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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阅读曼德尔施塔姆
在最后的也是臻于顶峰的诗歌飞升之前，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走过了无底的深渊：突发的个人灾难，折磨着也扭转了诗人的全部存在。他于1934年5月被捕，接下来的数周，他都生活在难以言状又不断加剧的恐惧之中，以及对一个陌异又足以致命的意志几近完全的屈从之中。在卢比安卡的审讯室里曼德尔施塔姆究竟遭受了些什么，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
在随后的流亡生涯里，不论是最初几个月在切尔登，还是后来在沃罗涅日，呆滞从未褪去，“致盲的黑暗”所带来的阴影也从未消失。
如此看来，在曼德尔施塔姆那里，沃罗涅日活生生地实现了“声音意义”层面上隐喻的扩展。不经意间，曼德尔施塔姆的选择使他向牺牲式的毁灭又迈进了一步，但也体现了开启另一段时间的生命虽然是“偷来的”的孤绝的渴望，以去除内在的、致使自身苦难的根源。或可说，正是基于几乎准确无误的历史意识，曼德尔施塔姆在俄罗斯地图上选择了至关重要也是命中注定的地点。早在17世纪末，彼得大帝就曾筹划让沃罗涅日成为俄罗斯通向世界的窗口，使位于内陆的莫斯科经由它而和最重要的海路交通系统相连，但这个角色后来被彼得堡承担；位于亚速海入口处的沃罗涅日造船厂，制造了俄罗斯舰队；亚速海、彼得堡、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形成了一条水路，而沃罗涅日是这条水路的起点。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沃罗涅日位于俄罗斯帝国行省的腹地，以俄罗斯革命运动重要的中心之一而闻名。
十月革命之后，政府对“民意党”的颂扬让他烦闷。但正如他妻子的回忆录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沃罗涅日时期，他竟不期然地对他们日渐同情起来，因为他们仅仅将自己的生命视为解放事业和农民利益的祭品。
让我们回到30年代的沃罗涅日。在身遭放逐的诗人眼中，这个小城似乎是个奇迹那隆起的干燥易裂的土地，仿若在扮演波涛汹涌的大海，但毕竟土地只能在模拟海的某种样子。在沃罗涅日，曼德尔施塔姆没能看见大海。他向往地中海，那欧洲文明最早的摇篮，但现在，他从中被活生生悲剧性地撕开了。他呼喊：“啊请给我一寸海的蓝色，为恰好能穿过针眼。”然而他面前没有海，只有简陋、低矮的房舍混乱地散布在沟谷和山坡之上。这座城市看起来似被穹苍之下拥有米开朗基罗之力的非人间力量从富饶肥沃的地带挤到了这片荒芜之地。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沃罗涅日是大地拥有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绝对权力的最好证明。这里的土地无羞地袒露，起伏在云层之下，浩大而富有创造力地扑面而来。由此看来，那些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未来的关键问题、主张平均地权者的革命者来到这里并非偶然。
对那些普通人来说，可能也因为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里，曼德尔施塔姆生平第一次与俄国的深厚迎面相遇，与一个处在大地威权之下的地域朝夕相处。不同于多少有些欧化的彼得堡或者莫斯科，此处的威权自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法则。
生活在沃罗涅日，另一种力量取代了审讯官和行刑者对诗人精神的折磨：那就是大地的力量。即便如此，住在贫民窟或破旧的出租房里，没钱，不能从事任何“文化工作”的生活，最初并没能给诗人带来自由的感觉。大地或者沉默，或者笨拙地、不连贯地表达着自己。只有进入“文明地带”，它的表达方能获得一种连贯性，那即是空间与它的词语的在场。为了重新开始言说，曼德尔施塔姆必须如同死去一般在一段时间内化为无言大地的一部分，然后才能使语言的能量从中恣意溢出。这就是俄国民间传说中人们使英雄起死回生的方式：先用死水、然后马上用活水泼淋其身。当曼德尔施塔姆写下下面的诗行时，他的脑海中显然想到了这第二次死亡，语言的死亡。他在感受到了自身的完整、找回自我的本质的时候打破了沉默。这发生在大自然笨拙的力量和与之相异的艺术的力量在此地冲撞在一起的时候。
从那以后他就重生了，重新开始了诗歌创作。
总的来看，曼德尔施塔姆的沃罗涅日诗歌呈现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即便外观上它们给人以混乱的印象，彼此分立的诗歌自成一格，乍看之下还有很多省略和未完成的片段，但它们的确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统一的艺术整体。
这一比较清楚地表明，对曼德尔施塔姆来说，互补性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原则，精心设计的、并非总是那么易于捕捉的诗歌间的互文性联系又是多么紧密。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选择创作上的断裂或片段的精确性，也许正是因为受到陌异的艺术空间的气息的激励，他的创作过去一直是在某种宏大文本的界限内、在早于他之前就已形成和被梳理的框架之内进行的。
曼德尔施塔姆认为自己是一只鸟，一只会唱歌的鸟，一只笼中鸟。沃罗涅日春日里让人沉醉的空气也不过是笼子。即使找回了声音，诗人的身体也无法承受在他面前展开的精神的自由。
在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曼德尔施塔姆认为言语而非作为预设系统的语言才是最后的真实。一个人能够剥夺诗人的语言，能够强迫整个国家使用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化的、苏维埃的“新语言”，但却无法从人类的嘴中夺走活生生的声息人们总想在曼德尔施塔姆身上看到一位一贯地、出自良心反抗极权统治的战士形象，或者至少把他看作是一位因怀抱西方式的自由人本主义理想而遇难的受害者。以新时代为背景，这些诗现在被一些人认为是诗人一时脆弱的表现，是诗人的恐惧从人性的角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及希望适应现存秩序的产物。
如果将这些诗句放回原文语境，至少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并不具备单一的含义，但意识形态的文学拥护者们却无法领会它们丰富的意思。人们应记得曼德尔施塔姆30年代的诗歌不同寻常地充满了政治术语。杂志、书籍、广播的宣传和参加无数的会议所形成的压力，每天都在将一系列特定的社会学概念注入人们的头脑。诗人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些。有的人可以堵上耳朵、闭上眼睛，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曼德尔施塔姆基本上对外界保持敞开。环绕着他的意识形态因素被不自觉地吸收进他以语言为原料的工作中，他把它们当作生活提供的自然材料，用以表达他的不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捍卫者能觉察到的纯粹的美学目的。他剔除了在苏联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概念的定义及其被强加的单一性，而将它们放入具有新奇色调的语言环境，从内部瓦解了它们的原有含义，以便把它们纳入专属于他的诗歌语言体系的语义层面和联想层面。
他在俄国古典文化甚至更广泛的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思考它们，同时通过使它们从属于更广泛的法则和标准的方法来消解对它们精神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