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匪电影经历了“九七”后，内容和制作开始发生变化，是进步

“九七”回归之后的香港警匪电影经历了“九七”后至2003年、2004年至2015年和2016至现今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电影中，其时间、空间、人物内部建构了文化身份认同的迷茫期（"九七"回归后至2003年）、探索期（2004年至2015年）与共生期（2016年至现今）。
时间上，通过年份和文化符号（警服、旗帜）作为时间，建构了文化身份认同的不同时期。空间上，通过香港空间、北上空间、海外空间作为空间背景，建构了文化身份认同的不同时期。

如同拉康所提及的镜像阶段，“我们既是镜前人，同时又是镜中人，我们受到外部世界来寻找认同，构建自我”。
在人物上，通过警察、匪徒以及他者塑造着文化身份认同的不同时期。从不同的纬度出发，发现香港警匪电影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其展示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叙事建构有所改变，而这种微妙的变化正建构着电影的意义本身。

电影正在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地通过各种方式将文化身份传递在荧幕前，起到记录文化的作用。

时间纬度建构文化身份认同叙事

哈维·戴维曾说道，“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换言之，不同的社会当中包含着对于时间的可支配性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时间观念。

“九七”以前，社会被英国所支配，港人的时间不属于自己，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不多，容易造成伤感、迷茫的观念。“九七”后的香港经历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CEPA政策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形态，人们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正是"重拾对生活所必需时间的支配权，使他们脱离了伤感”。
香港警匪电影惯以年份和文化符号（政治、体制）作为时间的表征，年份分为"九七"回归前至2003年、2004至2015年和2016年至现今，政治文化符号（警服）分为绿色警服、蓝色警服与中式警服，体制文化符号（旗帜）分为港英旗、港区旗与国旗。

在“九七”后至2003年、2004年至2015年与2016至现今拍摄的电影中，时间内部微妙的变化依次建构了文化身份的迷茫期、探索期、共生期叙事，代表了港人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有不一样的时间认知，预示着身份的变化。

以年份变化作为时间、身份的分界

香港警匪电影经常利用年份表达时间，建构不同时期的文化身份认同叙事。首先，电影以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年份代表陷入迷茫的文化身份认同时期。

其次，电影以2004年CEPA政策实施至2015年的年份代表探索的文化身份认同时期。最后，电影以2016年《湄公河行动》播出至现今的年份代表共生的文化身份认同时期。
“九七”回归后至2003年上映的电影，其叙事年份时间围绕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后时间段来回穿插，建构了文化身份迷茫时期。

迷茫期的代表作有《无间道》系列，无论是《无间道2》当中字幕以“无间有三，时无间，空无间，受者无间”作为开场，还是《无间道》系列通过众多年份1991、1995、1997、2002和2003年表明不同的年份，都侧面证明了电影利用年份时间体现港人生活在无间断痛苦的时间当中。
一方面，年份时间表现了“九七”回归前的环境与状态，让港人有所迷茫。开头显示在1991年，作为黑社会老大坤叔在闲暇之余，呆在的地方是传统中国戏曲俱乐部，可以看到坤叔和一群老人们在那里唱戏。

或是1995年的韩琛，坐在沙发闲暇之时听着粤剧，都可以看到他们受到中华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戏曲熏陶，背后反映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而重案组督察黄志诚道出一句俗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描述了80年代，自己的同僚被黑社会杀害之后，黑社会还能够逍遥法外的景象。背后也反映了流淌中国血液的港人之所以变成黑社会，是因为生活在英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大环境影响下，人们想要作出一番事业，可是却遭受了水土不服，只能够从事着像坤叔一样边缘的黑社会工作，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冲击下，混乱而扭曲的文化身份认同出现。

年份时间到了“九七”后，在港人回归祖国和适应中国内地的文化下，同样陷入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如在影片《无间道3》到达了2003年的时候，警察方面，刘建明作为黑社会潜入警察的卧底已经患有了精神分裂，迫于香港与内地警察的联手压力，刘建明幻想自己是警察陈永仁，最终走向了死亡。
陈永仁也由于长期处于警匪之间，早已需要看心理医生。在“九七”前大环境的影响下塑造了港人黑社会的身份，在"九七"后则是大家要重新适应新的身份，长期处于一个待定的身份，让港人陷入了无限的迷茫。

2004年CEPA实施至2015年上映的电影，其叙事年份时间建构出来的身份时而迷茫，时而清醒，常以2004年至2015年塑造文化身份认同探索期。
《导火线》开头将时间设定为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重案组督察马军是一名出色的警员，警队破案率最高的警察。与此同时在半年的时间里，平均每次办案伤人2.8个。抓捕的行动过程当中，其不合理的办案方式导致犯人受伤甚至是终身残疾。

最终马军的独白说道：我当警察那么久，有没有做错事情留给法官去判断，而我的职责就是警察抓贼。”
由此可以看出来在2007年的香港影片把文化身份的迷茫的警察形象落脚点回归到了“九七”回归以前，而没有放在真实的时间纬度当中。

在电影设定的时间内，他无法从迷茫当中认清自己警察的文化身份，依旧把抓贼的正义与滥用职权的不正当价值取向混淆在一起，而文化身份的进一步厘定和探索作为留白，需要人物在“九七”之后的时间依托相应的制度与法律继续探索。
《门徒》里虽然人物所处的时间是在“九七”回归后，但是开头字幕交代电影故事是基于1995年的真实事件改编。

警察阿力卧底八年贩毒集团，虽然最终成功破案，但警察阿力认为自己没有一天在警局里上过班，无法重新恢复身份回到警局里担任警察，只能够继续担任卧底，甚至在担任卧底之时还试图注射毒品。影片将迷茫的部分原因解释为1995年，而在“回归”后始终不断的探索新身。
《机动部队之警例》时间设置在2006年，一则来自于2006年的录像带模糊拍到机动部队的李永森与同事殴打犯人阿成，因此投诉课展开了调查。在李永森等人试图寻找阿成私了问题的时候，发现同事抒八不对劲，还是选择了先照顾同事的情绪，而没有继续迷失自己通过威胁的方式与阿成谈判。

丹八因为负资产持枪导致被警队调职，心生怨恨想要谋害上司，最终其与上司的误会解除后从机动部队调到了文职工作，自己也反省认为不再适合拿枪。
虽然电影当中录像带的时间标明了所在的时间为2006年，警察犯了许多致命错误，但是减少了人物那种从头到尾迷茫的困惑，发挥了港式人文的特点，利用人物之间的彼此情感指引着人们修正自己的文化身份。

2016年至现今上映的电影，其叙事年份时间常以2016《湄公河行动》播放至现今的年份塑造文化身份认同共生期。年份时间到了“九七”后，《拆弹专家》当中由刘德华扮演的警察章在山上台领奖时背景为2016年，此时的港人警察为正义而生，为之发言。
到了《拆弹专家2》当中由刘德华扮演的警察潘乘风上台领奖时背景为2015年，年份前置的同时港人警察是为申冤而来。

由此可见在文化身份认同共生期，以年份为时间的电影表达刻意的将2016年之后作为共生的表现，而这也可能与2016年被誉为香港警匪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共生期元年相呼应。
正是因为作为文化身份认同共生期的代表之作的《湄公河运动》诞生于2016年，赋予了2016年特殊的含义，从此香港警匪电影进入了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