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推最热小说《两个版本》，评价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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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辑二城市与欲望
在她以前，还有一对情侣、一个男生；如果不算我那谈了五个月就分手的前男友，达利是正儿八经的第三任。
她来上海前我就打了招呼：我这个人很挑剔，所以和我合租的人都走了。如果你觉得和处女座一起生活没关系，那欢迎你来。我是很严肃的，没想到她觉得很好笑，在QQ上打了一排字和一个大笑的表情：“你是HR吧，招室友还面试。”我便尴尬地收起了拘谨。
达利说她狮子座，上升射手，星盘上我们是不相冲的，来之前她就给我转了三个月房租；五月的某一天，她就拖着贴满海贼王的行李箱住了进来。
那晚上我们聊了蛮多八卦，主要是我以前的两任室友，还有我的前男友。说别人坏话总能让两个女生最快形成友谊。在这房子里一个人住了太久，我也开始意识到，我越来越像个穴居动物——吃罐头、睡觉、等快递、拆快递、倒垃圾……虽然井井有条，但周末的快递越来越像虚拟世界恩赐的礼物，有时我感到快递员才是我在这个城市的亲人。
达利的到来无疑让这间房子变得活泼了一些。她有个很怪的习惯，和植物说话。来的第二天一早她就去楼下花店买了一捧雏菊，插在我家废弃的玻璃瓶里。她把那捧雏菊搬到阳台上，说：“你好哇小花花，要快乐生长噢！”
我坐在电脑前，透过老旧的玻璃窗看到她，一截黑色的crop-top（露脐装）紧贴上身，露出大半截蛮腰，腰线清晰分明；两道弯弯的曲线一直延伸到略微高腰的喇叭裤，下面是一片繁华的黑底佩斯利花纹。再仔细看她上面，中长发，绑了一根粗粗的丝质发带，印花和裤子是呼应好的。她身高和我差不多，我看着她，才发觉原来自己也很高。
达利走进来，我问：“你经常这样和植物说话吗？”
“是啊，它们听得懂啊。听得懂就会好好长，真的。”
“噢……我不会养花。以前养过仙人掌都死了，对植物很抱歉。”
“没事，交给我吧！我家有100盆多肉，每天我移来移去跟它们讲话，我妈都要疯了。”
“啊，很可爱啊。”
“太占地方了，你不知道，种东西会上瘾的。我妈现在连衣服都没地方晾，火大了。”
我不禁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阳台去看那沾满水露的雏菊。达利把它放在水泥台上，高高的样子——透过簇簇的花朵，可以看到对面五楼的一家人在厨房里忙着包馄饨。我很少在阳台逗留，更不用说周末的下午——五月的阳光毫不吝啬地照着这把雏菊，丛丛簇簇的白色花瓣细密绵柔，一朵一朵包着嫩黄，嫩黄又包着草青色的花蕊，姿态昂扬。比较看去，我们隔壁的阳台门，一个个封死了像保守而局促的中年人，把阳光拒之窗外；独独我们这家是敞开的，难怪达利会来。
无所事事地宅了一早上，中午我们去楼下的麦当劳点了两份午餐。有时我连家也不想回，就待在麦当劳里发发呆。达利说，上海那么多好玩的地方你怎么可以待麦当劳！
我嚼着可乐里的吸管，不想和她争辩这个问题——“我知道啊，上海是挺多好玩的。”
“有演出啊、展览啊，还有好多好多好玩的小店。我们周末都可以去走走啊！”
“嗯，找时间一起去。”
“现在就去吧！”
她打开手机立马搜索豆瓣上海的同城活动，有个小展览正好在衡山路，复兴路还有几场live，她激动地轻拍桌子，“啊啊啊，都好想去啊！……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去衡山路！”
我看看自己一身已经没型的条纹衫，再看看她那截黑色锁身的crop-top……“等下，我上去换身衣服。”
下午我们就出门了。去衡山路看了一场小型展览，十来个人簇拥在一个丹麦回来的年轻男设计师前，他放着PPT，讲自己的纸艺设计理念。小小的展台上立着十多个几何感的白色纸模雕塑，还算有趣。达利迫不及待去要他的联系方式——她真是无所畏惧——同样年轻的设计师说，叫我“David”，留下一个021开头的号码，一看就知道不会有人接。他也没问我们是谁，转身就去回答其他人的发问。我说“真没礼貌”，达利说“没关系啊，以后可以找他玩”。我赶紧走出门外，想带她迅速离开这个鬼地方。
“其实上海这样的人不少，”我说，“看起来很有趣，其实……也就那样。”
达利并没有听在心里，大摇大摆地过着马路，一条印花阔腿裤嚣张地跨过斑马线，颇成一道风景。她看到开过去的911红色双层巴士，手舞足蹈，“哇，双层巴士！我们什么时候坐一坐！”我说“好的”——可双层巴士不也是巴士么？
