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90年代科幻犯罪片的特征：逐步完善商业属性、特效制作

中国犯罪片真正起源并具有类型意识是在八九十年代，犯罪本身就夹带着人性的贪恋，这种贪恋与商业社会属性有巨大的联系。

1990年代是大陆社会商业发展的转型关键期，伴随着社会形势的转变，与此语境相适应的大陆犯罪电影应运而生。
相对于中国大陆犯罪电影类型的滞后性，好莱坞犯罪电影起步较早，几乎在其诞生初期就已经有了犯罪片，最开始以强盗片的形式出现，早期著名的强盗片有1927年的《地下世界》，1928年的《纽约之光》，以及之后拍摄的《小凯撒》《疤脸大盗》等著名强盗电影。

一般而言，犯罪片是指以犯罪人作为叙事主人公，展现犯罪过程的一类影片。但在我看来，犯罪片的内涵直径早就被扩大了。
由于八九十年代是一个跨度将近20年的时间范围，必然导致犯罪片的内涵在特定历史时期呈现出不一样的表征变化，于是将科幻犯罪片扩大定义为带有科幻元素，包含警匪较量并展示犯罪过程的一类影片，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侦探片、警匪片。
1980年代中后期，电影娱乐性被谈论得热火朝天，张子恩这时也创作了《神鞭》《黄河大侠》《龙年》等引起关注的娱乐片，并提出“高档娱乐片”概念，力求在电影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上达到统一。

1990年代初期又创作了“神药”系列电影，1991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隐身博士》就是“神药”系列之一。
通过电影制作形式的创新提高电影的表现形式，同时，这种策略在当时强调观众中心地位的舆论环境中，对电影新形式的探索既是对影片观赏性的重视，也是电影的自救。
“高档娱乐片”概念对电影娱乐性的规格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张子恩还认为高品格的电影与民族性时刻联系一起，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不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是“寓教于乐”的彰显娱乐。在《隐身博士》中，张子恩以敏锐的观察力透视出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意识的变化。
犯罪心理学家刘琪认为社会因素是犯罪行为导致的本质源泉，人的任何行为只有在社会因素下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这时的社会语境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舆论焦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农村回到城市，城市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一环。

到1990年代，南巡讲话广东经济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建设成为举国民众发展的大事。
“下海”风潮兴起，“万元户”极具财富象征的时髦语汇出现。当民间欲望与上层话语重合，人性贪欲找到合理的宣泄口。各方资本急剧累计，金钱崇拜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歪风邪气在整个社会蔓延，当这股风气在社会上形成一定风浪时，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偷盗、抢劫等犯罪问题层出不穷。

《隐身博士》正是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控诉商业社会的弊端，人心的浮躁。
《隐身博士》中的主人公博士成为警匪关系的枢纽，也是犯罪行为出现的源头。他研制出一种“隐身药”，向专利局申请专利不利，被助手小燕偷用，这一过程正好被犯罪分子窥视到。
于是犯罪分子偷盗了“隐身药”，隐身后将银行保险箱打开，偷走钱财，更意想不到的是犯罪团伙也盯上了“隐身药”，矛盾一触爆发。其中的科幻元素成为犯罪事实实现的重要依据。

博士充当了犯罪事实的间接制造者，但警察不是解决犯罪事实的主体，而是以博士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是危机得以化解的重要力量，官方权威在世俗文化中被消解，民间话语取得一定主动权。导演在讽刺金钱社会丑恶的同时，也一并对财大气粗的商人进行了批判。
博士被犯罪人员作为饭店老板的姐姐看上，为了追求博士，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从饭店带来丰盛的饭菜，说自己的饭店每天可以达到多少营业额，看上博士是博士修来的福气等之类的说辞。

但博士果断拒绝了老板娘的霸道要求，老板娘的丑态尽显无疑，老板娘的风尘气与博士的书生气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传统的精英精神与世俗力量的对抗，以老板娘粗俗的形象败下阵。
但之后老板娘在关键时刻的搭救，代表着世俗文化虽然与精英文化有冲突，但世俗文化在商业社会的价值开始凸显，社会意识不再是精英文化占据主导。
以上是就电影的犯罪思想内涵而言，如上所述，《隐身博士》的科幻成分“隐身药”是影片犯罪事件发生的关键点，而返回技术层面来看其中的“隐身药”功能，它能将人体完全隐藏起来，并通过特效技术展示给观众，人的突然出现和消失，在“隐身药”的作用下运用自如。

