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爱”与墨子“兼爱”的相异相通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贪图一己私利导致战祸不断，社会秩序崩溃，民不聊生。诸子百家以保民利民为出发点提出了各自的救世良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儒、墨两家是当时极为盛行的思想学派，儒家倡导以“爱人”为核心的“仁爱”思想，墨家则提出以平等互爱为根本的“兼爱”主张。“仁爱”与“兼爱”思想虽然在爱从何来、如何施爱等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实现要求，但二者都强调对爱的追求，注重“仁义”至上和公利至高。历史地看，“仁爱”与“兼爱”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论瑰宝，对二者进行差异性与共通性分析，有益于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奴隶社会日渐衰微，并已经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型。此时，各家学派纷纷涌现，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各自的救世良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墨两家是当时极为盛行的思想学派，但墨家的鼻祖墨子曾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儒者，后因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而逐渐走向儒家的对立面。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分别是儒家和墨家的核心主张，虽然二者在爱与施爱的方式和要求等问题上分立相异，但绝非完全对立，亦有相通之处。

一、“仁爱”与“兼爱”的思想内涵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价值体系。社会各层人士为谋求自身利益，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集团。中国古代的各家学派在此时可谓异常活跃，其中，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主张尤其受人追捧。但由于自身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儒、墨两家围绕等级与平等、爱与施爱展开了激烈的辩说。

（一）“仁爱”以“爱人”为核心
“礼崩乐坏”强调的是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僭越，这一重大变局始于西周末年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完全崩溃，而孔子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孔子慨叹礼崩乐坏，实际上就是慨叹政事制度、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遭到了破坏，并且他认为这些秩序关系得以维护的前提是坚守“仁”的品质。
在孔子的“仁爱”思想体系中，“仁”的具体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其核心始终是“爱人”。孔子所倡导的“爱人”并不是毫无区别地爱所有人，而是以“身—家—国—天下”为亲疏等级，是一种“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爱。

按照既定的社会等级，仁者“爱人”首先要“亲亲”，即亲近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爱己”则是“爱人”的前提所在，孔子认为人只有高标准要求自己才可以对应地要求别人，只有先自爱才能够拥有爱别人的能力。为此，费孝通曾用“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来形容孔子“仁爱”中的亲疏关系：“己”就是波纹的中心点，一圈圈推出去，先是亲人，再是他人，这些人与“己”的关系将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最终所要达到的“泛爱众”标准，则是仁者一生都在追求的最高境界，只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建立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行为规范。

（二）“兼爱”以平等互爱为根本
墨子所处时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已然衰败，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开始以独立个体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并要求获得平等的生存机会和经营权力，墨子的“兼爱”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墨子认为，国家战乱频仍、诸侯纷争不断的原因是人们只“自爱”而不相爱。对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思想主张，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亲疏远近之分的，并希望借此解救身处于水火之中的平民百姓。

墨子所主张的“兼爱”是一种无差别的爱，是以平等互爱为根本的博爱思想。他认为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是统一的，即《墨子·兼爱》中所言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意思是我们要将他人的身体、家庭和国家看作是自己的身体、家庭和国家。具体来说，天下百姓是平等互爱的，富贵的人会接济贫穷的人，身强体壮的人会帮助体弱的人，身怀道义的人会教导知识浅薄的人。若天下百姓均能做到“兼相爱”，那世人便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再生事端、亏人自利。墨子作为出身平民的圣人之一，代表的是社会下层平民阶级的利益。在墨子看来，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应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并可以在法理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参与社会生活。

二、“仁爱”与“兼爱”的分立相异

《吕氏春秋》曾记载：“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孔子围绕“仁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道德体系，墨子则将“兼爱”作为墨家救世的核心主张。儒家和墨家都高举爱的大旗，但各自爱的旗帜上却书写着不同的内容、传递着不同的信息。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孔子和墨子都选择将“天”作为立论依据与保护力量，以确保爱能够得到上天的庇护，并为其“仁爱”和“兼爱”寻求合理的理论基础。但是，爱从何来？孔、墨二人对此的解释和论证又有所不同。孔子的“仁爱”思想强调爱是由上天决定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本性，而墨子的“兼爱”学说则否认了天命之说，认为爱只是顺应上天的要求，是天所附加的一种外在约束。