大概走了二十分钟，到了季风书园，我们一致地走进地下。达利径直向艺术区，我径直向文学区，我们就像两个目标明确的猎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猎物。几十分钟后在收银台会合，我问她买了什么，她捧着一本《新视线》、一本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还有一本安藤忠雄的书；我没什么新意，拿了新出版的《倾城之恋》——无非是装帧好看，找个理由再看一遍。
走在路上，达利问我：“你以前周末都干吗啊？”
“待在家。看电影，或者看书。”
“看一整天？”
“有男朋友的时候会节制一点……但其实，那阵子也觉得他打扰了我。”
“你不闷吗？！”
“怎么会。我有好多电影要看啊，像《教父》那样的三部曲，一整天都不够呢。”
达利吃惊地看着我。大概，她也没想到室友是这样痴迷室内活动的人。而她恰恰相反，要出去感受新鲜空气，要去看最新的展览演出，还要认识这个城市各种各样新的人……我能感到，她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今天不过是她的第一天。可这一天太漫长了，我们走了几个小时，就好像过了大半年。有太多内容一下装进了我的脑子，我有点累了。
到了晚上，达利说她还要去复兴路上看live。我筋疲力尽，赶紧上了公车。透过车窗看她神采奕奕走开的身影，我松了一口气——“也许，她也觉得和我在一起很累吧。”
五月的夜晚是迷人的。如果坐双层巴士，确实可以触碰到淮海路上高高的梧桐叶子，任由它们轻轻抚过脸庞。我之所以对双层巴士没兴趣，因为几个月前和男友坐过。他选了一个很不巧的日子和我一起坐，冬天，刮大风，实际上并不浪漫。他在露天座位上搂着我，我呆呆地看着枯枝：不知道别人恋爱是怎样，我怎么丝毫没有感到乐趣。
包括种植物也是，前两任室友都种过，只不过没有像达利这样，对植物表达明确的热爱。对有的人来说，植物只是他们生活的“展示”——表现他们热爱自然，就像许多人把“世界和平”当成生日愿望去许一样。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我当然不讨厌室友种花养草，第一任室友离开房子的理由也不是因为这个。一对学生情侣，白天看似温和内向，夜里却动静太大，让我痛苦万分。我想起小时候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半夜被小区连绵起伏的猫叫声吵醒，然后就整夜整夜地开着灯，只得捧起一本长而晦涩的小说才能逼自己睡下去。那对学生情侣动静太大的日子里，我也常常夜不能寐，只好坐起来塞上耳机，放肖邦的钢琴曲当镇静剂。失眠到极致，我可以捧起《百年孤独》从任意一页读起。
后来，那对情侣闯祸了。女孩怀孕了，大学还没毕业，就像所有社会新闻里报道的那样，男孩根本没有准备。两人在我隔壁房间吵到把床砸破。墙也破了，漆也掉了，吊顶的灯也坠地了，家里弄得一塌糊涂。第二天男孩就搬了出去，女孩也没有招呼，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他们有好多东西都堆在阳台上，后来也没回来拿过。
第二任室友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来上海工作，暂时借住我这。他想找到一个好房子后再搬出去，可房子还没找到，他就对每天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心生厌倦——我已算是内向的人了，他比我还内向。每天下班回来后，他好像得了场大病似的，早早坐在床上，对着电脑。有几次我劝自己主动点，和他聊几句，问问他的工作怎样，他总是借口太累了不多说，直到肯说的时候已经离职。他说每天走进2号线就像要上刑场一样恐惧，离职后的有一天，他待在家中给上班的我打电话：“毕楠，我没带钥匙，被夹在防盗门和大门之间的缝隙里了……”我赶紧从公司打的回家。他局促不堪，我怒气冲冲。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上海。
——所以，相比起来，我算这个房子里最有耐心（也最没故事）的人了。前男友几次来，我都没让他在这过夜。不是不想，是怕麻烦。一想到那对学生情侣的下场，我也不免提防起来——我年纪尚轻，为何要为别人的欲望负责？
男友一开始还算大度，久而久之也难以忍受。说分手的那天，他指着我大骂：你他妈是不是性冷淡啊！我没回他，我当然不是。是他太无趣。
