不料在考清华时,父亲英文和国文两门课的考号同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互调了,而这两门恰恰是他的强项。清华虽然也录取了,但名次颇后,父亲一怒之下放弃了清华而选择了交大。从父亲所有的照片上看来,在交大读书期间,父亲是极其快乐而自由的。他除了喜欢摄影外,还喜欢体育,他对足球、排球以及乒乓球都甚为爱好,尤其喜欢游泳,所以父亲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壮。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没有见过父亲生病。1935年上海学生支持北京“一二·九”运动在上海市政府广场举行示威游行，父亲所在的江西同乡会的会长代表学生发言,质问上海市长为何不出兵抗日,父亲也参加了那一次的示威。
他参加的革命活动恐怕只此一次，他始终都只是一个爱国者,年轻时是爱国学生,年长了也只是一个爱国人士,他对政治毫无兴趣,对政治的理解也甚是幼稚无知，他到底都只是一介书生。
1937年6月,父亲大学毕业,他先在南京等待分配,因七七事变,局势紧张,他便回到老家彭泽。那时回彭泽度暑假的学生很多,父亲的一个亲戚名叫王业纯(他是我母亲的二姐夫,后赴延安学习,分至山东,并在山东牺牲)发起组织一个彭泽旅外同学会,一则作抗日宣传，一则联络乡间感情。父亲被推为理事长,他们天天讨论下乡宣传抗日问题,但却总是空谈多,措施少。不久学校开学,父亲的工作也得到分配,这个同学会也不了了之。这大约也是父亲仅有的一点社会活动历史。
1937年11月父亲被分配到衡阳湘桂铁路工程处,斯时母亲亦由九江儒励女中毕业。父亲最先的一个女朋友并不是母亲,那是他在大学间,家里为他定的一门亲,对方的小姐姓柯。初始父亲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对那柯小姐印象也不算差。因为父母在世时,母亲常笑他送过一支钢笔给柯家小姐。说是送笔时,父亲的弟弟们都围着看热闹,父亲不好意思,一声声地喝着“去去去”而将他们都赶开了。母亲笑父亲时,父亲总是哈哈地大笑一通。父亲是在一个夏天回家乡过暑假时,遇到了那时正在九江名为儒励女中的教会学校读书的母亲。母亲的美丽活泼一下子吸引了父亲,父亲便立即开始了对母亲的追求。同样也由外祖父做主并已与表兄定了亲的母亲对于“海派”气十足且又知识渊博、十分会玩的父亲亦一见钟情,两人便联手开始了他们的“抗婚运动”。因为祖父的通达和母亲家外祖父的开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战后,这事也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最有趣的是,与父亲解除婚约的柯小姐后来嫁给了与母亲解除婚姻的她的表兄。
整个抗婚过程和有趣的结局,是父亲和母亲在家里常常说笑的话题。”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便一起去了衡阳。半年之后,五叔便为父亲带去了祖父惨遭杀害的消息。在五叔投奔父亲前夕,也就是祖父被杀害的前一天,祖父曾让五叔带给父亲一封信。写那封信时,祖父居住的村庄正混乱成一片,人们都在四处逃亡。而祖父的信中却没有半点恐慌,他像一个宁静慈祥不过的父亲一样,在信中对他的长子只是详细地交代了两点:一是工作中一定要廉洁,如有公款经手,万不可挪用;二是支持和帮助弟弟继续完全学业。这封信便是祖父对父亲的最后遗言,这种人格的力量,影响了父亲的一生。
父亲在衡阳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了云南叙昆铁路、滇缅铁路、滇缅公路等处工作。整个抗战期间,他几乎都待在云南。1944年滇缅公路油管工程处为配合美国工兵而铺设一条来自印度的军用油管以解决战时汽油供应问题,父亲由工程处被派到云南驿去负责安装油库和铺设油管工作。因为工作缘故,父亲认识了美国工兵中的一些官兵,其中有个叫白伦第的美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系,因与父亲学的是同行,关系便相处得十分要好,工作之余也颇多来往。日本投降后,白伦第回了国,但父亲同他仍然信来信往。白伦第的父亲在美国也是个著名的工程师,亦曾给父亲写过信,且寄过些技术方面的书,这样的交往一直到解放前夕。这原本是父亲的私人朋友,也没什么人知道的,但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父亲坦诚地将此作了交代并连信件一起交给了组织审查。从那以后,同美国人通信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父亲的罪行之一。