《隐身博士》的特效技术相比起《异想天开》也有了更大的进步。
《隐身博士》的“隐形”已经去除了过于明显的特效痕迹，人的消失变幻非常自然。虽然相比于好莱坞科幻电影超强的特效技术支撑，此时中国大陆科幻电影的特效技术显得有些“雕虫小技”，但大陆科幻电影的特效技术从最开始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到《隐身博士》，已经展示一条出明显的特效技术进步之道路。

这种意义是对于中国大陆科幻电影本身而言的。
所以重回到张子恩的“高档娱乐片”概念，他在《隐身博士》中将科幻的娱乐性和犯罪的现实性结合，实现了“高档娱乐片”的概念实践。
当张子恩这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导演在类型片探索中还被委以“载道”重任时，另一批导演在商业电影中游刃有余。这部分商业电影的人物关系构架成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

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对内呼应“十七年”时期刻板的英雄人物塑造法，往外能和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形成联结，这种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电影制作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改变。
1990年代初期合拍片兴起，特别是与香港的合拍片数量增加。香港电影有成熟商业电影的制作机制，大陆电影在与其合作的道路上无疑会直接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
1995年李国民拍摄的科幻电影《再生勇士》属于典型的合拍片，其中的主演大部分来自香港，追车、打斗等港片经典桥段也被穿插其中。

李国民的创作风格与传统导演完全不同，这得益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
他在1980年代曾组建过中国第一支电影特技队，对科幻电影所需要的技术支撑有其他科幻电影导演不具备的优势。同时，他还是一位动作片演员及导演。
1982年底与香港合拍了《一代枭雄》，又在与香港合拍的《方世玉之英雄出少年》中担任武术指导，1997年又拍摄了与香港合作的《霹雳战士》。

从此可看出，李国民对香港商业电影的叙事策略有着深入的了解。《再生勇士》作为李国民与香港合拍的科幻犯罪片便顺其自然，影片中警匪枪战、飙车，具有黑帮色彩的犯罪团伙等元素充满着浓郁香港商业电影气息。
因为有足够的商业元素支撑，人物形象塑造退出影片的叙事任务，作为主人公的宋大畏性格单一，被塑造成一个拥有一身功夫但缺少谋略且极度固执的人物形象。
八年前，宋大畏在一次执行逮捕罪犯任务的飞车激战中被撞成植物人，八年后注射医学博士李明研制的人体增强剂醒来，醒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警局的作战技术大部分都需要高科技支持，甚至是警局的常规设置都和科技紧密联系，宋大畏固执地相信高科技不能代替他高强的武术。

这时医学博士李明被犯罪盯上，并将其绑架，宋大畏在没有经过警局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追捕绑架者，最后发现原来绑架者是八年前将他撞成植物人的同一帮犯罪团伙，于是新的一场激战又开始了。
宋大畏的孤注一掷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他正直、固执、鲁莽，凭借一身功夫就妄想使困境转危为安，这种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的崇拜，是新语境下赋予人权利的迸发，也是被压抑过久的中国人内心真正的释放，同样是香港电影世俗文化强大影响力的结果。

为了将电影的商业性质增加到最大，除了枪战、飙车等极具冲击性的情节设置，宋大畏与前女友的三角恋加入使电影又有了一层柔性色彩，不再全是硬邦邦的男人戏。
另外，李国民组建了中国大陆第一支特技队，对科幻电影的特效技术自然有较深的研究。
《再生勇士》的特技技术相较于之前的科幻电影有了更强的冲击力。以元安为首的犯罪团伙运用基因技术将机器与人体结合，制造一大批为其效命的附庸，这样的人机科幻元素搭配在《错位》中也有运用，但《再生勇士》的冲击感更加强烈。

在激烈的战斗中，镜头对人机合成的机器人采用全景扫描的展示方式，而不再是遮遮掩掩的镜头组接，特别是激烈冲突下机器人被爆头导致的分裂等冲击性画面展示，一方面显示出较强的技术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八九十年代科幻电影在特效技术与叙事策略上的商业化倾向。
科幻犯罪电影从1990年代起步，在娱乐浪潮下，一步步从“载道”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完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科幻电影的商业化转型，以成熟的商业姿态在特定时期给科幻电影注入一剂新鲜血液。

但遗憾的是，《再生勇士》之后，大陆科幻电影在1990年代后期似乎就走向了尽头，只产生一部科幻儿童电影《疯狂的兔子》，足可见1990年代，由于时代背景的大转换，文化艺术又只能在探索中重新起步，适应新的时代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