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之形》：浅析西宫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及和解方式

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我们相互找到，然后一起发光，这种光才能把那个压榨的阴霾照亮。 ——熊浩
作为一部难得直接把“校园暴力”放到台面上谈的成长电影，《声之形》的普世价值应该是比较高的，然而豆瓣却只给出6.8的评分，真的如网友所说的是感情线和西宫的“圣母”情怀拖了后腿吗？
日本的动画电影普遍都存在两种进行成长的话语模式: 一种是高度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大时代背景相挂钩，如《千与千寻》就是以泡沫经济危机下的日本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千寻在两个世界保留了“真我”的故事；另一种则是主动淡化时代背景，去突出个体的生存空间，如新海诚的新作《天气之子》就是在隔离时代下淡化了阳莱的使命感。跟前者不同的是，这类型的“成长”会更加重视青春的主体和个体的成长状态。去除掉历史文化这种不可逆因素带来的悲剧，成长就容易变成了一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但依旧有温情的旅途。《声之形》结尾的“互相救赎”，就是占了这种优势。在讲“和解式”的救赎是否应该存在之前，我们先谈谈事件的动机以及主角的成长历程。

西宫暴力事件的背后是难以被纠正的处事观和生存方式
《声之形》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校园暴力”和“残障人士”糅合起来，生成了一个不太容易被观众理解的西宫硝子。影片出现了以石田为首的小群体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去“拒绝并绞杀”西宫，如抢走她的助听器，在黑板上涂字攻击她，把她用来交流的本子扔到水塘里，最后作为受害者的西宫在这种不带掩饰的“校园暴力”中主动离开了。
跟大多数受害者不同，西宫的退出不是对“校园暴力”的反抗和隐忍而是对自己的惩罚。听力障碍使她成为集体中特殊的那一个，为了恢复集体的统一，她成为了被牺牲掉的那个。因残障而与世界隔离的西宫在习惯性沉默中萌生了一套自己的处事观，身躯的不完整使得她自卑地认为自己不配活得好，更加不配给别人添麻烦，哪怕这种麻烦不是自己刻意带来的，但也是听力障碍带来的。
西宫从不幸的那一刻开始，她就对周围人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她无法满足母亲让她和健全孩子一起上学的要求，又害得妹妹放弃了学业，导致帮助自己的同学成绩落下，合唱队里面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拖了后腿，无法传达的歉意就这样一直被压抑在心里，得不到谅解得不到宽容，成为了伤害自己的利刃。离开反倒是成全了她对自己的惩罚，从而延迟她自杀的进度。正是因为西宫置换了这场暴力的受害者，所以五年后当这群施暴者再度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想到了自杀，了断对别人的伤害。

可事实上，她并没有犯错，但是全世界包括她自己都觉得她错了，弱者在社会的生存价值被绞杀了。这个社会，不单单是受害者出现了认知障碍，连这场暴力的行凶者都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西宫并不是作品重点塑造的人物，从成长的角度和表达效果来看，真正肩负着教育意义的是石田将也，西宫只是作为“霸凌”的对象将矛盾给扯出来，但完成成长的步骤还是让给了石田。
石田是以惩罚特殊者的心态对西宫实施暴力，植野欺负西宫是因为石田能够获得快乐，而川美并没有动手参与霸凌事件，只是在后面嚼舌根。这三个人分别对应三种动机的暴力，石田是替“社会”行道，这种害怕特殊者而格外强调团结的心态在日本比比皆是；植野是替“爱”行道，只要能够和喜欢的人站到同边上，方式不重要；川美是替“自己”行道，害怕因沉默而变成特殊者被凌虐，选择成为加害者趋利避害。
从动机出发，真正有“区别对待”的两者是石田和川美，川美是被动的，石田是整场霸凌的导火线。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中，作品的处理方式是通过纠正自变体从而来减少因变体，所以纠正石田的价值远远高过于其他人，更重要的是石田的霸凌不是为了暴力而暴力，这种非根生的恶是可以被动摇的。从施暴者变为受害者是为了让“顿悟”变得合理，但石田的赎罪过程只是次重点，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点在于石田是个体的忏悔。