虽然父亲同白伦第只是朋友间的书信往来,父亲却为排除美蒋特务之嫌而写了无数的报告,吃了数不清的苦头。这让现在和将来的人看起来,真正是一个笑话,远在美国的白伦第徜在人世,若知此事真不知会怎样目瞪口呆。父亲同白伦第一起照过很多照片,也在1966年一把火焚烧了个干净,连一张都没有留下。
抗战胜利后,父亲终于回到了南京。父亲在原来同事的介绍下,进了交通部材料试验所工作,那期间父亲读了许多进步书籍。父亲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他一直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打进中国,是蒋介石政府引进来的,以至于他的父亲被杀,家园被毁。他对蒋介石政府有一种痛恨感,希望它早日垮台,而共产党坚持抗日,打垮了日本鬼子,令父亲觉得这是帮他雪国耻报家仇,从而对共产党有了特别的感情,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最终救中国。所以,当父亲所在的材料试验所拟往台湾撤退时,父亲不惜同他的同事闹翻而坚决留在了南京。解放军进城的那天，父亲同诸多市民一起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进城。解放军纪律严明，爱惜百姓,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故而父亲连夜写了文章,表述他的心情,这篇文章登在了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解放后,从铁道部调到水电部的父亲被分到了长江下游局工作,一度担任土壤钻探队队长,长期跑外业。在外业队搞钻探非常辛苦,但常常吃力不讨好,提薪升职时,内业的人很容易评上,而外业的人却相对艰难。有一些比父亲资历和年龄都低的人因在内业,倒被提到父亲的前面去了,父亲自是满心的不服。以父亲这样的性格,不服气也不会到处跟人倾诉,于是他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在了日记里。用父亲的话说,他是用“自己同自己谈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自己的心情”。但父亲有时却难免情绪偏激,写出“不干外业了,宁可回南京拉三轮车去”之类的话。这些话后来都进入的父亲的档案。父亲写日记已成无法改去的习惯,他积下的几十本日记都成为别人每次整父亲的最好武器。历次运动它们都要被交上去受审,许多地方都被做了不少圈点。父亲一方面叫我们坚决不要写日记,一方面自己还是一往无前地记下去。
只是父亲后来的日记简单得只有时间天气和此日做了何事来过何人这一点点东西了,没有任何议论,亦没有任何情绪,就好似一个人没有了血肉。只剩得一副空空的骨头架子。这种方式一直持续父亲猝死的前日。在父亲逝世那天,我撕下了当天的日历,并将之贴在父亲日记的末页,就仿佛是为父亲的日记画上一个永远的句号。
1955年,父亲所在的长江下游局迁至武汉，父亲便也随之调到武汉,父亲所在的单位叫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1957年,长办盖了宿舍,我们全家也就从南京搬了过来。父亲在长办施工处做工程师,他在那里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他的心情和脾气都在一天天地变坏,他无法跟人倾诉他真实的想法,便把所有的不愉快归咎为武汉这个地方，几乎每一天他都会忍不住骂几句武汉,或是骂这里的天气,或是骂这里的环境,或是骂这里的人,总而言之,武汉的一切都令他不喜欢。他无法回到他所喜欢的南京,他只能在怀想中叹息:南京是如何如何好。——想到在那种岁月里的父亲,我就觉得不是几行字可以写得清楚的。
没等“文革”结束,他便猝然而去。那是1973年的9月2日,他死在武汉长江电影院的二楼楼梯口。他在下楼时,一失足摔了下去,从此便再也没有醒过来。他这一跤,使我对这个残酷的夏日黄昏铭心刻骨。
为出“红罂粟”丛书之“影集”本而整理父亲的照片,我顺着岁月寻找他当年的影像，我看到他的外貌一天天地衰老,亦看到了他的心在以更快的速度衰老着。 唉,无情的何止是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