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热浪潮：19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中的美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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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战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启动，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当代文艺作品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国际视野。如果说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依然聚焦于国内政治问题，美国只是作为一个叙事背景而存在，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撒把》、《北京人在纽约》等影视作品，到美国去寻梦以及由此而来的跨文化生存经验就成为作品表现的中心主题。时至今日，在电影、电视剧、畅销书等不同类型的大众文化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以此为主题的作品。纵观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变化轨迹——主人公从90年代初期奋不顾身地到美国去寻梦，到世纪之交尤其是2008年以来集体性地掉头转向。这种寻梦之旅上的折返跑，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等国家主义话语相互配合，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也清晰地呈现出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中美国形象的变迁。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出国故事几乎是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出国热”同步出现的。1984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放宽了出国留学的条件，“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①与此同步，一些影视作品也捕捉到了这一社会风潮，纷纷将镜头对准移民群体，探讨由此引发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如《留守女士》（1991）、《大撒把》（1992）、《北京人在纽约》（1993）等。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表现出的对于出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将出国处理成婚姻关系和稳定生活的破坏因素；另一方面，它们又将出国寻梦呈现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而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
电影《大撒把》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情感基调。在送妻子出国时，男主人公顾颜虽然口头上说得轻松豁达，内心里却充满不舍和依恋，他十分清楚，妻子这一去很可能就有去无回了，这一别很可能是永别。在妻子进入检票口后，他不断变换位置，依依不舍地追寻着妻子远去的背影。与他不同，妻子虽然也有离别的伤感，但更多的却是跃跃欲试的兴奋，她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头也不回地向检票口走去。和顾颜一样，女主人公林周云也来机场为丈夫送行，不料却因伤心过度而晕倒在地。面对这一突发状况，丈夫手足无措，左右为难，最终，他将妻子托付给素不相识的顾颜，自己毅然登机远去。
不难看出，在这两对夫妻中，留守的一方都是情深意重的，而出走的一方都显得薄情寡义，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大撒把》从一开始就将出走一方置于道德上的不利境地，从而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情感立场。此后，留守国内的顾颜和林周云开始惺惺相惜，相互照顾，并慢慢产生了感情。然而他们却发乎情止乎礼，始终没有失去道德上的优势地位。在影片最后，当林周云要出国与丈夫团聚时，已经离婚的顾颜并没有任何挽留，而是选择压抑自己的感情而成全别人。如此一来，电影就将全部同情都倾洒在留守一方身上。
然而，对于出走一方，《大撒把》并没有进行道义上的指责，也没有“报复性”地为他们安排一个得不偿失的结局——从他们的来信看，他们在国外的生活似乎还不错。在这部电影中，不管是顾颜的妻子，还是林周云的丈夫，实际上都面临着两种选择：一边是夫妻之间稳定的感情以及在国内平淡的生活，另一边是大洋彼岸现代化生活的召唤。最终，他们都选择放弃前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另一种未知的生活中。对于这种未知的生活，《大撒把》既没有直接呈现，也没有试图做出评判，而只是借助人们希求安稳的传统观念，将出国处理成夫妻感情和婚姻关系的破坏因素，从而流露出对于“出国热”的无奈叹惋。
在很多方面，《留守女士》都可以看作《大撒把》的姊妹篇。不同的是，《留守女士》表现出更多的矛盾纠结和进退失据。一方面，它打破了人们对于国外生活的美好幻想，将其指认为一个金钱世界和欲望之地——乃青的丈夫到美国后，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学的音乐专业，而改学更为实用的商业管理；同时，他还背叛了自己的婚姻，与杜鹏的太太同居。嘉东的妻子在日本的生活也并不如意，她在东京的红灯区工作，为了生计还做了整容手术，这喻示着在她身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另一方面，与《大撒把》不同，《留守女士》并没有将国内生活做温情化处理，而是将其呈现得落伍而破败，没有任何让人留恋之处。影片中的上海像是一个即将遭人遗弃的城市——阴湿的街道、狭窄的弄堂、拥挤的交通，人们聚集在刻意营造出外国风情的酒吧中，谈论的都是如何尽快逃离这座城市。于是，《留守女士》向我们呈现出一个进退无路的困局——就像女主人公乃青不管是出国还是留守都将面临一份残缺污损的感情一样，也像不管是出国一方还是留守一方都不再道德完美一样（他们都对婚姻不忠），人们在出国与留守之间也已没有更好的选择。
更让人无望的是，就在人们试图向外逃离的同时，外来文化也已经汹涌而至，国内生活已变成对西方文化的拙劣模仿。因此，不管是去是留，人们都注定要在外来文化的裹挟下身心俱疲，在情感的纠结中伤痕累累。

