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一九四二》：我们都在逃荒的路上

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却并不为人熟知、即便为人熟知也早已为人忘却的故事。
在众多APP一遍遍神经质地追问路人“你幸福吗？”或者通过一段秀表达“我们多幸福啊！”
在网络上看似幸福逼人、歌舞升平形势大好的今天，饥饿、逃荒、灾难，这样的字眼显得不合时宜。
这种题材的电影也注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在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位小姐姐问：“电影《一九四二》您看过吗？”
得到的回答是：免费请我，我都不会看，我宁愿看《唐探》。

我看了，很认真地看了三遍，并且被深深地感动。
你知道这年头，感动比感冒要困难得多。
时间，1942，抗日战争的关键一年；地点，河南到陕西的路上。战争、旱灾、政府的漠视，迫使成千上万的河南人背井离乡选择了逃亡。风餐露宿的长途跋涉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因饥饿和病痛死去，尸体无人掩埋，野狗分食。我看见一张张绝望的脸，一双双空洞的眼神。希望真的就在前方？到了陕西就能活？没有人知道答案。他们只知道抬起腿，往前挪，一步又一步，艰难而无助。河南人一遇灾荒就往陕西跑，就如山东人闯关东一样，成了一种习惯和本能。
逃荒路上，瞎鹿为了追一头偷丢了的驴而丢了自己的性命；花枝想用自己的身体换三块饼干；星星也只卖了5升小米；刚出生的孙子被老东家活活闷死在怀中……
“生命如蚁兽，麻木比所有悲伤都深刻；惶恐只是起初，劫难在人们心中。”姚贝娜忧伤的歌声破空传来，像一双无形的手，一刻不歇地揉搓着我的心，让它始终褶皱，不得舒展。

沉浸在故事中，我久久不能释怀。是该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还是该打家劫舍以身换粮不择手段只要能活下去？是像老马一样舔食日本人刀尖上的施舍，还是像栓住一样死死攥紧风车只为了答应花枝的那句承诺？如果是我，生死关头，我该如何取舍？扪心自问，我竟迟迟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样的犹疑让我深感沮丧。
我一直在想，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是什么帮助这个民族，度过一次又一次近乎灭顶的灾厄，破除一个又一个在劫难逃的魔咒，缓慢而坚毅地前行？当栓住拼了命也要从日本人手中要回孩儿的风车，当老东家牵着小女孩的手蹒跚在回家的路上，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将痛楚，隐藏在伤感优雅的叙述里。在残忍、凶蛮、贪婪的外表之下，寻找到关爱、坚韧、尊严的人性之光。冯小刚做得很出色。他说，拍完这样一部电影后，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休，要么就拍一些彻底的没心没肺的娱乐片。冯小刚是个聪明人，早些年和葛爷合作了诸多叫好又叫座的贺岁片。但他深知，要想成为大师，光靠挠痒痒是远远不够的。挠多了，大众烦，自己也烦。
从《集结号》时的华丽转身，到《唐山大地震》的深刻冷峻，再到《一九四二》的悲天悯人，冯小刚已经把责任和道义扛在肩头。比起热衷于搞堂会拍宣传片的张艺谋，不说人话不着四六的陈凯歌，冯小刚更像一位点穴高手，每一次出击都能准确地扣住大众的命门。
——不要以为每天早上喝杯牛奶啃几口汉堡我们就活大发了，饿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有着挥之不去的粮食情结。即便我们现在不再饿肚子了，但精神上却没有饱腹的感觉。
物质愈丰富，精神愈干瘪。

现在，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故作时尚、故作科技地在网上刷屏，把鸡零狗碎当圣经，把东拉西扯当福音。我们生活在如此娱乐的一个时代，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也是无助的。因为我们被迫生活得这么快速但无法得知目的地在哪里，甚至也不知墓地在哪里，我们只能拥挤在这块大众聚集的船甲板上集体拼命呼喊，“我好HI,我真的好HI啊！”
现下有很多不知所云的音乐被奉为神曲流传，抖音，快手上二流子似的段子手都能火遍中国，我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文化精英们要把我们引向何方，被商业化裹挟着的我们又最终走向哪里。
最后再劝冯导一句，你都到这个境界了，还屑于和那些烂片比拼票房吗？去他妈的《唐探》、《长城》，拿恶搞当幽默，拿肉麻当有趣，他们必定成不了长青的电影。
而这部《一九四二》，将是烙在中国人心头上的一道疤痕，且永难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