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行必果！是“士”的基本要求！

第十三篇第20章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士：象形字，有人认为像一顶官帽，所以士有贵族的意思。也有一说，士像禾苗立于地上，由于耕种之事是男人的事，所以“士”指男人。
以上两种说法的都经不起推敲，其实士的造字本意指的是“雄性生殖器”。所以“仕”的最初意思就是指男人。

又如“壮”字，左边像一张床，所以壮的本意指男人在床上的表现。
又如牡指的就是公牛，吉指的就是“士”和“口”的顺利结合，毐表示“士”不可以乱用。
随着文字的不断发展变化，士成为一种阶层，属于贵族的最底层，《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十等为：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
士上面有王、诸侯、卿大夫，士下面的属于庶民、奴隶。
作为一个等级，士的衣、食、婚、丧都有特定的规范。到春秋战国交替之际，随着孔子办私学开始，普通百姓也可以接受教育了，士才转化为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它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
从社会角色看，士多数以武士为业。春秋初，管仲辅佐齐桓公改革，就规定士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事训练和打仗。如《楚辞》：“矢交坠兮士争先”。春秋末期，士多指文士。
《说文解字》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对孔子这句话，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有进一步的解读：“学者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士”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由博返约的思维能力。
换言之，士必须能对五彩缤纷万象丛集的客观世界进行抽象概括，进而探讨其内在规律的能力。
其次，孔子还说过“士志于道”，其意是讲：作为士，他的最高追求应该是道，这道既是客观真理，又是主观道德。
所以，对于士的双重要求就是：既探求客观真理，又追求道德完善。士既是真理探求者又是社会良心。
现在，知识分子和具有某种学识、技术和品德的人也通称为“士”。

行己：即自己的个人行为、修养，如：《晏子春秋·外篇上二二》：晏子相景公，其论人也，见贤而进士，不同君所欲；见不善而废之，不辟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
辱：最早字形见于商代甲骨文。从辰从寸（手），辰的意思是去除农田害虫，辰寸结合，指耕作，这个意思被后起的“耨”字所取代。
误了农时，耽搁了耕作大事，有杀头之罪，即失耕则戮，所以“辱”字又有“羞耻”之义。
辱也指伤害他人名誉、人格，如侮辱，又指使人受到羞辱，用作动词。
辱也用作谦词，表示屈尊对方，等同于承蒙，如《左传》：“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声。次为不靠前的、未经精选的。
次的原义为驻扎，如《左传》：“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后延伸指旅行时停留的处所，如“旅次”。
次后延伸指第二、不重要等意，如《孙子·谋攻》：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次也指顺序，如次序、档次等。次也用作量词，如：一次、几次。

言必信，行必果：说到能做到，做事能善始善终，不轻言放弃，这是作为“士”的基本要求。
硁硁然：硁（keng）是响声词，即敲击石头的声音，如《论语》中有：“鄙乎，硁硁乎”。
硁是击石声，由此延伸出坚毅、勇敢、执着等意。所以硁硁然意为响当当的、突出的。
很多人会把硁硁然理解为浅薄固执，这是对对孔子的错误理解，如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中有言：昔“夷齐”不食周粟，“鲍焦”死于桥上，彼之硁硁，何足师表哉？
葛洪认为曾被孔子多次赞扬的伯夷、叔齐、鲍焦都是浅陋固执之人，不值得后人学习。
孔子在本文为“士”定义，所以“硁硁然”一定是褒义词。

小人：一种身份称呼，即庶民、平民，和贵族相对。小人也可以作为道德称呼，没有修养、品德的人被称为小人，和君子相对。
本文提到“士”的定义，所以“小人”不可能是道德称呼。
斗筲：斗和筲都是一种容量很小的容器，斗筲之人指的就是“器量”很小、没有胸襟的人。
全文理解为：
子贡问道：“怎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呢？”孔子说：“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 是士了.”
子贡又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长辈。”
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能做到，做事有始有终，坚毅执着有义气的普通百姓，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 的士吧。”
子贡又问：“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