三、“仁爱”与“兼爱”的相同相通

孔子出生在恪守周礼的没落贵族家庭，他将爱视为世人与生俱来的内在本性，而墨子则更加理解平民百姓的苦痛，主张视人若己、利人利己，以期建构人人兼爱天下的美好社会。但究其根源，“仁爱”与“兼爱”思想都是基于混乱动荡的社会背景而提出的救世救民的理想主张。总而言之，仁爱思想和兼爱思想既在某些方面对立，又在更高层次上相互统一，互相补充。

孔子和墨子都深刻认识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危害，但他们并未否认所有的战争，而是齐声斥责不仁不义的兼并战争。孔子虽然希望消灭所有的战争，但认为在没有实现天下归仁之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孔子并非惧怕战争，而是不轻言战争，强调用慎之又慎的态度对待战争。因此，孔子将天子视为发动战争的至高权威，认为在必要时可以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墨子同样将战争视为天下之巨害，并提出了“兼爱”“非攻”的反战主张。墨子认为，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天下人相别而不相爱，若大家互相爱护、视人若己，那么诸侯相爱、家主相爱、人人相爱就不再是奢望。与此同时，墨子也认为战争有义与不义之分，他反对不义的攻伐兼并战争，而肯定了古代圣王的诛罚之争。由此可见，“仁爱”和“兼爱”思想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追求和平，希望国与国之间能够和平共处，人与人之间可以和睦相处。

孔子和墨子立足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以追求和平为共同的出发点，旨在实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稳定、天下百姓之间的和睦安宁。在这共同的愿景下，其思想也体现出了相通的价值观，即都将“仁”视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最高标准，高度重视“仁”的存在。
孔子将“仁”视为“仁爱”的最高道德标准，认为爱护、帮助他人是人之本性。墨子的“兼爱”思想同样强调“兼即仁矣”，认为仁者一定要做有利于天下人的事，要阻止有害于天下人的事。也就是说，在“仁爱”和“兼爱”的思想中，都蕴含着“仁”的价值观念。

孔子的“仁爱”之“仁”强调从亲亲出发，通过推己及人发展为“泛爱众”，也就是实现天下之博爱；墨子的“兼爱”之“仁”则是从天下相爱出发，最后回落到爱亲爱己之上，即“人报我爱利吾亲”。从中不难看出，“仁爱”和“兼爱”思想都主张爱己、爱亲和爱众，虽然在爱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都认识到了“仁”的重要作用，并且他们主张用“仁”来提高自身修养，以维护人际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与关怀，并由此延伸至国家社会的治理方面。
（三）公利高于私利：二者的利益观相通

孔、墨二人在义与利的关系方面各有侧重，“仁爱”思想强调以义为上，即用义来约束利，而“兼爱”思想则强调贵义尚利，认为义与利同样重要。由此可见，二者的义利观存在差异，但他们对于利的态度却有着相通之处，均认为国家社会的公利要高于个人的私利。
结 语

孔子和墨子身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一生都在为天下百姓的相安和睦、国家社会的稳定和谐而四处奔走。“兼爱”思想反对尊卑之序，希望君臣百姓之间能够毫无差别地相爱。但从长远来看，这恰恰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意愿，使其成为一种理想化、空想化的政事主张。反之，“仁爱”思想则植根于西周的等级制度，所主张的尊卑、等级之别尤其满足了统治阶级的政事需求，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效用性。因此，儒家之学逐渐发展成为官方正统之学，而墨家思想却逐步衰败、几近消亡。但不可否认，“仁爱”与“兼爱”思想中蕴含了很多处世精髓，其中所强调的“仁义”至上、公利至高、和谐共处等思想主张，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