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春天的列车》一个并不勉强的隐喻

在看《通往春天的列车》（以下简称《春天》）的过程中，我一直下意识地拿《平原上的夏洛克》（以下简称《平原》）来和它作比较。也正是在两者的比较中我才知道，《平原》有多完美地诠释了那句鸡汤：“你要费尽全力才能显得毫不费力”。《平原》就是这样一部妥帖到到让人觉得“毫不费力”的电影，而相比之下，《春天》就或多或少显得有些散乱、局促、捉襟见肘。
比如在故事的推动力上，《平原》对观众友好得多——它把戏剧冲突（找到肇事逃逸的车）设计得足够强、足够吸引观众把这个故事看下去，哪怕电影的醉翁之意并不在此。相比之下，《春天》就缺少这样一个足够强的、能够安抚观众继续看下去的设计。勉强近似的，大概是李大川抓贼，但是即便在这个故事上，《春天》的焦点都是分散的。很多评论说这部片子沉闷、拖沓，我想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过对于我来说，接受《春天》的这些缺点相对要容易一些，因为只要有任素汐在，我就不再需要任何剧情上的安抚而愿意给出我的信任，耐心地沉浸入电影想讲的故事里。事实上，一旦踏过这样一条门槛，《春天》的魅力就和《平原》一样自然显露出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拿《平原》来和《春天》作比较，而不是更多影评者会选择的《钢的琴》，尽管后者从故事元素上来说似乎与《春天》有着更多的相似点，但是我认为，从电影的内核上来说，《平原》和《春天》讲述的才是同样一个故事。《平原》的主角是华北平原农村的农民，《春天》的主角是东北平原城市的工人，但他们似乎遥相呼应，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更巧合的是，他们还都有一个仗义的兄弟陪伴在身边。

《脱口秀大会》里的大张伟有一个诡异的拍灯标准：“闪闪发光的神经病”这样。这其实是一个很不讲道理的，因此也反映出很强大内心的一个词汇——一方面足够笃定地认可一个人、一件事是“闪闪发光”的；另一方面又不屑于遵从多数人的标准，甚至也不屑于去解释清楚（当然有时候也很难解释清楚），你就拿我当“神经病”好了，反正我知道自己不是。按照我的理解翻译一下，其实就是“我乐意喜欢它，我讲不清楚道理，但是你摸着良心想一想，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吗？”
这样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就是我最欣赏《平原》和《春天》的地方。如果你没去看《春天》，我试着用我不太好的记忆来从电影里举一个例子：在不知道是第几次倒霉之后，男主角李大川去河边钻开看起来有一米多厚的冰层抓鱼，落魄到回归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用鱼到菜市场换了肉，回家做饭招待朋友夫妻。酒至微醺，任素汐饰演的妻子苏芳主动拉着朋友的妻子去客厅看电视，告诉李大川：看你们俩憋坏了，抽根烟吧。苏芳走后，李大川向朋友炫耀：看，我老婆懂事吧？抽完烟，李大川偷偷跑到客厅，站在玄关后面痴痴地看了苏芳半天，然后回到餐厅对朋友说：我老婆长得可带劲了。

你可以说这其实就是温情或者是别的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都不能完全说清楚它为什么这么打动人，我反而愿意胡搅蛮缠地说：我不管，这就是“闪闪发光的神经病”，我就是喜欢。
当然，促使我最终写下这篇文章的，除了这样“闪闪发光的神经病”的温暖细节之外，还在于这部电影似乎有着更大的野心和指涉。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与以往不同，这次我在文章开头选的歌没有办法直接从微信公众平台的音频素材库插入，而必须自己上传。这是年初疫情肆虐时候任素汐发在微博上的一首自己写的歌《那年》。看任素汐的电影，尽管只看表演就已经相当精彩，但是如果听不到她唱歌，总是一种缺憾。《春天》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缺憾。不过我私心里却觉得，这首《那年》意外地合适做《春天》的主题曲。
那年的呱呱坠地啊
那年的老无所依
那年的满心愤恨
那年的生死转机
那年的的万人空巷啊
那年的小心喘息
那年的铁栏罩住傲慢人
那年的生灵哭晚清
那年的昼夜难分眉不展
那年的冬盼天雨晴
“那年的冬盼天雨晴”，本就可以看成是“通往春天的列车”的另一种说法，“呱呱坠地、老无所依、满心愤恨、生死转机”，对应到《春天》里李大川妻子临盆、蒙冤受屈、艰难谋生，每一句也都格外贴切，而最引人遐想的那句“那年的生灵哭晚清”，则无疑是刺破这冬天何以如此漫长的根源的一支匕首。

