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的心无所依，影片背后的历史矛盾

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得到认可的同时心有所依，这可能是桃姐最大的心愿。
《桃姐》是一部带有殖民历史的怀旧和送别味道的电影，桃姐和罗杰亲情的建立，固然是由于桃姐在梁家工作历60余年。更重要的是，桃姐并不属于梁家以外的亲属网络中的一员。

另一方面，罗杰中年未婚，家人移民，才和桃姐形成了一对一的相濡以沫的关系。两个自外于现代核心家庭的未婚者形象，是影片叙事和感情动力的基石。
“自梳”文化
影片虽未直接点明桃姐未婚的原因，香港观众却很容易在桃姐白衫黑裤、长辫的旧照片中，认出她是常见于过去香港富人家庭的“子姐”。

她们年轻时自愿“梳起不嫁”，以获得“抛头露面”外出谋生的资格，成为自外于传统社会夫权制的独立经济主体。
自梳女诞生于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浪潮冲击出的缺口之中，从封建家庭包办婚姻中逃逸出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个体，本来是“五四”传统以降文艺创作的一种常见模式。
当然“五四”意义上的“解放个人”，除了为新兴资本主义市场释放劳动力，还在于让个人从家庭氏族的组织中脱离出来，成为民族直接控制的现代公民。“自梳”的意义很容易参照这个传统获得理解。

《桃姐》里，自梳则助推了以桃姐为自身主体性的“个人的灭”，终身不嫁令桃姐除了和梁家建立内部经济关系和社交网络(罗杰几位同学)之外，几乎完全隔绝于外界社会，经济体系。
因此我们看到桃姐葬礼现场，除了梁家人，就只有桃姐在离开梁家后结识的坚叔，作为不速之客造访了这个家族内部的悼念仪式。这种前现代的主仆关系，同现代社会体制并置时存在的矛盾与张力。

桃姐的焦虑
在现代空间的通视下，桃姐的身份被无从安放养老院老人戳穿。“春桃”是丫环的名字，疑问桃姐为何没有家人，质疑罗杰和桃姐的关系，都令桃姐感到焦虑不安，难以辩驳。
只有不问桃姐身份的梅姑，才和桃姐建立了情谊。对罗杰主动的经济援助，桃姐颇为敏感地反复申明“我有钱”“不要花你的钱”，恰似焦虑之下的应激反应，即尝试将主仆关系抽象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雇佣关系。

毕竟劳动所得之外的收入即便不是以赏赐的名义，多少也是令纯粹的雇佣关系不再纯粹的危险品，相比起来，并非货币的实物馈赠，比如腐乳、燕窝、围巾更为安全。当以这种身份焦虑获得解决的时刻，就是桃姐坦然接受罗杰经济资助的时刻。
影片中安排了两次“去焦虑”的场景，一次是旁人问罗杰是不是桃姐的干儿子，罗杰略一思衬后大方承认，桃姐且喜且愧。这次的焦虑只是在社会符号的意义上，赋予桃姐一个准血缘关系的身份。

但桃姐和梁家人在一起时，主仆关系仍然存在，直到在罗杰邀请桃姐一起拍摄全家福照片—一个在梁家内部符号系统中安放桃姐的举措，桃姐才真正自认为被梁家接纳为其中一员。
紧接着，就是桃姐以长辈姿态，令罗杰借钱给坚叔，正是由于血缘家庭位置的获取和确立，曾几何时锱铢必较的桃姐变得异常大方：“由得他去偷吃啦，还能吃得了多久？”，联系造就和维系着“桃姐”前现代身份的社会历史体制。

电影背后的社会体制
《桃姐》这种“去焦虑”的策略和身份的再定位，便显得意味深长—香港的现代化在英殖一开始建设起，就是一种“殖民现代性”：从开埠伊始实行华洋分治，到20世纪70年代后港英发展英人与本地精英华人合作管制，建立起有利于商业贸易体系，推行经济实用主义的同时弱化民众参与意识，使得香港并未发展出西方“原生现代性”所需的市民社会。

在文化上，为防止“五四”激进主义自北而渐，殖民政府有意庇护传统儒家文化和旧习俗，使得香港很多方面的“现代化”反而晚于大陆，如维护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大清律例》直到70年代还在香港合法存在，而蓄婢制度也一直阳奉阴违，屡禁不绝。
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带来的身份优越感，及大陆历史事件给港人造成的恐惧心态，使得香港主流在英殖民统治之际，不但没有大力支持摆脱殖民管制架构，反而出现保殖的呼声。

同时，回归时“五十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的措施，实际将香港“急冻保鲜”，把其中殖民管制的精粹—重经济，轻政治，行政主导的权力格局保留下来，让高度自治成为殖民管制的改良版。
桃姐的身份焦虑，正反应出港人面对殖民历史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面对主人家不乏温情与回忆，甚至贯彻主奴逻辑以贵族高标准要求现代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主仆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脱节和滞后感到无力。

较之以往许鞍华电影中漂泊的小人物自救自立的故事，《桃姐》中焦虑地解决策略显简单粗暴，并非桃姐通过重新梳理和界定个人生命而完成主体性的重建，而是凭赖主人之手获赐一个类血缘家庭成员身份，这个家庭还是以“世界公民”的面目出现。
其实我们生存的环境本就是矛盾结合体，总是在犹豫中做出决定，而这种犹豫在长期的环境下，转变为我们对自身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