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为何力主红军南下？林彪堂兄带回一句什么话，让张幡然醒悟

个人私欲？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意见无法调和，最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发生分裂。
作为红四方面军长期以来的“头号人物”，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态度无疑是导致此次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张为什么坚持要南下呢？一直以来主流的说法都是，张权力欲膨胀，故意制造分裂来达到其获取领导权的目的。
这种说法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并不全面。当时张已是红四方面军的“头号人物”，加之其资历极深，本来就已是位高权重，并不是非要靠和整个中央撕破脸皮的方式来获取权力。
况且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已经取代了周成了红军的总政委，已然是位高权重，只要妥善处理，凭借四方面军的雄厚实力，他必能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他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冒着对抗整个中央的风险去赌一个不可靠的未来。
所以，我认为，张国焘力主红军南下，除了个人私欲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战术考虑
不可否认，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自有其战术上的考虑，道理很简单：如果他觉得南下必败，他就不会支持南下，因为如果部队打光了，对他自己完全有害无益。
中央在会师之前就已经指出，会师后应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政权后再以一部分兵力西出新疆。但是张国焘却倾向于认为，应先取川西南，以获取粮食和给养。
从红军分成左、右路军后的电报来看，张坚持南下的态度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坚决。从他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张对北上的前途确实有所担心，他给中央发电：“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再北进……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他还担心红军北上是否会陷入“无止境的运动战”，敌人会不会大力围剿，以及能否站稳脚跟等问题。在他看来，南下阿坝一带好处多多：“沿途2000户人家……粮、房较多，苞谷已熟……北进，则……病号皆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

应该说，张的南下主张，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会使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发展壮大的机会……是右倾悲观估计……”。
张犯了战略上的错误，这或许不全然是他的私心导致的，也可能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国际背景
在早期的军史和党史上，共产国际始终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角色，甚至在有些时候，它所发挥的，完全是一个裁决者的作用。
考虑到在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后，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劝说下才取消的，我想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共产国际政策对张国焘决策的影响。
从战略的角度上说，红军如果能够打到靠近苏联的北方，获取苏联方面的援助，一定是好过在重兵把守的南方诸省的夹缝中忍饥受穷的，国民党在南方统治力远强过北方，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事实上，早在1927年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就曾提出过要向西北发展的“西北路线”，但是他的这一建议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被斥责为“逃跑路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33年，当时我察绥抗日同盟军曾秘密尝试过与外蒙联络，但是此举也遭到了莫斯科的批评和反对。
正是苏联的这种态度导致了，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明确提出向西北发展的战略。
需要指出，莫斯科的这种考虑显然不全是反对红军走“逃跑路线”，它很大一部分的考虑乃是为了苏联的外交利益。这里所说的外交利益，除了指莫斯科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外，还指他们和日本的外交关系。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之后，斯大林才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他明确告诉即将回国的林育英（张浩）说：“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但是在这一精神被带回国之前，中央和四方面军都不知道苏联人的意思，因为他们已经和共产国际失联了。
张国焘作为一位1920年就参加了建党工作的元老级人物，一位担任过共产国际代表，有过留苏经历同志，在北上还是南下这个问题上，他无疑受到了共产国际态度的影响。而其余同志之所以没有跟着中央走，也未必并不是因为受到了这种影响。
考虑到张国焘后来另立“第二中央”时，声称自己效仿的是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我们不难想象，张肯定一度相信共产国际是支持自己的，南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共产国际的决策，所以他才敢以“正统”自居，说“我们应该把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不应把获取苏联援助当成目的。
而当他得知林育英带回的指示后，他很快就泄了气，并且开始同意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