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筹备与设计

奠基仪式结束后，由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纪念碑的筹备工作，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副主任，由他来主持工作，林徽因也参与其中。随后委员会发出正式通知，向全国建筑规划单位征集纪念碑设计稿。建筑工作者们投稿的热情十分高涨，各种各样的设计方案源源不断地寄到北京。1950年6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家和雕塑家齐聚北京，展开一场激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形设计讨论。讨论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家一致排除了过于矮小或过于分散的设计方案：如果在视觉上没有一定体量，或者不是独立的整体，是无法承载对历史的缅怀和对烈士们的情感寄托的，不能表达周恩来所说的“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造目的。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在北京
接下来建筑家和雕塑家渐渐分成了两派，建筑家认为应该以传统建筑的碑的造型为建筑主体，碑体上有题字和悼词。雕塑家执意以雕像为核心，以能象征全国人民的形象设计造型，而不是传统的碑形。
最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确定了碑的设计方案：纪念碑的设计要以传统的“碑”为主体造型，但要对古碑矮小沉郁的特点进行革新，突出英雄气概。此外设计应以“碑文”为主题，用浮雕的艺术形式表现碑文所叙述的历史内容。另外请毛泽东手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放在与碑文相对的一面。这一碑形设计理念确定之后，委员会很快就从征集来的稿件中筛选出了八种理想方案，纪念碑的最终设计模型也呼之欲出。而在此时，主持工作的梁思成却病倒了。
经过进一步筛选，有三种设计方案脱颖而出，都市计划委员会预备将其制作成模型，在1951年的国庆节期间，放在天安门广场展出，以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都市计划委员会十分看重此次的模型展示，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制作模型。其中一个纪念碑模型高约8米，相当于天安门五分之一的高度，比另外两个体量要大很多，分外惹眼。它的顶端是一个正方体的碑头，上有排列方式和国旗相似的五颗红星，碑身是一个立方柱，下面是一个小型的须弥座，底部是一个红色的、开了三个门洞的高台，这三个门洞与天安门城楼下的三个门洞几乎一模一样。

梁思成《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经过》手稿（1967年12月15日）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模型即将展出的欣喜之情中时，一直卧病在床的梁思成得知这一消息后却夜不能寐。他思量再三，在病中给彭真市长写了封长信，以殷殷之语阐释自己对纪念碑造型的意见，对纪念碑底部开了三个门洞的方案尤为不满，直指其弊端：如此高大矗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地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
他认为纪念碑“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并附上了自己重新设计的十几个方案。最后他表示：“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崇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做去。”
面对梁思成精辟的分析和一片赤子之心，彭真陷入了沉思，他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梁思成的建议。梁思成的这封信对于纪念碑的设计走向有着重大的决定性意义，后来将近七年的设计建造均是以此理念为基础进行的。

梁思成写给彭真信中的插图（1951年8月29日）
1952年5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委员，梁思成和郑振铎为副主任委员。会议通过了一项《组织规程》，规定委员会负责审查纪念碑设计、浮雕图案，核定工程计划及经费等重大事宜。
兴建委员会又将各种意见汇总起来，并以梁思成的思路为方向，拟定了新碑形。1953年，《首都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这样记载当时的设计方案：新设计的碑顶是四坡庑殿，碑身正面的碑心用百吨重整块的长大花岗石，上刻毛主席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刻全国政协所通过的碑文，碑身下有须弥座。整块碑矗立在有栏杆的检阅台上，高台四周有十面浮雕，东西有门，中有陈列室等。
这样的方案为游人参观设计了一条游览线路，等到正式动工修建之后，方案再次修改，取消了陈列室和检阅台，碑身下改成了双重须弥座。碑身突出毛泽东的题字，浮雕作品作为碑身和须弥座的连接和过度，如此一来，整座纪念碑从上到下变得连贯稳固，雄伟大气。
自1949年9月30日奠基，到1952年5月具体实施，纪念碑的设计筹备阶段全部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参与纪念碑设计工作的热情随处可见，是他们促成了轰轰烈烈的设计大讨论。兴建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接下来的工作将从理论上的设计方案转向更加艰苦卓绝的实地施工，即将向我们展开的是一条史诗般的创作与建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