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喜剧中，平民轻喜剧的对比：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波澜中艰难前行的中国喜剧，已经经历了两轮的类型更迭。
在这一特殊社会时代背景和文艺思潮的冲击下，人文主义初步萌发，热情地呼唤关注个人意识的作品。
同时，在“新时期”国产电影创作风潮中，现实主义的文艺形式重新占据创作主流，肩负着反映社会现实、引人反思、重返生活的使命。

张刚导演的喜剧电影结合了“新时期”的“讽刺性”与过往时期的歌颂性，融合时代大背景，将创作主体聚焦于最为广大的群体——平民，用轻松幽默的形式反映社会问题，传达人文思想。
阿满喜剧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对电影的拍摄、审查都有一套完整的管控方式。
民营电影制片公司为了能够确保每年的产量和负担运营成本，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和各大国营制片厂相互合作的运营机制。

张刚在1985年极富开创性的创办了南昌电影电视创作研究所，成为了影视体制改革中“先行先试”的典型代表。
但民营企业想获得“厂标”比较困难，没有拍摄电影的指标（厂标），就无法走向市场，拍摄的电影就无法上映。
于是他开启了以贷款形式与各大制片厂合作拍片的模式——其中包括珠江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他辗转“游击”于上海、广州、北京、福建等地，为他的阿满喜剧系列寻找“出生”的机会。因此，张刚一直以来被业界称作“游击导演”。

台湾影评人、大陆媒体在这一时期都意识到了张刚的这种颇具“实验性”的拍摄模式所表现出的改革性与先锋性，因而纷纷称其为“第一个电影个体户”。
除了1983年的“阿满喜剧”第一部《愁眉笑脸》是由江西电影制片厂制作出品，从第二部《丈夫的秘密》到之后的数十部阿满喜剧电影，都是以“合作”的模式制作，由张刚个人“自负盈亏”。

不仅如此，张刚为了能够拿到拍摄厂标，每次签订的合同都是“不平等条约”：“保证如期完成拍摄，保证完成后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保证售出100个拷贝，100个拷贝以外的收入归张刚所有”。
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从1983年到2006的32年间，张刚拍摄的“阿满喜剧”系列无一亏损，背后体现的是张刚超前的商业化思维。

影片拍摄策划从源头处节流——除了压缩成本，在拍摄前期就根据天气制定好应对的方案，同时拍摄计划安排得极为紧密，全天拍摄计划极大地缩短了拍摄周期。
并且在前一部影片的后期制作环节，就同时开启了下一部影片的合作洽谈环节，具有前瞻性的市场化运作思维将单部电影的投资压到几十万元，低投入下“高回报”，单部电影发行拷贝都在80个以上，受欢迎的电影拷贝可以发行到200个，足以见得阿满喜剧系列在商业上所获得的成功。

一方面，张刚所拍摄的影片需要在市场上“自负盈亏”，一部影片的亏损将会导致下一部影片的夭折。另一方面，早期的民营电影制片厂收入模式单一，收入主要来源便是卖拷贝。
为了尽可能地保证影片上映后能收支平衡，规避风险，形成一套可复制的、保证营收的创作模式就成为了关键。
曾经过市场检验、也颇受观众欢迎的商业轻喜剧，就成为了张刚首选的电影类型。1983年，张刚开始策划筹拍“阿满喜剧”系列，“阿满”这一姓名源自张刚的籍贯为满族，张刚小名亦叫“阿满”。

从阿满喜剧电影第一部《愁眉笑脸》问世至2006年张刚导演去世，横跨二十多年，张刚总共拍摄了25部表现平民生活的喜剧电影。
阿满喜剧成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象级的喜剧电影文化景观，其中兼具了商业性和艺术性，评价较好的电影作品有《想入非非》《大惊小怪》《多情的帽子》《笑出来的眼泪》等。

导演张刚曾评价自己的电影是“通俗喜剧，是拍给普通老百姓看的。”
虽然“通俗”却不“庸俗”，将平民百姓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和生活困境以喜剧方式表现出来，令观众在笑声中领悟现实深刻内涵。
从讽刺官僚作风和封建思想到反映早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低下、分配不公和崇洋媚外等社会现象，影片所涵盖的社会问题与阶级较为广泛，作为对于现实社会的关照与反思，从而引起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共鸣。

张刚所创造的“阿满”是新时代下所有努力生活的小人物的共同名字，也是导演张刚个人精神的投射对象。
张刚一生都献身于喜剧创作，在他的塑造下诞生了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平民“阿满”形象。
回望“阿满喜剧”，毛永明、戴兆安、程之等数十位男演员都曾先后在系列电影中扮演过同名不同姓的“阿满”，虽然每位“阿满”的姓氏、职业和身份各不相同，但他们所表现出的中国平民所具有的善良与真诚、坚韧与乐观的性格基调是相同的。

阿满喜剧从审美角度上体现出一种大众通俗审美文化，让最广大的民众都能读懂人物，作为现实生活的关照与反思，实现了张刚导演“为小人物立传”的创作构想。
在艺术形式上，阿满喜剧多以歌颂、温和讽刺和说教等传统形式，去弘扬真、善、美的价值观，树立善有善报的道德理想，以滑稽和讽刺兼具的喜剧创作手法表现现实境况与人生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