《北青艺评》的一篇影评说，片尾字幕打出“国家出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字样生硬突兀，是一种“强行的主题升华”。这种想法当然可以理解，类似于对于犯罪片都必须在片尾字幕里写上“违法者已经得到了惩罚”的反感。但是这次我却要为《春天》做一个辩护——这串字幕反而恰恰是这部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帮助作品完成了对于一种人类生态的隐喻。这种人类生态，在《春天》里被称作“东北”，在《平原》和《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被称作“河北”，在秦晖先生关于宋元明时代陕西史的新著《王气黯然》里被称作“陕西”，而在任素汐的那首《那年》里被称作“晚清”，同时也是今天的中国。
很难不去怀疑，导演在片尾打出“国家出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这样一串字幕的时候，是否想到了那个告诉李大川只要抓到偷零件的贼，就把本属于他的4万的下岗补偿款给他的厂长。因为这个承诺，在寒冬的深夜蹲守在厂区墙外成为了李大川生活重要一部分；也因为这个承诺，任素汐饰演的李大川妻子向厂长行贿，而让李大川感到羞耻与不安。但当两个贼终于被抓到的时候，厂长却毫无心理负担、甚至理直气壮地否认了自己之前的承诺，给出的说辞同样正大光明、冠冕堂皇，但是只要仔细一想就全是空洞与荒谬。我想，把厂长秘书骂出门的苏芳（任素汐）在那一刻应该能够明白，从头到尾，哪怕在大川没有被冤枉之前，厂长都没有打算真正给他们那4万的补偿款。而与这样真正的无耻相比，他们为了这个原本不存在的愿景而做出的那些行贿、欺骗的恶行都变得那样的荒唐可笑。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清楚了这种荒谬，我想可能没有。这真的很难说清楚，因为它原本就有一点黑暗、反世俗道德的意味在里面。这是一种恶的互生互哺，如果要起一个名字的话，我想把它叫做“玛蒂尔德陷阱”。玛蒂尔德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的女主角，她节衣缩食，为别人打短工，整整劳苦了十年，最后，得知所借的项链原是一串假钻石项链。毕飞宇曾经对这篇小说做出了一种与众不同但是却又似禅宗棒喝的绝妙解读，来感叹外国人的“老实”。而我在这里用玛蒂尔德来命名《春天》隐喻的这种人类生态，也是基于另一种与正统看法不同的解读：玛蒂尔德是一个不完美的受害者，但是她承受了远远不应该她承受的代价。
我想，《项链》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有着经久不息的永恒魅力，绝不在于设计了出人意料的反转结局，那样的东西不值得让一代代人长久地认可一部著作。它所真正伟大之处在于点出了这样一种困境，而它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那就是我们很可能因为被更为巨大的力量暗中操弄而不自知，反而无谓地自责自己的不完美。不同之处在于，玛蒂尔德的被愚弄至少好在不是出于朋友的“蓄意”，而李大川们的被愚弄，就是厂长们的有意为之与无动于衷。
你做了小恶，然后厂长们凭借信息差等权力优势，利用你做的恶来进而做出更大的恶，却能假借善的名义。最后的结果，就是庄子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李大川是如此，那些偷机车厂零件的小偷同样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李大川为什么在终于抓住了小偷之后，却最终选择了放弃。一方面当然是小偷的哀求和他拿出的妻子、孩子的照片引起了大川物伤其类的同情心，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直到这一刻，心中一直怀着找到罪魁祸首洗刷自己冤屈的执念的大川在忽然颠覆了自己原本对于小偷的脸谱化的想象。我不知道在那一刻他是不是想到了“底层互害”这几个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大川心软松开了小偷，却被小偷恩将仇报拿砖砸破脑袋落荒而逃，他的兄弟愤怒地再去追赶小偷的时候，他为什么依然选择叫住了自己的兄弟而放过那个小偷。