石田的个体赎罪是为了让忏悔变得真挚，达成和解
《日本人为什么不谢罪》一书中提到了日本对于侵华战争不是不表态，只是他们内部用的是“集体的道歉”。集体的道歉从本质来说，并非发自内心的忏悔，集体容易包庇个体，个体在得到掩饰后更容易萌生出与社会对立的利己主义，从而弱化了道歉的真诚度。是否真诚道歉已经不重要，反正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忏悔，并有资格获得原谅或者说被不被原谅也可以不在乎，用更直白的话来解释就是法不责众，跟大众走总没有错。
为了避免石田也走上这样的道路，《声之形》特意弱化了作品的时代背景，从而使得人们直观地看到了纯粹的暴力，而且这场暴力的行凶者还是集体认知的问题。
集体的自我是比个体的自我更危险的崇拜对象，他会将每一个皈依者微不足道的力量结合成巨大的集体力量，从而摆脱了某种限制的理智和意志的控制，使其完全受到欲望的支配。祖辈父辈一家子走在前面替熊孩子道了歉赔了罪，只会加重熊孩子“罪不至死”的认知，造成坏人利用受害者的无奈感和社会的“真理”循环进行霸凌。忏悔群体的数量成为了每个真实自我的保护伞，当真理的对立面是每一个人将自己的自我中心投向社会的时候，加害者更可以不带罪恶感地使他的利己主义走向极端。所以大连男孩奸杀了女孩后还能若无其事地试探其父亲，甚至在群里肆无忌惮地说着自己的犯罪证据；所以语文老师才会强奸房思琪后还毫无顾忌地放任她的离开。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人会高举“受害者有罪论”的旗帜。

忏悔的本质是醒悟、达成和解，但集体会包庇没有愧疚感的个体，在集体的拥护下，他们忏不忏悔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目前都没有处置集体犯罪的好手段。再加上快餐效应和互联网的作用，久而久之事情就会风消云散，如同本该得到重视的豫章书院暴力事件才会继续被放纵了两年。因为我们很难意识到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集体舆论退化后受害者依旧会受罪的事实。
这也是为什么《声之形》只格外刻画石田的“忏悔”，一个是想通过动画作品尽可能去减少“可变”的暴力，另一个是想通过石田对受害者传达一份更真挚的歉意。那些受到校园暴力的弱势群体，不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去惩罚别人对自己犯的错。
当伤害已经造成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止损，不要再有其他类似的受害者出现。石田无法去改变对西宫造成的伤害，但相比之下他还是有在尽量弥补。这一点小小的尽量，起码让我们看到他忏悔的心。在犯错的世界里，不知悔改才是实恶。

霸凌只是导火线，关注残障人士才是作品的重点
作为曾经带头伤害西宫的石田，最后得到了拯救并获得了西宫的爱，这样的收尾也让很多观众愤愤不平?
跟很多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不一样，西宫的特殊在于听力障碍的不幸带给了她另一个不幸。《黑暗之箱》里有一句话，惯性沉默之后，也不会再说话了。身体的残缺造成了西宫对世界的感知出现了错误，不单单如此，尽管植野所犯的错不值得被宽恕，但在摩天轮上与西宫的话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为什么所有人在知道犯了错之后，会刻意对西宫好，然而植野却成为了那个例外?
有人认为植野对石田的喜欢造成她对西宫的挑剔和抵触，其实我觉得不全是这样。西宫的特殊养成了她敏感的性格，在与外界共处不和谐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会先把错扛下来。撇开剧情不谈，人真的会讨厌那种把所有的错都往自己身上揽的“圣母”，这跟吵架的时候说“都是我的错”的攻击性差不多，你说你错了但你错在哪？