值得留意的是，电影中多次出现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响乐《我的祖国》中的旋律，这部以表达对祖国的深沉热爱为主题的作品，向我们透露出这部电影的深层主题。在电影的结尾处，这一主题再次得到确认——嘉东和儿子站在即将通车的南浦大桥上，望着已经拉开序幕的城市建设，开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从对话中可知，嘉东驾驶的汽车已经由日本产的皇冠换成了“中国和外国联合制造的”桑塔纳，他们都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对此，嘉东评价说：“不好看，像个汉奸。”显然，这里的“汉奸”是文化意义上的，是指一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文化混杂状态。作为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它像结论一样表明了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对于人们纷纷逃离祖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对于现代化对城市生活和城市面貌的无情改造，既流露出深深的悲怆，又无可奈何地感到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与前两部电影不同，由同名畅销书改编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正面讲述了中国人的出国故事，播出后产生了极大反响。正如片头所点明的那样——美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本片表现出的对美国的态度也是复杂的、爱恨交织的。一方面，对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它流露出由衷的赞叹和艳羡，片头逐一呈现了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布鲁克林大桥、世贸中心、帝国大厦等，这些建筑无不体格庞大、流光溢彩，借助飞机航拍镜头，电影营造出一种让人惊叹的奇观效果。正如张颐武在分析同类镜头语言时所说：“影片往往游离于叙事之外去展现这些场景，摄影机往往爱抚式地掠过众多带有西方式色彩的‘物品’，如旅馆房间的欧式家具，或豪华办公室中的电子产品等等。这些表现都是试图通过空间的展现为中国观众提供离开中国日常生活经验的新的感受。它将一种‘奇观’置于中国观众面前”（张颐武[12]）。
事实上也是如此，很多普通中国人都是通过《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才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强烈冲击。
但另一方面，对美国社会的文化，《北京人在纽约》却表现出毫不含糊的不认同。在它的呈现中，美国是一个物质至上、人情冷漠的社会。比如，刚到美国的第一天，姨妈的冰冷态度就给王起明夫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也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震惊体验。同时，本剧还将美国指认为一个虚伪而刻板的社会，在和大李的谈话中，王起明分析说：“你说这美国它也是挺邪行的，你说你要遵纪守法，处处拿这法律卡着你，你扔个烟头都有人罚你；可你要是我就这个了，我胡作非为了，好像它也不能怎么着似的，而且有时候成心非得逼着你说瞎话。”正是因为领悟到了这一“真理”，此后王起明凭借着冒险精神和赌徒心态，最终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始终循规蹈矩的大李却一直失意潦倒，并最终客死他乡。
其实，在《北京人在纽约》中，美国文化与市场经济是作为一体两面来呈现的，它对美国文化的评价与它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在本剧中，阿春始终是王起明事业上的导师，她教导王起明说：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战场——“你不害别人就等着别人来害你好了，你不要抱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放，这是美国纽约。要不等死，要不就去害别人。”在这里，她所说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仅与美国文化相互对立，而且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在她看来，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容不得温情脉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化刚刚启动的背景下，这种将商场比作战场、将竞争比作厮杀的观念，无疑具有一种教导和启蒙意味，它既塑造了很多中国人对于市场经济的最初理解（显然，这种理解是带有偏见的），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大众对于即将开启的市场化进程的惶恐和疑惧。
如此一来，《北京人在纽约》就将它所理解的美国文化、市场经济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立起来，并将前者指认为物质至上的，而将后者塑造成有情有义的。从情感上讲，王起明显然更认同后者，但为了在美国站稳脚跟，他不得不做出妥协。最后，他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却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失去了同甘共苦的妻子，费尽千辛万苦接来的女儿也离他而去。这种处理方式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王起明通过调整自我以适应美国社会最终取得了成功，这无疑确立了中国男性主体的自信——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个一直在街边敲击铁桶的黑人流浪汉；另一方面，为了取得这种成功，王起明付出了妻离子散的代价，根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又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又可以起到安抚国内蠢蠢欲动的出国冲动的作用。

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众文化作品中，出国寻梦尤其是到美国去寻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讲述这些出国故事时，它们大都将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并将前者指认为物质主义的、重利轻义的，从而表现出一种“西方主义”②偏见。从情感态度上看，这些作品更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从而确立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但同时也暗示西方化、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基于这种认识，尽管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国外的生活并不如意，对西方∕现代文化存在种种不适应，但他们都没有动过回国的念头。正如《北京人在纽约》的结尾处所显现的那样，就在王起明对美国生活已经心灰意冷、身心俱疲的时候，他的朋友（冯小刚饰）还是兴冲冲地向美国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