就这样，热情的达利来到我生活中。她认识人的速度很快，那晚和我分开后，她去复兴路看了一场小演出，立马就认识了主唱。没过多久，主唱就走进我们家，看到我们散落一地的米粒，叫我“毕老师”。其他人也是如此，永康路上的咖啡师，乌鲁木齐路的买手店主，爵士吧的鼓手，时尚杂志社的插画编辑……她统统都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不可思议地感受她的锐利，达利就像一把尖刀，直插上海心脏。
而我呢，相比起来，我就愚钝许多。往常我视为平淡如菊的生活，任凭隔壁的情侣大吵大闹，任凭大学同学抱怨地铁拥挤，在我看来，生活的节奏只有一种——那是小区里安静坐在树下的老人，不会感到周遭的世界在迅速变动。
但达利的到来无疑也搅动了我心中漩涡。比如她那身黑色crop-top，就像一个每天都会出现的幽灵，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有时我看着她，明明穿的是T恤、是风衣、是衬衫，可只要一想到那件黑色紧身crop-top，我就不由地低下头去，照照自己的样子。
在这种情形下，我渐渐对自己的衣橱心生厌倦。蓝色竖条纹衬衫、黑色西装长裤、藏青色西装外套……统统都像老人一般，待在樟木柜子里发出腐朽的气息。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把它们都扔了。
达利对我的穿衣风格并不多评判。她是聪明的，作为一个时尚杂志编辑，不免拿回一些新刊，指引我看最潮流的时尚讯息。她常常欣喜地告诉我：“毕老师你看，这版是我编辑的，好看吗？”我说好看，又不由得揣测，她是不是借此机会劝我改掉古板。
不过和时尚界比美比浮夸的游戏相比，达利更喜欢这座城市的音乐。只要到了周末，她就会像猎人一样，准确地根据某个活动、某盘专辑，去寻找她喜欢的歌手。有的在复兴路上，有的在淮海路，有的在遥远的复旦大学附近，有的在外滩。达利变成了精准的探测仪，释放着超强的探测信号。从她身上，你能准确知道这个城市的脉搏在哪里，那里有哪些人，分别有什么特征和故事。她会在夜晚和我聊这些遥远的故事，有时我也不免心动——城中那些人，都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一天忽然就到来了。
七月的一个晚上，达利在家，洗好澡她裹着一身粉色睡衣，包着头巾，忽然从卧室门里探出头来问我——毕老师，你月底有空吗？我想请你去个party。
“什么party？”我小心翼翼问。
“其实……就是我生日啦。我想邀请你一起来玩。”
“啊是噢！你是狮子座！”我忽然想起来。
“那你OK吗？”
“可以啊。”这怎么能拒绝。
“耶！那就这么定了！28号晚，SHELTER（酒吧名）！”
达利的粉色头巾迅速闪离卧室门，我赶紧打开电脑搜了下，SHELTER在哪？
第二天我就去ZARA买了600多块钱的衣服。一件丝质的黑色吊带背心，一条破洞牛仔短裤，为了搭这两件衣服，我又去买了一双罗马凉鞋，咬咬牙，一双鞋七八百。想想以后还有机会和她一起参加party，我不免在镜中上下打量自己——还像我吗？一个国企职员——那就对了，就穿这身。
28号那天下午我早早地化了妆，眼线画了几遍，晕开了又重新画，棉签擦到心烦。花了一个小时才搞定脸，我穿上黑色吊带背心、破洞牛仔短裤、牛皮罗马凉鞋，想想还有什么不对……又在家花了半个小时涂脚指甲油。
打的到永福路，SHELTER门前已经人头攒动。夜晚的法租界，就像张爱玲小说里的情景——而且永远都在那情景里似的，不管现在是21世纪还是22世纪，好像都停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只不过路上走的是穿热裤的洋妞、戴棒球帽的潮男，路边蹲的是文龙文身的女孩……
我其实有点不安，不知道会遇见怎样的人。达利发了条短信问我，毕老师你到了么。我回她“到了，我在门口”，过了很久她才出来，——原来那地下信号不好，她没收到。
她漂亮极了，穿了一件紧身的红色丝绒吊带短裙，下面是黑色短靴，脖子上有蕾丝边的CHOKER（贴颈项链）。她的眼线画得很粗，看起来比平日浓重许多。她走过来热情地拥抱了我，“毕老师！”好像我们从来没有住在一起似的，我被吓了一跳。
寒暄了几句，达利等到了其他朋友，在门口一一向我介绍，也把我介绍给他们。其中有歌手，来过我家的那个；还有那个“David”（没想到他们真的玩到了一起）；一个学哲学的海归女博士，其实业余是个情感博主，给沪上画报写专栏；还有一个男人，看起来年纪比我们都大，戴黑框眼镜，留胡子，格子衬衫领小而尖，一副绅士的样子。达利腼腆地说，他是任先生。