西宫觉得自己有听力障碍是错的，破坏了他们的友谊是错的，甚至连接受他们的道歉都是错的。而这一切错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少女的负罪心，她之所以觉得错是因为她潜意识认为自己不配。
一个劲的否认自己，把自己放到最低位置的生存方式，是西宫的处事观造成的，但对于健全的植野而言，这种压低自己姿态的方式就是刻意在彰显自己的宽容大度，是在拒绝与他人平等共处。如果西宫还是这样的处世观和生存方式，那么他们道歉的意义根本就不存在。
植野讨厌的其实不是听力有障碍的西宫，而是那个什么都认为自己不配的弱者西宫。
霸凌确实是《声之形》的主要矛盾，但却不是造成西宫悲剧的第一原因。霸凌是故事主矛盾的根源和矛盾发展的推动力，与之相对的是听力障碍和人物相处方式才是矛盾发展中显性、客观的障碍设置。
前段时间有个很有意思的热搜“#肥胖的人更容易被暴力#”，《看脸时代》中的男主一开始会成为这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就是源于——长得丑，这跟西宫听力有障碍的设定有异曲同工之妙。
《声之形》真正要讲的不是存在于缺陷的校园暴力，而是因为自身不足引来的霸凌。
从石田对西宫犯错的那一刻起，这种创伤性的伤害就是无法逆转的。但为什么明知道伤害已经存在了、观众会抵触不买账，电影还是硬让这两位主人公互相救赎? 故意煽情真的是《声之形》的别有用心吗？
我们只看到了石田对西宫的显性伤害，却忽略了石田从施暴者到受害者的隐性伤害。《声之形》自然不可能去呼吁观众理解宽恕石田，该不该、想不想原谅石田是西宫的事，与旁观者无关。但作品起码想传达不单单只有西宫受到了霸凌，还有犯了错的石田。通过暴力解决暴力的方式或许是最有效最便捷的，但这样只会让我们变得曾经自己也讨厌的一类人。

另一个是《声之形》从得到了日本聋哑联盟的帮助后，主创对原漫画就刻意进行了调整，弱化了漫画中容易被诟病的暴力问题，将重点放在残障人士的社会生存空间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关注残障人士。
石田对于西宫的爱，与其说是男女情，不如说是在接触到了西宫懦弱敏感的一部分，石田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幼稚行为，并做出的一个类成年人的表达方式。而西宫在被暴力的过程中还对石田产生好感，是因为她本来就没认识到这就是霸凌，撇开校园霸凌不谈，这种爱更像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对于一个在世界欢呼的人的向往和憧憬。如果石田不是站在某个小世界的中心，他也就掀不起这场闹剧。西宫学会爱世界的方式，就是接受了别人对自己的试探和照顾。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替两个人和解式的救赎提纯，而是原漫画在取名上就是奔着交流、忏悔、救赎去的(听残障人士的声音)。作品最终还是想告诉我们如何解决矛盾，跟石田和解是西宫的处理方式。而如果电影一个劲地奔着“霸凌”的主题，“残障人士”身份设定的意义就大大打折了。
前段时间，韩国被爆出了“集中营”后，不少网友便谈到了韩国电影的实质性意义，口头语言打得再漂亮，也无法改变什么。但事实上，所有革命性质的改变都是缓慢的，我们看不到的减弱性伤害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温柔之歌》是蕾拉16年的作品，讲了保姆杀死了主人家两个孩子的故事。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时候，伴随着杭州保姆杀人案同时得到了关注。记者在采访的时候问道，为什么每次都能耐心打点房间、安顿孩子的保姆会起了杀心。对于这个问题，蕾拉表示，文学并不是需要给出一个答案，而是为了提出问题。谈判专家熊浩学长在《非正式会谈》也说了类似的话，节目真正的意义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出问题。
文学、辩论赛、电影都好，他们只是作为媒介尽可能将信息放出去，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还是靠人类本身。也许我们能够替“受害者”谴责那些“施暴者”，但原不原谅的权利应该还给受害者。比起谴责施暴者，《声之形》更想为受害者做一些实质性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