历代先贤及现代的杨伯峻、李泽厚等人都把“硁硁然小人哉”理解为“浅薄固执的小人”，令人十分不解。
一，既然是“士”，孔子怎么可能说他是小人呢？既然是“士”，一定是君子。
二，硁硁然为何要理解成贬义词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们可能会解释成：“言必信，行必果”不应该，是一种不分是非的傻冒行为，那么，难道要言而无信、有始无终才是应该的吗？
三，也许有人会搬出孟子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来论证“言必信，行必果”的不必要，其实孟子的这句话是对孔子弟子有若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阐发，是对“言必信，行必果”的补充说明，不管是言还是行，都要符合“义”。

“言必信，行必果”是做人的基本素养，孔子在这里并不是在否定它，而是在肯定它。
孔子认为“士”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士就是能力很强的为政者，中士就是德才兼备，声名远扬的人，下士就是讲诚信、做事有始有终、讲义气的普通百姓。
总之，“士”就是个有能力、有道德、能顶天立地的人，贵族可以成为士，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士。贵族可以成为勇士、武士、有识之士，普通百姓可以成为壮士、义士。

外交榜样叔孙豹
鲁国有个贵族、叔孙家族的叔孙豹，不但报读诗书，精通礼仪，他曾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思想。在外交方面，他有勇有谋，有气节，是中国外交史上榜样式的人物。
公元前546年，在郑国的虢地，14个诸侯国召开盟会。这次盟会比较特殊，国君不参与，由各诸侯国的大夫们参会，谋求弭兵休战。
盟会还在进行中，鲁国的季武子就攻伐莒国，占领了郓城。简直不把盟会放在眼里。消息传来，莒国向与会各国控告，代表南方诸侯盟主的楚国公子围主张杀掉鲁国的盟使叔孙豹泄愤。

代表北方诸侯盟主的晋国乐桓子借此机会向叔孙豹索取贿赂，表示他可以向楚国说情。
叔孙豹表示拒绝，在他心中，自己奉国君的命令来参加会盟的，现在国家有事，自己用财货免死，只能表示用财货可以达到私欲。
眼下虽然可免一死，但今后自己怎么再从事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呢？如此行为一定会有人仿效，自己安全了，却为诸侯大夫们树立了一个行贿免死的榜样。
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孟劝叔孙豹逃走，叔孙豹又拒绝了。他说：“我奉国君的命令，来参加诸侯的会盟，是为了国家。如果鲁国有罪，而来参加会盟的使者逃了，那鲁国一定免不了要遭到讨伐，这样我出逃反倒危害了国家。
如果我被诸侯们杀害，那对鲁国的诛伐也就到此为止了，必定不会再兴师问罪。请杀我吧。如果我的死可以使国君平安，对国家有利，生与死都是一样的。”

赵孟因此称赞叔孙豹的贤能，坚决向楚国请求，最终赦免了叔孙豹。
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和叔孙豹一见如故。
虽然同样是贵族，但跟季札数次放弃国君之位相比，他没有季札那样超然，因为他的存在依托于庞大的叔孙氏家族，他必须为家族而活，为鲁国而活。
为此，季札很担心叔孙豹最终的结局。季札给叔孙豹的预言是：“您可能会不得善终。我听说君子应致力于选择贤人，但你喜欢善良却不能选择贤人。您身为鲁国的宗卿，又承担着国政，不慎重地举荐人才，怎么可以呢？祸患必然殃及您。”
果然，叔孙豹晚年，家政被年轻出逃时与村妇所生的儿子竖牛把持。几次家变下来，叔孙豹对竖牛力不能治。反而，竖牛开始变本加厉地虐待年老多病的叔孙豹，并且不给他饭吃。

公元前538年12月28日，这个先知、鲁国的宗卿、世家、贵族，被活活饿死。
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叔孙豹的命运在他出生之时就已经确定了。专业先知卜楚丘应叔孙豹的父亲邀请曾预言：叔孙豹这个孩子将会出奔到外面去，而又能回家来为庄叔祭祀，做叔孙家的继承人。
但他领了一个叫牛的坏人回来，最终则会因饥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