任先生语速平稳，介绍自己是个艺术策展人，很高兴认识大家。他讲话始终保持微笑，我看他的手揽在达利腰上，自然也明白了，这是达利的男友。
我们一行人走进地下，我走在最后。女博士勾着David，不规则裙在隧道里飘飘摆摆，高跟凉鞋踏得“咯噔咯噔”。歌手兀自独行，双手插口袋，牛仔裤上印着两个大大的“M”。达利和任先生走在最后，任先生挽着她的腰，达利双手都环抱着他，头紧紧靠着他的肩膀。两个人黏腻极了，应该是在热恋。
我跟着这群人走进去，原来SHELTER是个地下酒吧。长长的防空洞隧道绵延不尽，被幽暗的光照着，一直通向最深处。到了里面，人声鼎沸，完全和外面和地上的静谧不同。音乐已经开始，一个沪上知名电子乐队已经放起了乐曲。左边是一排长长的吧台，围坐着一排喝酒的人；舞池中央是一群拿着酒杯听音乐舞动的人，达利远远地隔着人群，和乐手们挥了挥手。
待我们走到更里面，又是一个别有洞天的防空洞，纵向隔开好几层。我们找了一桌坐下，贴着石壁，密不透风，旁边几桌已烟雾缭绕。此时我再看手机，信号为零。达利忽然腼腆地问大家：“你们要喝什么，我去点。”任先生拍拍她屁股，示意不用。他微笑地问我们：“你们说，我去点。”
大家报了一堆复杂酒名，任先生笃定地记住了，走向吧台。
女博士八卦道：“哇达利，你男朋友好绅士哦！”
达利不确定地说：“是吗？毕老师你觉得呢？他好不好？”
我问：“你们怎么认识哒？”
“就一次看艺术展……他是策展人，看我一个人看展，主动找我聊天的……”
“搭讪喔……然后呢？”女博士问。
“那天他约我吃饭，带我去了外滩四号。后来也吃过几次……”
“好主动！就喜欢这种男人，够man！”女博士又评道。
“Marisa你下周是不是要写一篇两性评论讲男人的荷尔蒙？”David掏出一包烟，一边分给她，一边戏谑地说。
“说不定噢。这比写女人穿什么好看多了。无聊的女读者最喜欢看怎么追男人。”Marisa（这个女博士）叼起烟，用烟头接了David的火。
歌手忽然想起来问我：“对了毕老师，你是做什么哒？”
我愣了一下，根本没想回答这个问题。达利解围说：“你上次来不是听到了吗？毕老师是HR。”
“噢！想起来了！那个电台……”歌手忍住笑，“所以你真的是HR吗？”
我说：“是啊。”
David跟着问：“国企HR是不是叫‘人事’？”
女博士“扑哧”一下笑出来，“是的是的，我妈以前在一个大国营单位，她们那都叫人事科什么什么主任。”
我微微一笑，幸好任先生这时端来酒杯。大家点了浓烈的Martini（马天尼）、Mojito（莫吉托），还有Long Island（长岛），一长串名字，我只得以颜色分不同。
众人集体干了一杯，齐声道：“Cheers！”任先生抿了一口Martini说：“毕老师今天穿得好漂亮。”达利笑道：“是啊是啊！我从没见她这么穿过！”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羞愧极了，赶紧端起酒杯，用杯子挡住尴尬的表情——真想钻进旁边的石壁里。
外面的新曲子响起来，达利说：“那是我最喜欢的！大家去听吧！他们的电子可棒了！”
女博士和David掐灭长长的烟头，随即扭动身板走向人群。歌手去向吧台，达利拉着任先生也钻进舞池。我端起酒杯，顺着人潮流进了防空洞中央……
SHELTER成了一个封闭的空气罐，各种颜色——黄的绿的红的紫的白的黑的透明的都交融在一起，黑暗吞没了所有颜色；它也装进了各种气味——烟味酒味薄荷味橙汁味香水味荷尔蒙味，都杂糅在一起，混成了一种迷离。光线不断打在石壁上，在我的头顶，我的眼前，我的身后，它们无时无刻不在闪现舞动。我捉摸不透它们的规律，像电子乐浮现在我脑海，成了一道道起伏的折线，忽高忽低。我端着那杯轻轻透着气泡的柠檬色Mojito，大片大片的薄荷叶漂在酒精中，仿佛在舞池跟着“折线”轻轻摆动。我闭上眼，左手插口袋，想象气泡不断冒出破裂的样子，忽然忘记了自己是谁，身在何处……
忽然，有个人搭上了我的肩。我睁开眼，回头一看，是任先生。
他把我的酒杯轻轻取过去，贴在我耳边问：“你真的叫‘毕老师’吗？”
“我叫毕楠。”
我看看他，这个中年男人—— 一副黑框眼镜底下藏着一双瞳孔很深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泛着各种光，分不清哪些是霓虹，哪些是酒杯映射的颜色；他的嘴唇很厚，轻轻地又说了声：“毕楠，好名字。”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手—— 一双厚大的手，右手正搭着我的肩，挑拨了一下我的黑色背心吊带，又顺着那丝质吊带，慢慢地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