坐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一个片段的时候，我的脊柱一瞬间像过电般颤抖了一下。回过头发现，原来这部电影的很多看似散乱拖沓的地方，其实都非常用心。小偷虽然看似还是“不知悔改”地砸伤了大川逃跑，但是影片却早已通过之前的情节让我们知道，他哀求大川时所说出的经历却并不完全是急于脱身的欺骗之语——大川曾经跟踪两个小偷到一个酒馆，看到他们在贿赂工厂的保安，大川默默坐在旁边吃着炒面一言不发。就在这个场景中，小偷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妻子马上要生孩子，自己不想继续做下去了。回过头来品读，我们才发现这个段落的用意所在。
再回想起苏芳最初拉着大川去找厂长行贿的时候得小心翼翼，连大川大大咧咧端起厂长递上的茶杯喝水苏芳都要瞪他一眼；到片尾，面对着真正粗俗无礼地用手搅弄着被子里的茶叶的厂长秘书，苏芳一定感受到了命运的嘲弄，一定会深恨当初自己的“小心喘息”是多么愚蠢可笑、多么毫无意义。同样，大川默默吃炒面的那个夜晚，他一定在笑自己曾经多么迫切地想向那两个保安证明自己的清白，又曾经如何责怪自己不该多管闲事去抓贼，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不幸一定是因为自己哪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而眼前的事实却无比清晰地向他昭示着：原来自己一直那么可笑又可悲地被人愚弄。

“大川抓小偷这个事，就相当于东北的经济，你抓到小偷，就好像我们知道东北的症结是在哪儿了。但是大川没要他钱，就是我抓住问题的症结了，但我解决不了它，这个隐喻比较深。”这是前面提到的影评里引用的导演在访谈中的一段话，可惜的是，影评的作者根本没有能够理解导演所说的“隐喻”到底指的是什么，反而干脆把标题叫做《一个很勉强的隐喻》，指责电影的故事与时代背景并没有逻辑上的对接，认为“剥离掉东北这个地域背景和东北经济依旧萧条且正在艰难复苏这个时代背景，故事的主体仍然成立。”
事实上，秦晖先生在《王气黯然》中就强调，自己写的其实并不只是陕西史，其实是中国史。而要真正理解《春天》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同样要跳出不止一个刻板思维：除了不需要纠结于抓贼这个故事讲得是不是吸引人之外（这一跳相对比较简单），也不需要过度纠结于“东北”、“工厂”、“下岗”这些太过有话题性的标签（这一跳对于很多人似乎就不太好接受）。
影片结尾，火车载着大川驶向南方，镜头对着火车的窗外，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少，绿意越来越浓。这很容易被解释为是用南方之春来反衬北方之冬。但是与此同时，前面提到的“东北振兴”的字幕就在此时出现。如果你能够接受我对于导演对此其实不无怀疑甚至讽刺的解读的话，那这样一种“北方-南方”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其实也随着这段字幕而被导演颠覆掉了。如果你再重新听一遍任素汐的那首歌，你不但会怀疑这个结尾是否真的留下了希望，你也会在醒悟原来根本没有所谓“南方”之后明白，这部电影讲述的并不仅仅只是北方