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相比同年国际上发生的种种事务，这段历史似乎显得太过微不足道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以及丘吉尔感冒。
七十年后，导演冯小刚却把这段历史拍成了影片搬上了银幕。或者应该说，经过了十八年反复三次的修改审核，这部影片终于能够搬上银幕。

《一九四二》，冯小刚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部为了迎合票房的影片，但读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后，他说：“希望能在我活着的时候，把这部电影拍出来。”
没有高歌胜利，也没有粉饰太平，冯小刚用最真实的镜头，揭开了那段灰暗的历史，在安逸的年代，警醒着每一个中国人。

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1942年，河南，旱灾与蝗灾并行而至，颗粒无收，老百姓哀鸿遍野。
影片并没有过多地去渲染这场天灾，只在影片的开头，用本篇开头那段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点缀了一下情况，配着银幕上一片干涸开裂的土地。
东家老范是河南延津西老庄村的地主，虽家财万贯，但在没有收成的光景下，也免不得要离开家乡，到外地避祸。

全县的老百姓，扶老携幼，集体西迁。对于农民来说，这是逃荒；对于老范，他觉得是避祸。车上囤着充足的粮食，他想着，只是带着家人换一个地方呆一阵子，等到灾情过去了，东山再起。
只是，在遭遇了一场日军轰炸和国民军队劫掠之后，老范一家同样被拉到了贫困线上。

这条熙熙攘攘的饿殍长龙，向着未知的前方蠕动。人们面黄肌瘦、灰头土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每一天、每一刻身边都有人死去，这早已成了习以为常。人们甚至感受到的，都是一步步接近死亡，而死亡本身可能反而是一种解脱。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填饱了肚子，才能言仁义道德。
我们无法去苛责那些当兵的煮了灾民的驴，也没资格去耻笑为了两块饼干而愿意跟栓柱睡觉的花枝。

饥饿，让人类返回到动物的本能。纵然是地主也好、贫民也罢，在饥饿面前，也得啃树皮、吃黄土。
当老范的女儿星星被现实拉下了高贵的气质，凭着念过几年书赢得了卖身到妓院的机会的时候，最后的一层遮羞布也荡然无存。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饿犬啃噬着尸体以充饥，吃完了树皮和黄土，易子而食已然不只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传说。
1942年，河南的老百姓退化成了野兽。

外敌屠戮，内政腐败
一边是饿殍遍野的河南，一边是灯红酒绿的重庆。镜头一转，简直就是地狱和天堂。
层层瞒报、层层扣押，高高在上的国民政府终日忙于在所谓外邦面前的做秀，以赢得所谓的国际友邦的支持。
这样的秀场，像极了《八佰》里的四行仓库，民众和士兵的生命，在国民政府的觥筹交错间，不值一提。

李培基身负着为河南老百姓请命的重任，可看到秘书为蒋介石汇报国际八卦新闻，竟自惭形秽，开不了口。
在他的眼里，河南千万老百姓的命，也竟不如那些国际八卦来得重要。这样的一个父母官！

如果只是天灾，那无可厚非；但是人祸，却让老百姓走投无路。
蒋鼎文四十万大军，面对日本仅六万人的军队，竟溃不成军。什么迂回作战，什么策略性放弃，蒋介石退出河南的命令，一大仓库的米粮白面，竟拱手让给日军，却不留一点给到河南的老百姓。
要不是和国民党的退军遇到一块，老百姓们可能不会丧命。在日本鬼子的空袭下，国民党军队在逃命的同时，还不忘掠夺百姓、强抢民女。
悲哀啊，悲哀！

高高在上的蒋介石，从来都不知道河南灾情之严重，或者说他没空理会河南灾情。即便看到了白修德拍下的照片，他更关心的是舆论的影响。
舆论等同于做秀，于是下属会对外歌颂委员长每顿饭减两个菜，支持抗战大业。就连枪毙政治犯，也被装扮成一场政治秀场。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国民政府的腐败体制下，赈灾的粮食成为了军需处长和当地官员的发财机会，深谙世故的官员还不忘从灾民中挑选一批好看的姑娘，来给军需处长“接济”的机会。
老范失去了所有，心灰意冷，蹒跚在回往家乡的路上。“想的就是个死，就想死的离家近点。
1942年，河南人民除了死，别无他路。

这是一段极其惨烈的历史：1942年，在腐败的国民政府统治下，300万河南人民活活饿死。
300万，这个惊心触目的数字，在冯小刚的镜头下被重塑，让我们重拾了这段不堪的历史。
我相信，但凡有些良知的中国人，绝不会对这样的作品付之一笑，更不会恶语抨击。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电影说尽了绝望和痛楚，但更带来了思考和警醒。
在如今衣食无忧的日子里，端详着餐桌上的白米饭，味道是有了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